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11年，这是大宋政和元年，大辽天庆元年。

注意到了吧？这一年又改年号了。大辽改元，是因为上一个年号“乾统”已经用了十年了，也该换换了。而大宋改元，则是因为上一年，天上又出现了彗星。

彗星是灾异啊，皇帝怎么也得表示表示。上一次出彗星，还是1106年，那次宋徽宗的应对办法就是改元，从“崇宁”改成“大观”，然后把锅甩给宰相蔡京，罢免了蔡京。这次彗星又来了，老剧本，继续改元，“大观”改成“政和”，然后继续把锅甩给蔡京。可是蔡京这时候已经被罢相了，那不行啊，锅还是你的，不背不行啊，所以把蔡京的官职降了一格儿，还撵出了开封。这算是象征性地给了老天爷一个交代。

到了这一年，朝廷还有一个新政策，把蔡京执政期间的一个货币政策——“当十钱”给废了。

什么叫“当十钱”？简单说，就是用三枚小铜钱的铜料，铸成一个大钱，当十枚钱用。这就是“当十钱”。

你一听就知道，这不是要搞通货膨胀吗？

对的。但是在当时，事情可不止是通货膨胀那么简单。现代社会能印钞票的，只有政府。可宋朝是铜钱时代，铸钱的手艺，民间也有。蔡京要搞当十钱，大家就想啊：朝廷搞得，我搞不得吗？我找三个小钱熔了，也能铸一个当十钱啊。三块换十块，纯赚七块。这诱惑谁能扛得住？虽然私铸铜钱是大罪，那也禁不住。一时间，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大家都开干。

一年不到，整个东南地区，连小铜钱都找不到了，都熔了做大钱去了。

几十年后，有人就在笔记里，记载了家里长辈亲眼得见的一个场景。那是1107年，这位长辈在江西九江当官，夜里登楼一看，嚄！长江江面上灯火点点，明明灭灭，煞是好看。有人说，这是渔家的渔火，“江枫渔火对愁眠”嘛！

但是这位长辈有经验，说不是，这么多，肯定是干坏事呢。就派人去抓，一抓一个准——全是在船上私铸钱币的。为什么在船上干？一是因为江上不好查。二是，刚出炉的钱可以直接浸到江水里冷却。这就是当时私铸钱币的盛况。

上一年不是出现了彗星吗？朝廷大赦天下，顺便点了点数，看看有多少人因为私铸钱币被抓？一算不得了，居然有十几万人，可见这个犯罪的规模。

既然当十钱危害这么大，要废掉。那怎么废？就是直接宣布，这种钱打回原形，只能当三个钱用啊。那天早上，天还没亮，几骑人马从皇宫的东华门冲出来，沿街一路高喊：“当十钱，从今天起，当三个小钱花。”消息瞬间传遍开封。富人们从梦中惊醒，这下睡不着了：如果家里这种钱多，财富瞬间缩水七成啊。就连皇帝自己内库里的钱，也跟着缩水。这是一道朝廷砸自己脚的诏令——但不砸也不行啊。你看看这当十钱的政策，搞起来一通大乱，废掉它，又是一通大乱。

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如果当十钱这个事儿，就是这么明摆着祸国殃民，蔡京又不是笨蛋，他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呢？

而且，你去看整个过程，蔡京好像对这个事儿有执念。他不是几起几落吗？只要当了宰相，他马上卷起袖子铸造当十钱，只要他一罢相，当十钱就被废。走走停停，这事已经折腾了好几回了。

你可以说蔡京坏，但他可不傻。他非常清楚，每推一次当十钱，就等于给自己的政敌送去一颗攻击自己的子弹。

好了，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聪明的一个人，要反复地、几乎是自杀式地，推一项所有人都反对的货币政策呢？我们通过“当十钱”这个话题，又可以观察到这个阶段的中华文明的哪些深层困境呢？

1

坦率地说，中国古代，用少少的一点铜，铸造面值很大的钱，搜刮一笔民脂民膏，这种事，蔡京不是第一个干，也不是最后一个。

干这事的后果，非常清楚，肯定是饮鸩止渴。所以，在历史上，往往都是那种走投无路，要是不把今天熬过去，就看不见明天的政权才干这种事。比如三国时期的刘备，就铸造了一种“直百五铢”的大钱，孙权就更狠，他铸造的钱，一个当一千个钱花。

这都不能算什么国家的货币政策，这本质上就是一种乱世里的战争税。

那就奇怪了，这个时候的大宋朝哪就到了这种地步啊？至少表面上，这还是繁华盛世啊。你去看看《清明上河图》，多数学者认为，画的就是徽宗这个时代。所以，蔡京搞当十钱的时候，有监察御史就说了：古代打仗的时候，怕没钱赏赐军队，才造什么以一当百、以一当十的钱呢。那都是权宜之计啊。现在国家没事，搞这事干嘛？

那你说，蔡京为什么要搞当十钱呢？你可能会说，因为宋徽宗贪图享受，太能花钱了吧？

确实，蔡京为了迎合徽宗，搞出一套歪理，叫“丰亨豫大”，这四个字都来自《易经》，丰足、通顺、安逸、宏大，总之都是好词。蔡京的意思是，咱们这个天下都这么富足繁荣了，你这当皇帝的，可不能太寒碜了，要顺应天道，该享受得享受。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啊，千万不要没苦硬吃。

这不仅是为了讨徽宗的欢心，更重要的是，这才能显出蔡京的本事啊。他经常去跟徽宗说，嗨，放心花吧，我给你攒的钱，都有五千万缗了，你就折腾吧，什么铸九鼎、建明堂、修道观，随便啊。你看，这牛都吹出去了，蔡京就得把钱搞来啊。所以，他就得不择手段地搞钱，包括要铸当十钱。

你要是再深看一层，这还是蔡京给自己造的一个人设。蔡京心里也很清楚，徽宗并不喜欢他，用他当宰相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蔡京能干，能搞钱。那好，既然你对我是这么个印象，我就要给你把这印象砸实。只要你用我当宰相，我就给你看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我不仅有本事给你搞钱，我还有本事让你立马看见成果。所以，什么加税，什么扩大专卖，那些招儿都太慢了。只有直接铸造当十钱，相当于在徽宗的存折上直接加个零，这多快？

什么？你说有后遗症？那不是后面的事儿吗？什么私铸成风、物价上涨、市场崩坏，那些事儿是要等几年才显出来的。我先打个时间差，把这宰相的位置坐稳了再说。等坏处显现，没准我都罢相了。谁来接烂摊子，谁去收拾啊。这不，今年的现任宰相就是在替蔡京收拾残局。等政敌收拾得差不多了，放心，徽宗皇帝就会回过味儿来的，他又想花钱了，就会又想起我蔡京的。我就又回来了。

所以，我们只要不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而是站在蔡京个人利益的角度，为什么要铸造当十钱，确实也解释得通了。

但是，这还不是今天的重点，刚才我们描述的，是一对昏君加奸臣挥霍无度，通过货币政策横征暴敛，这都是道德层面的批判，而我们今天的人，还应该更深一层，看到一个事实，这个阶段的大宋，也确实遇到了严重的钱荒。蔡京铸造当十钱，确实也是因为铜钱不够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钱荒”？就是字面意思，缺钱。但是请注意，古人的缺钱，和我们现代人说的缺钱，意思不一样。现代人生活在商品社会，缺钱就是穷。可是古人说的缺钱，不见得是穷困，也不见得缺乏生活物资，而是说，市场上缺乏流通的中介货币。

你可能会说，钱荒就钱荒呗，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嘛，老百姓只要手里有粮，心里就不慌啊。

不是那么简单啊。一旦真闹起钱荒，对一个社会的杀伤力是全方位的。咱们简单地推想一下，会发生什么——

那个时候的老百姓，主要的生活资料的确都是自产自销，但是，毕竟要买盐、买铁、还有一点生活用品。苏轼的恩师张方平就写过这么一段文字，说我大宋的那些穷苦老百姓啊，过节的时候，砍点柴背到城市里，往来要走几十里路，卖上几十个铜钱，就是为了要买点葱、青菜、盐和酱菜，家里老人小孩就觉得是珍馐美味了。对，那点钱，虽然在生活支出中占的比重并不大，但是对穷人改善生活质量意义重大。那点点小点缀，小滋味，是照进穷人生活的一束光啊。而一旦发生钱荒，市场交易大大消退，这束光就灭了。

对老百姓，更要命的是，一旦钱荒，自己手里的东西就不值钱了。平时还好说，到了交税的时候怎么办？从唐代推行两税法开始，交税就要按钱来计算了。请注意，当时交税还不是必须要交铜钱，但是以铜钱来计价。钱荒的时候，铜钱就贵了，要交的税自然就水涨船高，百姓负担陡然加重。

对于朝廷来说，钱荒的危害更严重。平时发官员的俸禄，购买官府需要的物资，都需要钱。这个还好办，大不了先欠着。但是有一些钱，是等不得的，比如军队的军饷和赏钱，一旦真有战争，这是关系到军心士气的事儿，拖不得。

跳出来想，钱是什么？钱是经济的血液啊。一旦发生钱荒，就意味着农民种粮食卖不出价，意味着商人做生意没钱周转，意味着老百姓拿命凑都凑不出该交的税，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运转突然之间卡住了。

我们可以借用现代经济中“通货紧缩”的概念来理解中国古代的“钱荒”现象。

对现代国家来说，通货膨胀虽然让人难受，但比起通货紧缩，它根本不算什么。为什么？通货膨胀的时候，钱越来越毛，大家心里着急，赶紧花，所以消费、生产、流通这个闭环没断，只是大家手里的资产在贬值。

而通货紧缩就要可怕得多了。钱越来越值钱，你今天攥着100块，下个月可能就值110块，那你还买啥？放着别动是最划算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消费、不投资、把钱攥在手里，那市场上钱就更少了，钱也更值钱了，那就更没人花了。这个恶性循环一开始，市场就崩了。

现代国家的央行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事儿。所以你看现代政府都希望物价微微涨一点，就是不敢让通货紧缩出现。

古代的钱荒不完全等于通货紧缩——但机理是一样的。钱越荒，钱越贵，大家越是要把钱攥在手里、埋在地里。市场上的钱就更少，物价就更贱，农民就更卖不出粮食，商人就更不敢扩张。整个社会就这么一圈一圈地往下转，谁也拽不住。

那怎么办呢？国家赶紧多铸造货币不就行了吗？没那么容易。古代国家铸造铜钱，会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比如，就在这几年，大宋朝突然发现，手里没有铜了。

宋朝铸钱的规模在中国古代是天花板级别的。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朝廷一年铸钱量的最高纪录是506万贯——这是北宋的顶峰，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顶峰。506万贯是什么概念？唐代铸钱最厉害的天宝年间，一年也就铸30多万贯。你算一下，宋代是唐代的15倍。但是到了这几年，突然铜不够了。

宋朝最大的铜矿，叫岑水场，在广南东路的韶州，就是今天广东韶关一带。神宗元丰年间最盛的时候，岑水场一个矿区的铜产量，占全国铜产量的87%。你听这个数字就知道了，对这个矿区的依赖度太高了。元丰八年，就是1085年以后，岑水场的产量开始大幅下降。到了宋徽宗这一朝，这座矿基本就枯竭了。

能想的办法也都想了。比如，推广“胆铜法”。这里稍微科普一下，什么叫“胆铜法”。古人炼铜，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架火烧矿石。但这种方法，对矿石品质要求很高，成本也不低。于是中国古人发明了一种更聪明的办法——不用火，改用水。有一种天然硫酸盐矿物，古人叫它“胆矾”。把它泡在水里，水就会变成蓝色，这叫“胆水”。这水里，其实溶解着铜离子。接下来，把一块铁扔进去，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水里的铜离子，会在铁的表面变成一层金属铜。

说白了，就是铁把水里的铜“换”了出来。最后，把这层铜刮下来，再稍微加工提纯，就可以得到铜。用今天的话说，这其实就是一个“金属置换反应”。这就是所谓的“胆铜法”。

这个时候的宋朝，不仅用了胆铜法，连渣铜都没放过，把以前铸钱剩下的残渣重新熔炼，从里面榨出最后一点铜。但即使如此，还是不够啊。

到了崇宁五年，就是1106年，就是蔡京当宰相的这段时间，中书省算了一笔账：朝廷给铸钱定的目标，需要铜1011.5万斤，而实际上能收上来的，只有660万斤，缺口300多万斤。缺三分之一啊。这不是“再努努力就能补上”的缺口。这是国家铸钱的根基，发生了塌方。只要找不到新的大型铜矿，这个缺口根本就补不上。

现在你明白了，蔡京铸造当十钱，也有应对钱荒的用意在内。铜产量掉得太快，这也是个病急乱投医的应激反应。

说到这里，就说到了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谜题。钱荒问题，就是从唐代中期到宋朝这500多年最突出。为啥是这个阶段？

请注意，钱荒可不能赖皇帝用钱用得多，它是一个市场现象，是民间自发冒出来的。商人喊缺钱，州县喊缺钱，朝堂上乱哄哄地讨论怎么治，一治就是500多年，没一个朝代能治好。换皇帝不管用，换宰相不管用，换朝代都不管用。

这是经济病。经济病可就难治喽。

那这个经济病，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500年里，整个中国社会的运行方式发生了什么根本变化呢？

2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学白居易的诗《卖炭翁》，说一个老人辛辛苦苦烧了一车炭，拉到长安城里卖。结果被宫里来的差役强买强卖，随便给点丝绸就算是付钱了，“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当时岁数小嘛，气坏了，怎么这么欺负人。

后来才知道，唐朝的时候，买东西给丝绸是正常的事儿。给的够不够另说，但那时候，丝绸布帛就是钱。

是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古代货币史的时候，经常忽视的一个维度。从先秦到唐朝，虽然一直用铜钱，但是布帛一直在货币体系里面，两者并行，都是法定货币。唐玄宗的时候，甚至还强调过：“你们要搞清楚主次啊，虽说是并行，布帛那是主体，铜钱是次要的。”

为什么？你想啊，唐代之前，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老百姓自给自足，即使有商品交易，基本都是本地的、小额的交易。那能用什么货币？铜钱看起来好用：又准确、又轻便，但铜钱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得国家出手来铸造。那个时代的国家，治理能力是不足的，铜钱供应跟不上。

而布帛就不一样了：老百姓自己家就能织布，布能做衣服穿，有实用价值，还能换东西。这是天然的、民间自己就可以发行的货币，用不着国家帮忙。

所以你看，唐朝政府刚开始是怎么收税的？租庸调制嘛，租是收粮食，庸是出劳役，调就是收布帛。老百姓即便手里没铜钱，也不耽误过日子、交皇粮国税。

所以，一直到盛唐时期，铜钱铸造得不够，没太大关系，布帛是有效补充。这个阶段自然就没有所谓“钱荒”的问题。

但是，从唐朝中期开始，这套体系出问题了。不是政府的问题，是市场自然发展出来的问题：商品经济发展了，而且唐朝的中后期，经济重心在南方，政治中心在北方，远距离的商品运输规模大增。

这个时候，布帛作为货币，就开始被嫌弃了。为什么？布帛有三个致命缺陷：第一，太笨重了嘛。一万贯铜钱差不多重8万斤，已经够沉了。但同等价值的布帛体积更大、更难搬运。而且，布帛怕进水，怕晒着，怕磕碰，运输途中比铜钱麻烦多了。第二，布帛不好分割啊。铜钱可以一文一文地用，布帛呢？总不能撕成布条用吧？小额交易，就不好用了。还有第三，布帛不好保存。尤其是丝织品，那可是有机物啊，有句话叫“陈丝如烂草”，在仓库里堆几年，就报废了。不像铜钱，埋地里一千年挖出来，铜还是铜。

这三个缺陷，原本不算什么，反正大家就在村口换点小东西。但是唐代中期开始，商品经济规模大了，长途贩运多了，城市商业多了，大家要求货币要轻、要分得开、要存得住，铜钱的时代就这么不可逆转地到来了。

刚开始唐朝政府还挣扎了一下，说这可不行啊，你们店家不能只收钱不收布嘛。要是不收，那可犯法。但是你懂的，在市场的力量面前，政府的这种态度一点用也没用。很快，布帛就退出了货币舞台。

说到这儿你就明白了：等布帛这个帮手一退场，货币舞台上只剩下铜钱一个主角撑场面，那可不就容易钱荒了吗？

到最后，政府也不撑着了：唐德宗的时候，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就搞了个大动作，“两税法”，从此，交税按铜钱来计算。再强调一遍，这个时候还是可以交实物，但是要用铜钱来计价。王安石变法里的免役法，也是用交钱代替劳役，是到了明朝一条鞭法之后，政府才只收银子不要实物了。

为什么政府也叛变了，也站到铜钱这一边了？说到底，还是因为用铜钱行政效率高太多了。一个帝国要从全国收税、发饷、运转，它确实需要一种能精确计量、能统一核算的工具，布帛做不到嘛。

好了，从唐朝中期，你就从安史之乱算起，到宋朝结束，这是500多年，其实还不止，一直到明朝中叶，大概800年，中国整个国家、整个商品经济、整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全都压在一种货币上：铜钱。

宋朝的钱荒问题更突出，核心原因就是宋朝的商品经济规模扩张得太快了。那么多东西在买卖、在交易，但是货币不够，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说，这就是通缩啊。

那能说宋朝政府无能吗？不能这么说。他们已经够努力的了。

我们前面说过，宋神宗时期，一年铸铜钱500多万贯，是盛唐时期的15倍。整个北宋，铸的钱超过两亿贯。那真是国家机器都跑冒烟了，都没能赶得上市场对铜钱的需要。铸钱最凶的时期，恰恰也是钱荒喊得最厉害的时期。把宋朝人自己都整糊涂了，张方平就有一句天问，说：“这一百多年来，朝廷每年至少铸钱一百万贯，这钱又不会凭空消失，怎么到处还是喊缺钱？货物流通出问题，商人做不了买卖，衙门的库房里没钱，老百姓家里也没见囤钱，我就请问了，这钱都跑哪儿去了？”

其实，铜钱主要就那几个去向：老百姓把铜钱熔了，铸成铜盆、铜镜之类铜器牟利；大量外流到周边政权，辽、西夏，甚至远到日本，民间主流用的都是宋钱；还有大户人家大量窖藏，把钱埋进地下退出流通。

这几个就是吞钱的大黑洞，朝廷新铸多少钱填进去都没用。特别像我们小时候做的那种应用题：一个水池子，上边开着进水管，底下开着好几根排水管，问你池子什么时候能满？

为了堵这些漏洞，大宋朝也是用上了严刑峻法：北宋中后期律法极严，带一贯铜钱出境，主犯就要处死。

同时朝廷在货币制度上拼命打补丁，推出各种变通办法：什么铁钱、交子，还有盐钞、茶引、度牒这类有点货币职能的有价证券。其中的交子，也就是早期纸币，比欧洲同类纸币早了六百多年，完全是被钱荒逼出来的金融创新。就连我们前面说的蔡京搞的“当十钱”，其实也是应对钱荒的办法之一。用现代经济的话说，就是发行虚值大钱、人为制造通胀，试图对冲当时的通货紧缩。只不过这套操作私心很重，不光是救钱荒，更是替朝廷敛财，最后把经济搅得更乱。

刚才讲的这些，都是当时人能看得见的现象。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用现代经济学的眼光再往里看一层，会发现一个当时人完全意识不到的、更根本的问题。

我们来想一个问题：现代社会的货币是怎么投放出去的？主要是通过商业贷款。一家工厂要扩大生产，缺钱了，找银行贷款。银行的钱不够，找中央银行借。央行印钱借给银行，银行再借给工厂，钱就这么发出去了。然后工厂拿这笔钱买原料、雇工人、建厂房。钱通过这一条信贷网络，立刻流向了经济最活跃、最有需求的地方。

你发现这个投放渠道的特点了吗？哪里经济活跃，哪里拿到的钱就多。经济活动的密度，决定了货币的密度。这是一种相对合理的流向：钱主动流向需要它的地方。

好，我们再把视野切回到宋朝。宋朝可没有成熟的商业贷款机制，更没有中央银行。所以，货币铸造出来之后，怎么投向市场呢？有且只有一条路——朝廷花钱。

朝廷怎么花钱？发军饷、发官俸、发赏赐，修工程、办祭祀，还有，就是打仗。几乎所有的货币投放，都只能通过政府支出这一个口子。那你想，什么结果？

宋代经济最活跃的地方是东南。两浙的丝绸、福建的茶叶、江西的瓷器，那里商人最多、商业最旺、贸易最频繁。朝廷虽然要买一些，但是那才能有多少？主要的货币流向，是东南的商人给朝廷交税。所以，东南经济发达地区，不仅很难得到货币的补充，钱反而哗啦啦地往汴京方向流。

铜钱到了汴京之后呢？通过赏赐、官俸和军饷流向了民间，所以，汴京周围是没有钱荒的。但是别忘了，汴京的钱还有一个重要的流向，就是去西北。北宋中后期，和西夏经常打仗，所以西北的军费开支浩繁。钱又哗啦哗啦地从汴京往西北流。

到了西北之后呢？西北物产少，但是钱多，大量的军人拿着军饷，买不到多少东西。所以，西北不仅没有钱荒，反而会有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所以你看这个奇怪的格局——最缺钱的东南，被持续地抽走钱。最不缺钱的西北，反而被持续底注入钱。钱永远流向不需要它的地方，永远从需要它的地方流走。

理解到这一层，估计你会和我一样，掩卷长叹啊。有些问题，一旦出现，跟皇帝是不是昏君？宰相是不是奸臣？其实都没啥关系。它就是这个时代的人被动承当的宿命。因为，能最终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在这个时代，压根就没有出现啊。

那宋代之后，钱荒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3

站在宋代这个时间点上，大家会感慨，钱荒这个问题，真的是麻烦，从唐朝到宋朝，那么多明君贤相，都解决不了。那它真的没救了吗？

当然有救。终极的解药，我们今天的人都知道，就是现代银行制度啊。

但这谈何容易？“银行”这两个字背后，是一大坨东西的合成：中央银行制度、商业银行体系、信贷市场、股票债券、信用货币、复式记账。

说到底，是货币这个东西的根本属性变了。在现代金融体系里，货币不只是货币，它还是资本。资本就不只是交易的中介，它还自带着增值的渴望，时刻准备着，奔赴产出效率更高的地方。

但你想想，这一套东西，需要多少前置条件？需要稳定的国家信用，需要契约法律体系，需要发达的资本市场，需要敢于冒险的商业文化，需要工业革命提供的物质基础。任何一个条件不到位，整个体系都立不起来。

这些条件，十二世纪的中国，一个都没有。几百年之后的欧洲，也还一个都没有。全世界都没有。所以，无论王安石、蔡京这批人的人品和才能如何，他们都不可能想得到这个方向。

那如果不追求终极解决呢？

退一步，解决钱荒也有办法，那就是别让铜钱唱独角戏了，给铜钱找个搭档，分担一下压力。

这就是中国后来发生的事情。到了明代中期，大量美洲白银通过海上贸易涌入中国，白银和铜钱形成了双本位制。那铜钱身上的担子立刻就轻了一大块：大宗交易交给白银，长途结算交给白银，财富储藏交给白银，铜钱只负责日常零售。几百年的钱荒，在白银涌入之后，慢慢也就消解了。

如果你跳出中国，再来看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这也不是中华文明的特有难题。欧洲也一样在这个坑里。

欧洲经济史上，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小额货币短缺”，大概从13世纪持续到了18世纪，持续了500年。症状和中国唐宋时期的钱荒差不多，就是小额的铜币和银币的供给永远不够，币值永远不稳。

一直到18世纪的英国，请注意，这已经走到工业革命的前夜了，很多工厂主居然发不出工人的工资。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小额的铜币。工人每周拿到的工资是几个先令的银币，但他们去市场买面包、买啤酒、买日用品，需要的是几便士的小额铜币。市场上小钱不够用，工人拿着银币没法破开花。

那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逐步解决的呢？要到19世纪早期，英国搞了一次币制大改革，确立了金本位制。小额货币短缺才彻底解决。这个解决问题的机制，我们可以简单解释一下：

古代欧洲为啥永远缺零钱？那会儿不管大钱小钱，全是贵金属，金银铜做的。一枚小小的银币、铜币，本身金属就值不少钱。政府造零钱，铸造成本快赶上面值了，造一枚亏一枚，谁愿意大批量造？就算勉强造出来，老百姓一看，这硬币本身就值钱，立马藏家里囤起来，要么熔了打首饰。市面上流通的零钱，永远不够用，越缺越囤，陷入死循环。你看，和中国的钱荒是不是很像？

那金本位确立之后，到底改了什么？简单说就是：黄金是货币的定海神针，至于其他的小额零钱，它们的面值和材料价值脱钩，国家把零钱兑换黄金的比价钉死，而且用国家信用来保障。那就好办了，小额零钱就可以用不值钱的贱金属来造了。比如我小时候用硬币，就是镍币。

你想啊，既然这种硬币熔了也值不了几个钱，那就没人愿意囤积、没人拿去熔化和走私了。而政府造这种零钱还能赚钱，当然敞开了大批量发行，市面上零钱瞬间就充足了。

当然，整个过程比我这么说的要复杂很多：确立金本位、收回铸币权、新型铸币机器的发明，再加上配套银行体系的发育，是这四件事一起做下去，欧洲的小额货币短缺才算解决。

你看，几乎是同样的问题，中国走了800年，欧洲走了500年，才走出历史的迷雾。不是因为当时的人蠢，而是这个问题在那个文明阶段，就是没解药。

讲到这一期的尾声，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感慨——我做《文明之旅》这个节目越久，这个感慨就越强烈——人类历史上很多问题，急也没用。

张方平问，钱都哪儿去了？他问不出答案的。蔡京铸“当十钱”，他再聪明，也找不到解决方案的。他们不是不努力、不聪明——他们只是生在了一个问题已经出现、但解药还没诞生的时代。

而历史前进的方式特别残酷——它不会等待答案出现才让问题登场。问题先来800年，解药慢慢长出来。中间这800年怎么办？只能横冲直撞、各种试错、各种惹祸。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有点办法，每一代人又都失败，但每一代人的失败又都为下一代积累了一点点经验。

直到下一个阶段的条件成熟了——回头一看，那些让前人撞得头破血流的问题，悄悄地、自然地就消失了。

是的。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问题，不是被解决掉的，而是文明走到下一个台阶的时候，它们自动消失掉的。

这就是文明演化的常见节奏——问题的提出和答案的诞生，经常不在同一个时代。

我们今天回头看古人，特别容易嘲笑——蔡京怎么这么蠢？宋徽宗怎么这么糊涂？王安石怎么这么折腾？

但我做《文明之旅》这个节目，越来越觉得：这种嘲笑是廉价的。

我们今天看得清的事，是因为我们站在800年后的位置上。我们手里有现代经济学的工具，有银行，有央行，有现代金融制度。我们用二十一世纪的工具去丈量十二世纪初的人，然后说他们蠢。这不厚道，也不公平。

真正聪明的态度是反过来——站到他们身边，看他们能看见的，知道他们能知道的，然后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做。蔡京站在他那个位置上，铜矿崩了、钱荒迫在眉睫、徽宗张着嘴等钱花——他能想到的招，他全都试过了。

我不是要给他洗白——但我们也不要把他当傻瓜看。他是一个被时代逼到墙角的人，用那个时代仅有的工具，做出了始料未及的最坏的选择。

这种理解，比简单嘲笑要难得多。但也只有这种理解——才能让我们在面对自己时代的问题时，留一份谦卑。

好，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公元1111年——其实也不止是这一年，而是绵延长达800年的中国古代钱荒的故事。我们下一年，公元1112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波兰诗人辛波斯卡。

你可能觉得奇怪，一个20世纪的波兰诗人，跟咱们这期讲唐宋钱荒的节目有什么关系？

先给你读读她的诗句吧，标题叫《在一颗小星下》——

我为把偶然称为必然而向它道歉。

万一我错了，我就向必然道歉。

我为将新欢当成初恋向旧爱道歉。

原谅我，远方的战争，原谅我将鲜花带回家。

……

我为小回答而向大问题道歉。

真理，请不要太在意我。

尊严，请对我大度些。

灵魂，请别指责我偶尔才拥有你。

我向万物道歉，我不能同时到达每一个地方。

辛波斯卡1923年出生在波兰。二战的时候，她的故乡被炸成了废墟，她就是在废墟里开始写诗的。

战争是大问题，写诗是小回答。诗歌当然挡不住炮弹，但她还是写了。

文明就是这样，问题的提出和答案的诞生，经常不在同一个时代。但辛波斯卡说，我为小回答而向大问题道歉，这是多么高贵的谦卑。

致敬辛波斯卡，致敬在当下试图给出答案的所有努力。

特约合作伙伴

往期精选

为什么有人说王安石是完人，有人说他是罪人？

以为穿越后就有诗和远方？你可能想多了

说话的人和做事的人有何不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