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了 10 年工，还是没想明白打工者的生活何以至此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⑰

本文作者： 刘璐天

桂林人全桂荣瘦瘦的，照相严肃，人前爱笑。37 年人生中，有 10 年在打工，10 年在经营打工者公益机构“星星家园”。他心里一直有两个困惑：为什么打工者的生活是这样？出路在哪？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答案。

这场打工之旅从 1999 年、全桂荣初中毕业两年后开始，辗转广东、浙江、福建和江苏。其中还穿插着一些小风波，比如陷入传销窝点，或因暂住证的问题蹲派出所。回想起来，全桂荣觉得自己可以说“什么样的地方都住过，什么样的工都打过”，不过大多时间不长，以技术含量较低的普工为主。这往往意味着每天 12 小时的工作时长，糟糕的工作环境，变化不大的薪水，以及无法稳定下来的生活。

他用一句话总结了这 10 年生活：“好像不管你在一个地方工作多少年，这个地方都不会属于你，你都只是一个外来的过客”。

2009 年，全桂荣在劳工机构的帮助下联系上香港基金会乐施会，在苏州市木渎镇沈巷村找到一间约 60 平米、年租金一万多的房子，创立了“工友家园”。平日供住在附近的工人交流娱乐，同时也提供工伤、讨薪方面的法律援助。常驻员工除了全桂荣自己，还有“小叶”和“花姐”。“小叶”负责法律咨询，“花姐”负责服务女工。2013 年，工友家园在苏州市民政局正式注册为“苏州星星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沈巷村流动性大，星星家园是属于工人们的少有的公共空间。来的人都叫全桂荣“小全”，彼此称呼也多是这个格式，在姓氏前加个“小”。这么一叫，即便互不相识，也愿意放下戒备，坐下来聊几句。

房子的后部是乒乓球室，墙上挂着两把吉他；前部则是图书室，正中间摆了一张长木桌子，围着几个条凳。书有外国文学、中国文学，也有些实用性较强的技术课程学习手册。

  全桂荣在沈巷村“东西南北都住过”。对他来说，换住处变得更像某种考察，而文学是表达和记录的主要途径。

他分享给《好奇心日报》一组短诗，标题为《六平方的出租房》，其中第一首写到：“240 元的房租/一元的电价/每月十元的水费/是六平方的身价/一张床、一张小桌、一扇小窗、一扇门/一盏白炽灯/一包衣服，几个衣架/是我暂时所有的家当。”

文学对全桂荣可能也是一种开解。他聊起过去几年一直在写的一本小说。写得多时，一天可以写六千字，都是关于自己在深圳一家手机键盘工厂里打工的经历，“我在那里从普通员工做到助理工程师，看到很多东西，感觉有比较完整的东西可以讲”。比起发表的欲望，这更多是对心里的疑惑有个交待。

他还反复提到，想写一部关于沈巷村前世今生的“民族志”，重点在工友状况方面，但总觉得个人能力不够，想找人请教，找人类学和民族志方面的书来读。

公益机构的经营一直比较困难。2016 年 4 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境外 NGO 在国内开展活动必须向有关部门备案或注册，资助公益机构的程序也更为繁琐。在苏州工业园区胜浦镇经营“启点社区服务中心”的罗长发告诉《好奇心日报》，从这以后找资金也变得更困难了。去年给启点提供资金的是主要关注流动人口的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有 30 、40 个机构申请，最后通过了 8 个。

全桂荣也面临类似的困境。提供项目资金支持的香港乐施会今年将资助下调了约 30%，全桂荣打算不再从星星家园领薪资，回到工厂打工。这背后的另一个考虑是，他的家庭最近也遇上一些变故：孩子刚满一周岁，去年丈母娘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今年岳父则被查出肠癌，每月医药费至少一万，另外需要月供 3800 元的房贷。

提到这个，全桂荣口气平淡，“上有老下有小，是挺烦的。”

  我们用口述的方式记录下了和他的对话：

【“感觉像回到旧社会一样”】

我 1997 年初中毕业，在桂林老家农村呆了两年，就去广东普宁打工了。

普宁到处都是织布厂和制衣厂，家庭作坊居多，小的就一两人，大的也才十几人。去到厂里以后才发现，当普通工人还真不容易。原来觉得普通工人的定义就是，除工作外，还有自己的业余生活或者学习的空间。但你去到那边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其实就像以前的包身工一样，除了工作、睡觉，就只有工作、睡觉，没有什么时间学习或者娱乐，感觉像回到旧社会一样。

我那时候先去做的织布工，每天 12 个小时，不分白天黑夜。做了一个礼拜，就不想干了。虽然那时候的工资其实还行，刚开始已经有四五百块钱。同一个工厂的工友说，哎，你再忍一下，适应了就好。的确忍一忍之后就觉得没那么苦了，但留下来之后还是非常压抑。你会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啊，我们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为什么我们工人的状况还这么糟糕？”会很纳闷，觉得这样工作和生活，自己就像工具一样。

发了第一份工资——工资不是全发，老板大部分扣着，一个月就发一两百块钱，相当于生活费——我就去买了一本书，《鲁迅全集》。后来发现是盗版的，只花了十来块钱。我以前就对文学很感兴趣，鲁迅写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还有很多针砭时弊的散文，就想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这样说，这样写，我经历的可不可以也这样写，我们的这种状况怎么办。我还买了一些高中课文去学。就是迷茫和焦虑，以前没有出来，真觉得工人的状况应该还好。

有些老乡在中山和东莞打工，比我还糟糕，有的人一个月工作下来才拿一百来块钱。但回家种地更挣不到钱。90 年代在老家农村很难赚钱的，上初中的时候我交了一些笔友，我们家里穷到零花钱连买邮票寄信的钱都没有。家庭负担也很重，我记得那几年，我哥哥结婚要花钱，盖房子又要花钱。

  普宁工厂老板一般都包吃包住。工人住宿比较典型的一种，车间和宿舍是一体的，用木板或胶合板隔开。那种一般很窄，上下铺再加个小过道。另一种是住在老板家的空房，一般都是毛坯房。还有是和其它工厂的工人住在一起。

我在普宁换过五六个厂，住宿也跟着换，这三种都住过，最短的只几个月，最长的有两年。在这里住宿没什么隐私和自由度可言，而且老板可以随时叫你起来干活，半夜来了棉纱就把你从床上揪起来。

第一个厂条件尤其恶劣。床离机器不远，车间大约有 100 平米，人住的地方只占 10 平米，旁边厕所和厨房靠在一起。

在厨房里负责做饭的是老板的老爸，那个老头很小气。我们上夜班得吃夜宵，一般是煮晚饭时留一点剩饭剩菜给我们自己炒，但煮剩下的菜、肉、油，老头会藏起来。我们一直知道，但不屑于翻出来。有次他把油藏到垃圾堆里面，第二天发现里面爬满了蚂蚁，他不倒掉，把油化掉、用纱布把蚂蚁过滤掉，接着拿来炒菜给我们吃。一个江西工人很生气，说“不吃了，我要倒掉”。我很饿，想想也没有亲眼看到，还是吃了。

  1999 年到 2000 年间特别焦虑，在那个厂一年多我就忍受不下去了，觉得这个社会很黑暗。工人的状况很糟糕，城市的治安状况也很糟糕，经常有打架、枪战的事情。有次离我们的厂不远的地方，市政府出动了几百号警力去抓贩毒的人，结果一个都没抓到。有些派出所的所长，听说还是花钱买的。

我们晚上都不怎么敢出去。怕治安差，另外也是怕抓暂住证。

我被抓过两次。有一天我上夜班，中午爬起来吃了个午饭，想出门散散步，就穿着拖鞋懒懒散散地在马路上走。突然有辆货车刷地在我面前斜插过来，停住，驾驶室的门哗一下打开。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这车要拦住我，就绕过去继续走。车上蹿下个人一下抓住了我的肩，我使劲反手甩掉，问他“你干嘛？”“查暂住证的！”我一下就蔫了。

当时派出所都用厢式货车改装成“猪猡车”，后面的大货箱开个小窗子用来透气。后门打开一看，上面已经有一二十个人了，陆陆续续装了有二十来号人，在货厢里只能站着。有的人有暂住证，但被抓的时候被撕了；还有两个是从广东别的地方来看朋友的，被问”你来这里多久了”“三天了”“三天了，为什么不办暂住证？上！”

派出所的临时看守所里有个水泥通铺，最里头有个便池，二三十个人就在这二十来平方的地方等人来赎。我从下午两三点蹲到晚上 10 点。下午五六点的时候狱卒就拿着一个铁桶来敲敲打打，“开饭了开饭了”，稀饭，30 块钱一餐，“你们吃也得花钱不吃也得花钱”，拿起一摞黄色搪瓷碗放在门口。当时好像没一个人要吃。

有个人抓住不锈钢门嚷“放我出去”，被抓出去一个多小时后再回来，就老实了。双手手腕处紫了一圈，说是被用手铐铐住，吊了一个多小时。到晚上 10 点钟，我们老板来赎我，花了 150 来块钱，说是因为本地人所以打了半折。

我那时候很幼稚，也挺纯真的吧，觉得我的心灵还是很纯净的，不想余生在这么黑暗肮脏的社会里面度过，所以想结束自己，去自杀。听四川老乡说，西藏的雪山很圣洁，我就想要去圣洁干净的地方死。当时谁也没告诉，觉得没人会理解，就跟同厂的堂弟说，如果老家人问起，就说我去广州了。

10 月左右，从广州到昆明，再到拉萨。以前交通不方便，旅行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昆明之后，只能坐汽车，一段一段路地坐。那时候死都不怕了，就有点自虐。我在荒山野岭睡过两个晚上，想着冻死算了。有个晚上找了个灌木丛，把所有衣服穿上，还是在打哆嗦，冻到晚上两点多还是没死，一摸身上衣服都冻僵了，脸上只是有点湿。想着还是先起来走吧。

最开始我还能摸到路， 但路上有修路工的工棚，里面的狗叫得很凶，想到会不会是藏獒，被咬得不死不活就惨了，于是就从荒山野岭上去。走到六七点钟摸到一个镇上，坐上一辆拖拉机往前走了一段，又接着徒步。在荒山上过夜，旁边河水哗啦啦响，我就想到看过的鬼故事，想到水葬；旁边灌木丛里也窸窸窣窣的，不知是什么东西，一晚上迷迷糊糊没睡好。

终于拦到一辆出租车，司机问我干嘛的，我说去昌都找哥哥，哥哥在做建筑工。我留了个心眼，身上还剩几百，但跟司机说只有 50 元，他最后收了 30 块钱，带我走了 100 多公里。到昌都，又从昌都做中巴到拉萨，走了七八天，每天发生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晚上所有人只能睡在车上，都抱着行李，担心车匪路霸，这让我想到莫泊桑写的《羊脂球》。

到拉萨三四天，我又犹豫了。就在这里结束自己吗？结束自己，外面的社会会改变吗？会不会是因为视野太狭隘、知识太有限而不能解答我的疑惑？如果真想死，哪里黄土不埋人，何必专门跑去雪山？我就不想死了，坐火车去了西宁。

【“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西宁，我呆了一个多月。做过家政工、工艺厂杂工、中介。我和西宁一些乡下小伙子去家政公司找工作，经理是湖北人，最后留下了我，可能觉得我比本地人好管理，让我擦玻璃。不过做了十几天这个家政公司就倒闭了。

这里不包吃，住是去蹭其它擦玻璃的人租的民房，在楼梯下面放着一张床，零下十几度，只盖一床毛毯。有次好久没洗头，热水要花钱，就零下十几度用冷水洗了个头。洗完没走几步，一摸头都是硬的。可能也是年轻，感冒了几天，没吃药就好了。

后来我想了下，觉得西宁的打工环境差，还不如回普宁，环境更熟悉，相对稳定，工资也更高。但那时候已经身无分文了，有段时间三天只花了 10 块钱，还是问人家借的。我去西藏之前给家里汇了 1000 元，为了从西宁回普宁又找家里要回了 700 元。想起来很愧疚，出来 20 来年没怎么给家里汇钱，汇了次 1000 元还要了那么多回来。

回普宁以后，我一直想其他地方会不会有更好的收入、环境，让打工者更有尊严一点，但是一直没有发现。深圳、中山、阳江、惠州都去过，每去一个地方就觉得心又被伤了一次，虽然一直想稳定。我二哥批评我，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说我不到黄河心不死。

在广东呆了好几年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不管你在一个地方工作多少年，这个地方都不会属于你，你都只是一个外来的过客。

2004 年左右，我跟我二哥、族弟聊到回家做种养殖，包了个鱼塘养鸭养鱼。我们几个也很拼命，但做着做着又觉得很迷茫。我和家里的思想观念有点不一样了，之前让我能够付出生命去行动的疑惑也没有解决——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呢？打工者的状况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我呆了三四个月，有天拿个塑料袋，带了几件衣服和几百块钱，又出来了。感觉很决绝、很悲壮。

出来就直接去厦门了，当时想厦门也是经济特区之一，会不会情况会好一点。在那里呆了一两个月，打了好几份工。印象最深的是机场附近的一个家具厂。厂里有一两百号人，我做杂工。工作强度很大，操作的机器也很危险。家具厂很多切割机，直接拿原材料去锯，没有防护措施。很多工人被拖欠了两年多工资，就陷在这里。如果去告，老板可能就跑路了，即使拍卖机器也不会有多少钱。

我觉得这里没有出路，对身体也很不好。扫完地，漫天的灰尘，前 10 口痰都是黑的。干了一周就走了，没要工钱，感觉去劳动局告不一定有结果，为了这么一点小钱不值得。但心里很郁闷，站在员工宿舍里盯着窗户看了好久，一拳过去把窗户打裂，手磕破了，但也算是发泄了。

中间我还被骗了两次去做传销。第一次是去阳江那边，说工作环境好、工资也可以，去那边的时候就发现是做传销的，呆了一个礼拜，逃出来了。第二次是 2005 年，有个初中同学在惠州博罗县，说厂里在招工，我过去一看发现又是传销。在那里呆了一两天，想把初中同学也带出来，没想到他完全被洗脑了，硬说这不是传销，是新型营销。我们大吵了一架，他们把我关在房间里，让“讲师”轮流给我“上课”，从上午九、十点上到下午三、四点，觉得说不通，在闹市区也不敢怎么样，就把我放出来了。

那五六年的感觉像一直在个圈子里，绕不出来。

在普宁又做了一段时间，2005 年下半年回桂林学了半年电脑。我之前经历的都是家庭小作坊、小企业，深圳、东莞的大企业、工厂接触不多，在大工业化生产下的工人状况是怎样的呢？2006 年 4 月，就想去东莞、深圳的大企业体验一下。

先是在东莞一家几千人的文具厂打工，工资也是六七百，给文件夹的金属配件部分镀铬。厂里用的化学制剂有盐酸、硫酸、硝酸、氰化钾，很多工人得皮肤病。我是负责”跑缸“，拿做好的产品放到六个清水缸里挨个漂洗。这家工厂最夸张的是 24 小时两班工作制，即工作 6 小时、休息 6 小时，循环往复。很要命，你永远睡不饱。

后来去深圳，我到一家玩具厂做了半年，做喷油工。一个月八九百工资，一天按喷枪要按两三千次，早上起来手都伸不开。后来还做过移印工，说是厂里最好的工作，其实就是坐在那里印东西。有个小青年最开始产量是每天五六千，他八小时就干完休息了；主管加到七千，他八小时又干完了，主管接着加。总之就是逼着你加班。

我还去深圳送过牛奶、送过快递。印象比较深的是送牛奶，骑单车，三天两头爆胎，爆了胎得要花双倍力气才踩得动，早上五六点钟没有修理铺，只能硬着头皮踩。

【“打工群体可以有什么样的出路？”】

2007 年，我进入深圳一家做手机按键的公司，这算是遇到过的最好的一份工作。五六百人的工厂，我最开始做品检，后来成为助理工程师、实验室主管，也算是中层干部了。那时普通员工的工资 1000 元左右，我每个月除吃住外，工资近 2000 块，五天工作八小时，比较轻松。在厂里也有个比较中意的女孩子。

 这时候有个公益机构的人跟我提到一个实习计划，每月 800 元补贴，可以到一些劳工机构学习，学成后可能还是回工厂。我当时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想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看打工群体可以有什么样的出路，所以花了半年时间在全国各地的劳工机构实习。

那段时间其实也很迷茫，比如我经常会想，全国打工者有近 3 亿，一个机构只能服务一个片区，这种帮助对我们群体能有多大。

2008 年，我听说苏州的工厂待遇不错，于是到苏州来打工观察。最初在一个喷涂厂，给电视机外框喷漆，也是 12 小时工作制，做了几个月，劳动强度很大。一个月八九百块。

苏州的公司很少包住，要自己找房子。在喷涂厂时，我在集宿楼住过一两个月。住的地方叫“新市民服务中心”，当时看到还觉得很好奇，“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又是新市民，又是服务中心。”

  去了以后才发现和东莞、深圳那边的员工宿舍很类似，记得有五层，全部住满的话将近 7000 人。集宿楼模式都差不多，最少的有四人间，四个上下铺架子床，最多的是 10 - 11 个人住，我后来看建设标准是每间 32 平方米，带一个小阳台、一个卫生间，有的可能有单独的淋浴间，每个床位一个月一百块。

我看到媒体报道，说这“提升了农民工的居住尊严”，很纳闷。这怎么就提升了，就是一般的员工宿舍。

集宿楼有个很不好的方面，我当时住的房间，8 张床位上住得了 7 个人，都是不同公司的员工，有个是网吧网管，有个在华硕工作。大家的上下班时间都不一样，好像总是有人进进出出，有人洗漱、有人睡觉、有人上班。

有个人和我对床，总是半夜 12 点回来，早上 6 点就起来上班了，而我是早八点对晚八点，所以我们很少见面说上话。那个网管是中午 12 点到晚上 12 点，华硕那个是早七点到晚七点，但离得远，所以五点就得起来，晚上九点才回。我睡得不太沉，老觉得被吵醒。

  后来换到另一个小电子厂工作，我就搬到了万枫家园，是那种三室一厅的回迁房小区，卫生条件比民房稍好些，但比不上普通的商品房小区。300 左右一个月，不过住得不久。

2008 年底，我想结合自己对文学的兴趣办一个工友图书室，就到沈巷村找了个地方，二楼临街，一年才一万多，除夕那天自己在这里屁颠屁颠地安装电线、书柜什么的，晚上就住在图书室里，打个地铺。中午 12 点半开到晚上 9 点半。来的人越来越多，才到附近租房住。

沈巷村的东西南北我都住过，也是想体验一下这里民房的住房状况。最好的、也是住得比较久的一个有三年，在西边一个后院的三楼，一层有 6 间房，我的房间 10 平米左右，320 元一个月，有窗，采光不错，破床、破桌还有个破柜子。

整栋楼只有两个厕所，在前院，要先从后院下楼，再去前院的阳台。 阳台里有淋浴间，房东当时吹牛说“整个沈巷只有两三家有淋浴间”。这两个厕所给我印象深刻，不管你去哪一个，回来身上肯定都有一股臭气，半小时之后才散得掉。

那时候我和现在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在图书室认识不久。她是志愿者，常州人。我们一起去北京出差，她聊起父亲原来也是普通打工者，我们从那以后开始慢慢熟悉起来。她偶尔来这里住，就很抗拒上厕所。

  我还住过一个四面没有窗户的房子，在二楼，只有四到五个平方，除了一张床就没什么空间了，一个月 260 元。白天不开灯也伸手不见五指，隔板房也特别不隔音，彼此的动静都听得很清楚。冬天取暖就是用体温暖被窝，“小太阳”用处不太大，很干燥而且很费电；夏天空调也费电，就只有熬，席子是烫的，一晚上擦几遍，但水很快就蒸发了。有个搞笑的说法，是得在床的四角放盆水，把四肢浸进去，才能解暑。

后来我找到一个一层的房间，靠着巷口，后面还有一小块空地，看上去挺惬意。住进去才知道，没想到那么潮湿，从四五月住到八九月，书如果十天不翻就发霉了。下午晒好被子，晚上回去想闻太阳的香味，但是一摸感觉都是湿的。衣服如果不拿出去晒，就会长毛。

  住到 2016 年底，我妻子快生产了，我才离开沈巷村的出租屋。吴江区前几年房价还没有被炒起来，我们的房子购于 2014 年，将近 7000 元/平方，实际使用面积约 80 来平方，首付 20 来万吧，月供 3800 多元。以我的收入来说月供都难搞定，都是我老婆在供吧。

【星星家园这几年】

2012 年底，有个工友触动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流动儿童活动室。

那年冬天我还住在三层的那个出租屋里，有天回家洗漱完快十点半了，一个女人打电话给我，第一话就说“你能不能救救我的孩子”。她是安徽人，老公河南的，孩子从小在苏州长大。因为父母打工，孩子经常换学校和住处，老公对孩子还有家暴倾向，夫妻俩当时因为情感问题到要离婚的状态。这个孩子在家里得不到什么关爱，也没有固定的朋友，性格就比较孤僻。

这个在打工子女中很普遍。每一次分别对小孩子来说是很难受的，所以干脆就不交朋友。

这个孩子当时才 15 岁左右吧，在社区里碰到一些小混混，就跟他们混在一起，经常去偷去抢，三天两头被警察抓到。警察就找这个安徽女人谈话。这个女人找过社区，也找过妇联、工会，但一个是政府的工作不可能每个方面都涵盖到，另外她是外地人，从户籍制度来说，你不是本地人，你的事情可能就不归我管。她就只能病急乱投医，来找我。

我们当时没开始做儿童工作，只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后来她好像也没有带孩子来过，但这个案子让我们觉得 2013 年必须要开一个儿童活动室。

那年过完年，我就在沈巷村里到处转找地方，后来找到现在的“爱心小屋”。我们底子很薄，我本身也是工友出身，资金来源很紧张，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就到网上求助，在微博上到处@——当时还没有朋友圈，我是 2013 年 7 月份才有的微信。后来联系到苏州电视台的一个记者，他们当时正好关注流动儿童，就来我们这里做报道，也连接一些资源。

转让费和房租找到了一些资金支持，但人员工资还没解决，所以我们后来又找到上海联劝基金会。苏州电视台做了很多宣传，我们就在离这里二三十里的地方又办了个“爱心小屋”，那个是村委会免费提供的，现在还在。

沈巷村这个“爱心小屋”刚搬到图书室旁边，因为原来的位置房租涨了，而且地方比较小，45 平米。最开始转让费大概是两万二，一年房租只要一万四，去年涨到一万八。

我想明年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从 10 年前就动笔了，一直写写停停，现在写了 10 万字……关于我在深圳工厂的经历，蛮有代表性的……一直拖着，想明年写出来。我们在社区里希望通过文学或者文艺真实地记录工友的生存状况，让大家思考群体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通过作品向社会发出声音。

题图来自 quartz 及现场摄影，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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