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孩子不上班”的家长，远比想象中困难。首先他们很少在网上表露心迹，为数不多能找得到的，我给他们发过私信之后，不是被拒绝就是石沉大海。那些讲述自己与“躺平”和解的年轻人，看似获得了家庭的认可，但让他们的父母真正去讲述这段心路历程，也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我周围的亲戚朋友，当我发出采访邀约时，也只是说：“算了吧，只能接受，不能理解。”

而在儿子一帆又回去工作之后，王静终于可以直面过去那艰难的几个月，能够和我好好聊聊这一段经历。

她在电话里和我讲儿子成长发生的种种，讲到一帆没有经历过青春期的叛逆，“我跟同事聊这些事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能感觉到，现在一帆和王静处于一种子强母弱的关系。可刚巧，回到家的一帆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他要求直接跟我聊一聊。电话一拿过来，他就当着妈妈的面说，自己在中学期间简直痛苦得快要跳楼了。“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疑似是有‘双相情感障碍’的，一个人闷在那里，什么话都不说，眼神很木讷。学习上永远觉得自己付出了十倍的努力，才能获得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进步。”而且，小时候，父母对他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稍有不慎就会遭到一通拳脚伺候。他形容道：“我就像是一只被父母攥在手里的小鸟一样，我不需要有任何思想，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这种紧张的关系在初一时发生了扭转，王静突然被查出了癌症，不再对孩子实施高压政策。与此同时，一帆也很懂事，要尽量地让妈妈放心，把那些青春期的痛苦藏在心里。后来，一帆在外地读了大学，临近毕业时按照父母的意愿，报考了家乡的国有银行，成为一名柜员。干了一年多，没跟家里商量就辞了职，无缝衔接跳到了自己本专业的污水治理行业。干了一年多之后，他又辞职回了家。干什么，不干什么，全都他自己说了算，王静只能选择接受。

一帆告诉我，其实，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他并没有只考虑自己。之所以选择回家乡工作，是希望挽救父母濒临崩溃的关系，“我爸是很强势和自私的，我心疼我妈。而且我妈抑郁过，我要去开导她。有我在家里，他们俩的关系能好很多”。儿子照顾妈妈，妈妈也在体谅孩子。在老家，王静让一帆单独住一套房，看书、养狗，过不被唠叨和打扰的生活。这段不上班的日子，对母子俩来说都是一段成长的历程。

以下是王静的口述。

我跟儿子的关系闹得最僵的日子是他刚换第二个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银行的工作很好，还找了关系把他从其他城市的分行调回到我们市来，结果他没跟任何人商量就辞职了。那时候，我们一通话就吵架，吵完架要么就是不说话，要么就是他把电话挂断，我再继续给他打，直到他接起电话为止。

在孩子的工作问题上，我们费了不少苦心。他大学读的是环境工程专业。当年恰逢国家大力治理环境，行业前景一片向好，身边人都夸赞这是朝阳产业，前途光明。我们更是打心底里觉得，孩子这条路稳当、踏实，未来总不会差到哪去。可我们终究没有读懂孩子的真正心思，他的选择和我们的期许背道而驰。

临近毕业的时候，他不想考研，英语是个绊脚石；也不想考公，在他眼中，那种一眼便望到头的安稳日子，是没有希望的，甚至是让人恐惧的。大三那年，在我的建议下，他参加建设银行的校招，顺利“上岸”，成为一名拥有六险一金的正式员工，工作体面又安稳。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认知里，考上这样的编制，是人生最大的底气，是一辈子的保障。

在我们看来，银行定制的白衬衫，穿在阳光帅气的儿子身上，让他精神利落；单位工会福利完善、节日活动丰富多彩。儿子在第一年的元旦团拜会上还幸运抽中二等奖，拎着崭新的电压力锅和满满一大包日用品回家，他的脸上也满是藏不住的喜悦。饭桌上，他还意气风发，跟他爸说，以后一定要当行长。

可这种状态仅维持了不到两年，他就撑不住了。我们一开始自然难以接受。但我后来反思，心里充满了后悔。不是后悔他辞职，而是后悔逼着他去银行上班。他明明不喜欢体制内的工作，但我们认为他就应该找一个所谓的“铁饭碗”。其实，银行的工作压力，远比我们想象中更残酷。每天清晨的例会，行长都会拿着名单逐一点名，但凡业绩任务没有完成，当场就会毫不留情地大声训斥。起初，我也厚着脸皮一次次找亲戚朋友、老同学帮忙冲业绩，勉强帮他过关。可次数多了，我自己向熟人都开不了口。儿子说，那种压力就像有人死死揪着他的头发往上提，双脚渐渐离地了，连呼吸都变得无比艰难。

儿子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私营环保公司做专业对口的技术员。薪资待遇比银行低了不少。我们本地的市场环境是比较差的，想找到一份顺心的工作并不容易。

这家公司的项目遍布全国各地，他一出差就是一两个月，甚至长达半年。有一次孩子在外地工作，我突然看到他发了朋友圈，说自己从一个两米多高的台子上摔下来了。我吓坏了，马上请了假，买了车票直奔火车站。等我到了他所在的城市，给他打电话，没想到他非常生气，问我为什么要来，还把电话挂了。

我当时很茫然，继续给他拨过去，第一个电话他没有接，我想他可能是在哭。过了一分钟，他终于接电话了，声音变得平静了很多。他告诉我，他的公司位置很偏，让我坐长途汽车过来，他让同事帮忙开车过去接我。

我见到他的时候，一下子就流泪了。他从副驾驶位下来，头发很长，皮肤很黑，身上穿的是在工地上干活的衣服，脏兮兮的，腿明显受伤了。他工作的地方就在工地。他带我去他的宿舍，房间比大学宿舍还要小，挤了三个上下铺，墙壁斑驳，一盏白炽灯低低地垂下来。南方的冬天是很冷的，工地上没有热水洗澡。我真是心疼死了。谁能想到原来他在银行穿着体面地工作，现在成了这副模样。

但孩子从第二家公司辞职，并不单纯是因为苦。他认真，认死理，凡事按书本标准来。较真的结果，就是体力和精神双重透支。后来，公司新请了一位总经理管理公司事务。在儿子看来，这位总经理只有嘴上功夫，没有半点实际担当和责任心，不愿下工地了解现场情况，整日坐在办公室闭门造车，指导设计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工地图纸。他对这家公司彻底失去了信心。

这一次辞职，孩子整个人像被彻底抽空了所有力气，眼神空洞，满脸疲惫。不上班以后，他索性在家养起了两条小狗，坦然地跟我说：“毕业四年，我一天没停歇过，我总要歇一歇，好好喘口气吧。”那段时间，他每天睡到中午，遛狗、躺平，一天吃一两顿，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床上。好在他工作那几年有一些积蓄，日常开销不用依靠我们，经济上还算独立。

对于孩子不上班这件事，我和先生的态度不同。先生是思想传统的男人，对儿子不上班而养狗，极度恼火。在他的观念里，年轻人不上班，就是懒，就是没出息。他天天念叨，急了就怪我把孩子惯坏了。

但我见过孩子工作的辛苦，更加能接受他的选择。我不吵不闹，心里却很清楚：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稳住心态，不能乱。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把孩子推向更深的深渊。我想，家是孩子在外受伤后的港湾，不是步步紧逼的催命符。

我跟他爸说，两代人的处境不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为了生存而打拼，不出去工作就要饿死。我和他爸爸刚结婚的时候是非常苦的。他爸爸的父母生活在大山里，很穷。我们结婚的时候借了8000元，后来又贷款买房买车，直到前几年才全部还清。

我自己也经历过职业生涯的起伏。我职高毕业原本进了企业工作，上世纪90年代末赶上了国企下岗潮，后来又得了病，那些年对儿子的关注非常不够，让他变得比同龄人都早熟。身体状态稳定之后，我开始当大学的代课老师，没有编制，属于灵活上岗，收入很不稳定。我记得有一年国庆节补课，为了多挣点钱，我一周上了50节课，而且是在不同学校，那时候没钱买车，往返都是骑自行车。

尽管有这些起伏，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我自觉是一个脑子不太灵光的人，但我能感觉到我们那个时代，机会很多，赚钱更容易。现在的孩子机会比以前少多了，而且也“卷”得厉害。

年轻人非常不易，社会要给他们多一些理解，父母不能有太多比较之心。我的闺密两口子都是名校毕业，两个人在大学期间都特别优秀，读书也好，还会各种运动项目，工作之后也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那一类人，他们对孩子自然而然也会有很多期待。孩子显然很难百分之百让他们满意。闺密会跟我吐槽说，孩子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除了问他们要钱，很少跟他们交流。

我想，如果一帆觉得自己需要沉淀，需要蓄力，那么他暂时“躺平”是很值得的。他需要去想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如果不追求多高的物质条件，或者光鲜亮丽的社会地位，只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那如何把自己日后的路走稳、走踏实，才是他需要思考的。

不过，说实话，我不是不担心。我可以接受孩子短暂停航和休憩，但不能接受他就此一蹶不振，永远停在岸边，不敢出发。我想，如今的社会发展节奏太快，行业更新迭代日新月异，一个人离开职场超过一年，就很容易与行业脱节、与社会脱节。太久不工作，人就会变得眼高手低，怕见人、怕提问、害怕社交尴尬，最终陷入越不上班越恐惧上班、越消极越孤僻的恶性循环，甚至走上“啃老”的道路。一想到这些，我就心慌、害怕，却不敢在孩子面前表露半分。我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底线：给他一年的休整期。

孩子不上班，我承受着三重难以言说的压力。

第一重，来自身边的丈夫。他急、他怨、他骂，甚至要断粮逼孩子出门，逼他找工作。我只能一遍遍拦，跟他讲道理：孩子有积蓄，断不了；真逼急了，毁的是孩子。我们只是普通家庭，给不了资源为孩子铺路，只能在他跌倒时托住，别让他像我们年轻时那样，孤立无援，陷在泥里爬不出来。

第二重，来自外界的眼光和议论。亲朋好友聚会时，人人都在晒孩子：读研、出国、升职、创业。问到我，我只能含糊其词地说“还在做环保行业的工作，是技术员”，不敢多言，怕被追问，怕异样的眼光。那根刺不痛，却一直扎在心上。

第三重，是我内心无尽的自我怀疑和煎熬。这也是最难熬、最无法言说的。儿子把职场的失败归咎到我身上：是我用老眼光逼他进入不适合自己的银行工作，一步错，步步错，走了这么多弯路。因为工作，我们第一次在电话里大吵、第一次他不接电话、第一次挂我电话、第一次屏蔽我的朋友圈……无数个“第一次”，集中砸向我，让我猝不及防，委屈和痛苦只有自己知道。我整夜失眠，反复质问自己：我错了吗？当初不该让他去银行？是不是我太心软、对他太纵容？眼泪流到天亮，我也找不到答案。

儿子不上班的日子，我也在重新学习如何和他相处，重新认识他。一帆曾经说，家里的小狗，我养得不好。训狗就跟养小孩一样，一遇到问题就用打骂的方式，让小狗的身心状态很差。后来，我改变和一帆的相处方式，学着在他面前示弱，主动向他请教问题：夫妻矛盾怎么缓和？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怎么处理？我把他当老师，放下长辈的姿态，虚心听他的想法和建议。年轻人从来不需要长辈的说教，他们需要的是被尊重、内心感受被看见、被理解。我渐渐发现，儿子根本不是外人眼中的“躺平摆烂”的人。这段时间里，他买了专业书，有关历史、哲学、文学小说等，甚至有逻辑学、线性代数这类晦涩难懂的书籍，说要把过去没时间读、没能读懂的知识，一点点找补回来。他每晚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时刻关注社会动态，生怕自己与时代脱节；还特意订阅各类杂志，保持对社会的感知力。自己一个人住，他每天坚持遛狗两次，学着自己做饭，打理生活，原本杂乱的屋子，也被他收拾得干净整齐，两条小狗被养得毛发光亮，活泼可爱。他的精神状态肉眼可见地变好：皮肤白了，眼神亮了，说话温和了，人也松弛了。

我感觉到一帆的认知远超过我们，我向他请教什么事，他总是很有耐心，努力用我认知范围内的方式，让我把一件事搞明白。有时我情绪出了问题，他可以从晚上9点开始，一直陪我聊到凌晨四五点，帮我纾解心情。他引导我读心理学的书，还给我举例子，说我就像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中间吊着一颗珠子，那颗珠子就是我的坏情绪。我要如何避免去碰到它，就是我在这个黑屋子里要思考的问题。

他还跟我说，为什么我总是会内耗和纠结，是因为我的思想还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女人被赋予了一个定义，就是要贤惠，要做家务带孩子。但现在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国家发展得这么快，物质条件和人的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要停留在老思想里，女人既要上班，又要持家，人会很累很累，心理上就会跟着扭曲。

对这样一个孩子，虽然没有上班，但我也选择信任他。还记得有一次，他曾经试探我的态度：“妈，我还没歇够。”我压下所有焦虑，轻声说：“没歇好就再歇。”挂了电话，我坐着发呆了很久很久，心里五味杂陈，有担忧，有期盼，更多的是心疼。

儿子在家待了整整五个月的时候，丈夫彻底坐不住了，到处托人给儿子找工作。我表面平静淡定，内心早已慌得不行，但却依旧撑着，不敢催促、不敢逼迫。

就在我和丈夫快要熬不住时，之前儿子任职过的那家环保公司的老板，亲自打电话来，语气诚恳地说已经请辞了那位总经理，致歉当时没有采纳儿子的建议，致使企业产生了不良后果，并郑重邀请儿子重新回公司任职。还是那份艰苦的工作，我问儿子：去不去？他坚定地说：去。

五个月的停顿，让他想明白了自己是谁、能做什么、要去哪里。他说，公司虽依旧有很多不足，但老板还是想踏踏实实做事，先做着吧，毕竟业务已经熟悉了，换赛道又要重新来，已经快30岁了，没有精力去盲目试错了。

如今，儿子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整日往返于各个工地间，项目设计、数据监测、报告撰写等工作一应包揽，经常忙到深夜。即便是休息的日子，工作电话铃声也不断。

回首过往，孩子从来都不只是会依靠我们的小孩，反而在很多时候，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退休后考过中级会计师，得益于他的一路鼓励；我患上重度抑郁症，情绪陷入低谷时，是他耐心地陪我看心理医生、整夜陪我聊天疏导情绪；他鼓励我写回忆录，每篇必看，点赞打赏，催我投稿，一遍遍告诉我“你写得很好，一定能发表”。

这五个月，对我而言是一场修行。也是在那些难熬的漫长日子里，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放下长辈姿态，把孩子当成平等的朋友，真心实意尊重他、认可他。对我这个母亲而言，他每一次说“你写得很好，一定能发表”，我都从心底觉得，这个历经挫折却始终善良坚韧的孩子，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第17期封面故事。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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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邢海洋

这几年在各地出差，尤其到低线城市，就发现零食店肉眼可见地变多。小区门口、沿街底商、十字路口转角、商场外围，原本的餐馆、水果店、小超市，不少都换成了统一招牌的零食连锁店。有的地方百米之内能撞见两三家，扎堆开、对着开是常态，密密麻麻铺满一座座小城。不由得让人疑惑，为什么商家如此扎堆开店，利润会不会被稀释。

有数据为证，2020年，全国正规品牌化的量贩零食门店仅有一千多家。随后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加盟模式快速普及，门店数量连年翻倍暴涨，到2025年底全国品牌量贩零食门店已经突破5.6万家，市场规模一路飙升至2000亿元级别。短短数年时间，这个原本不起眼的细分赛道，硬生生跑出了远超传统零售、普通餐饮连锁的增长速度，甚至一路狂飙把实体商业打得无还手之力的电商，也没有零食店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在下沉市场的县城、乡镇，零食店扩张得更快。零食店也在扩张自己的品类，俨然有取代社区小超市的势头。

高速扩张中，行业格局也从早期各种小品牌混战，慢慢走向集中整合，最终形成了南方、北方两巨头的双寡头格局，业内所谓的“南鸣鸣，北万辰”，两大巨头稳稳占据行业大半市场份额。

南方市场的绝对龙头，就是大众熟知的鸣鸣很忙，其前身是零食很忙与赵一鸣两大南方品牌。两家强势品牌合并，整合之后实力陡增。它深耕南方市场、重点布局县域乡镇，下沉渗透率极高。今年年初，鸣鸣很忙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量贩零食第一股，凭借超两万家的庞大门店规模、数百亿年营收体量，一举拿下800亿元市值，它在中国零售业的地位，是和沃尔玛、大润发和盒马一样的存在。

而北方市场对应的巨头，则是A股早已上市的万辰集团，这家曾以蘑菇种植为主业的上市公司，通过一系列并购，建立了以好想来等为核心的零食品牌体系，它靠着适配北方消费者消费习惯，持续深耕华北、东北等北方区域，短短几年门店规模突破1.8万家。两大巨头凭借资金、供应链和规模优势，持续吞并区域小品牌、不断加速市场整合，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

可当行业集中度已经很高，为什么零食店还在扩张？难道未来街面上，小超市、社区零售乃至食品店都会被零食店替换？这个问题，让我不由得想到在泰国曼谷街头对那里零售业的一点观察。

在泰国旅游，因为要去玉佛寺和泰国国家博物馆看一看，就住在了大皇宫对面。那家正对着皇宫，并以“皇家”命名的酒店，价格出奇的亲民。它的周边也是神奇的所在——正对面是威严的皇家禁地，侧对面是游人汇聚、喧闹无比的考山路。酒店门口的马路上则尽是打零工者和无家可归的人士。他们白天坐在行道树下，晚上席地而卧。

我走进酒店背后的一条小巷，想去找间饭馆吃饭。饭馆没找到，使人惊奇的是，这里遍布着 7-11。几十米一几个，不仅路口有，街道中间也有，走不远就能见到一间。每间7-11内部布局都差不多，卖的也是相同的商品。这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一般连锁店的开设都是要避免品牌之间的竞争，要划出每家店的经营半径，所谓“商圈隔离”。为什么7-11 却要开得如此密集呢？

泰国的7-11把零售的“零”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从饮料、零食到洗护用品，7-11均有极小包装的商品，感冒药、肠胃药、外用止痛药膏、小瓶饮料甚至单根香蕉、单片面膜，商品的小“剂量”几乎到了分无可分的程度。初次看到这么小包装的商品挂在货架上，琳琅满目，我还赞叹店家将空间利用发挥到了极致。旅游者更是觉得便利到家，出行遇到的生活小需求都可以在7-11一站式解决。

可细思起来，小包装意味着单品的高价格，据统计，这样零卖，至少比大盒装的“量贩”多花费60%。对于经常光顾的顾客，这并不是一件高性价比的事。那天，正值中午，我看到有慈善机构在商店外发放免费面包，那些打零工的排队领取面包，有人再在7-11买了饮料，一顿饭就解决了。

“小而全”的销售，早已不是普通便利店的经营规律，7-11把自己变身成支撑底层日常消费的生活补给站。将商品拆分成极小份售卖，精准匹配泰国低收入群体“日结”和“周薪制”等低现金流的生活方式。

作为曾经的亚洲“四小虎”之一，泰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便开始了经济腾飞，只可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直没有找到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二三十年来，经济几乎停滞。但很早就建立起的金融信贷体系却是极度发达的，大众的消费观念也早早建立在了消费主义的社会认知之上，泰国人超前消费、快乐消费，故而很多泰国人都是负债消费，泰国的家庭负债率高居东南亚榜首，负债接近 GDP 的九成。

而身处低纬度的热带，白天太阳高高悬于正空，狭窄的街道里鲜少阴影，烈日下走几步就会满头大汗了。走几步就能抵达的7-11，不仅有充足的冷气，是当地人的烈日“庇护所”，还几乎囊括了日常生活的全部刚需。高密度的布局，构成了这家零售帝国的护城河。

讲完泰国的7-11，再讲我们这里的零食店。泰国7000万人口，仅7-11就有1.6万家。我们14亿人口，5.6万家各种品牌的零食店，很难说已经扩张到了天花板。高盛的报告预测：2025—2028年行业收入将以13%年复合增速增长，门店数有望扩张至7万家。

零食行业的崛起，有赖于一个消费的大环境——收入提高后，人们的零食消费增加了，也更多样化。过去休闲零食消费大多集中在大型超市、便利店和传统小卖部，价格不透明、层层分销加价，消费者很难买到实惠又多样的零食产品。而量贩零食品牌看到机会，用源头采购的方式集合了众多零食品种，零食店内既有大包装食品，也有小包装的称斤称两的零卖。零食店装修简约明亮，落地玻璃橱窗一目了然，货架上散装糖果、网红辣条、卤味肉食、饮料汽水、甚至早餐小零食一应俱全。比起传统超市，品类更全、定价更低，一下子就抓住日常街坊、通勤年轻人、放学的学生，进而聚集了零售氛围，分流了零售消费人流。

不过，零食店的盈利诀窍，还在于大品牌引流，小品牌赚米。零食里普遍添加剂过多，并不是健康的饮食方式。

但正所谓应时而发：消费下沉，中国的零售业正在向低线城市探求空间。整体上消费也在下沉，人们需要性价比高的食品“解馋”。这或许类似口红经济，钱不多的时候，消费者更需要一些投入不多，却能提升生活色彩的日常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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