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滕文公》里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名叫王良的优秀的车夫兼猎手，加入了赵国国主安排的一场打猎的行动。第一次打猎活动结果是“不获一禽”。也就是说彻底地失败了。于是乎被同乘的嬖奚打小报告称为“天下之贱工”。王良请再试一次，以证明提高打猎的效率并非很难。其结果是大获而归。于是被嬖奚又被称为“天下之良工”。然而，王良却否定了自己的胜利而要求辞职，理由是“不惯与小人乘”。在王良看来，不择手段、只追求效率与效果（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机会主义）是一种“为之诡遇”的“小人之道”。 “小人之道”即使可以给一个人带来一时的成功，却与他所持守与珍视的价值观格格不入。在王良那一头是“效率”一头是“原则”的天枰上，砝码显然重重地倾斜向了后者。既然与他同乘的嬖奚更认可效率优先而非价值优先，更主张机会主义而不是原则主义，也就“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按照今天流行的极端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机会主义的标准看，“为之诡遇”而得胜的王良是应该受到热情洋溢的欢呼的，因而必当如同刘翔般受到怀揣改变命运的梦想的年轻人们的追捧。然而或许会令今天的年轻人们大惑不解的是：当这个故事被孟子讲述出来的时候，真正的胜利不在于第二次的大获而归，恰在于第一次的“不获一禽”。为什么？先让我们看看王良第一次失败原由吧。
照我们今天的价值标准看，王良是一个不折不扣是迂腐之人。他与我们今天所崇尚的生命态度可以说格格不入。当他作为一个职业的车夫兼猎手，脑子里事先所设定的“程序”并不仅仅是将其技能发挥到极致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支配他的大脑的，却似乎是某种与利益最大化原则毫不不相关的东西。他并不打算将他遇到的动物一网打尽以博得“良工”的名誉，他拒绝改变他既定的原则与范式、以便更加灵活有效地去捕杀更多的动物。因为他的预定的价值观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合于“道”的。他宁肯输掉效率，也不肯输掉价值观。
第二次的围猎可谓大获全胜。这次的胜利仅仅被用来证明讲求效率其实并不很难，只需要把自己脑子里那些个先定的原则扔掉、“为之诡遇”就行了。而这样的大获全胜在王良看来是不值钱的。
与王良的价值观截然相反的，就是嬖奚的价值观了。让我们来看看嬖奚这一类人的价值取向吧：他奉行的是一种“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的主义。在他们的观念中，作为职业人，效率高于一切、由之所带来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对效率与利益构成威胁的东西（诸如道德原则之类）都应当让路。比如：他不会考虑过度捕杀动物是否是一种浪费；他不能考虑过度捕杀动物的行为让谁得益让谁受损；当然，他就更不会考虑这样做是否仁慈了。在他看来，想多了简直就是庸人自扰，作为职业人，只因当考虑一件事情———更快、更高、更强。他们绝不预设立场、预设价值观。立场与价值观有用的话乃在于它们可以服务于当下更快、更高、更强的需要。所以，即使在他们的事业中需要一点立场与价值观来作为实现最终利益的“佐料”的话，这“佐料”也必须是可以随时调整的。把立场和价值观太当回事简直就是一种迂腐。不错，嬖奚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机会主义者、是那些能够有效的、短平快地改变自己的命运的人。事实上，从古到今的现实证明这种人常常更容易取得胜利。
在我们今天的价值观看来，孟子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由于对王良的认同，他让自己站在了失败的一边，成为了一个迂腐之人的拥趸。而孟子的想法也注定了他一生失败的命运。
倘若故事仅止于此，我们就大可以判断王良以及孟子这些迂夫子们的想法与逻辑是一种毒药，应该被尽弃之而后快。因为如果把他们放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中，他们实在是属于应该被淘汰的物种。然而世界竟是如此的吊诡：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这种迂腐的逻辑却被整个东亚汉文化圈奉为圭臬，两千年来，王良以及孟子的逻辑成为了一种主流价值并为亿万人的精神世界提供着有力的支撑。达尔文式的物竞天择的进化逻辑在古代的东方人这里似乎并不那么有效。王良在效率层面上的失败却成就了在文明层面上的旗开得胜，仅此而论，就足以让我们难以对王良与孟子式的迂腐嗤之以鼻了。
不过，自十九世纪工商业技术文明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嬖奚式的机会主义越来越吃香了。直到今天，“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的主义在东方的大地上如野草一般疯长起来。嬖奚的逻辑毫无疑义地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神灵并指挥着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头脑。这个世界充斥着嬖奚式的价值观所欣赏的人物。他们尽可能地赶走了自己身上残留的道德、文化、与人性而全然献身于效率与利益。在官场上，他们是无生命无良知的权力机器；在商场上，他们则是无道德无文化的赚钱机器。他们效率极高，以至于可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达到事业难以企及的高峰并迅速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极力地从他们身上抹去与机器的高效运转无关的东西，他们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机器。
然而他们毕竟又是人。被抹去的人性并不会消失不见，相反，它会展开神秘的报复行动。因此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我们时代的大获成功的人们其实过得并不幸福，总有着这样那样的或自内或自外的莫名其妙的糗事会找上他们、让他们的灵魂饱受折磨、不得安宁。更有甚者，那些被他们以极端机会主义、技术主义与实用主义所换来的高效率所牺牲的人与事的“冤魂”们正积聚着越来越深的怨毒，并伺机报复。二十世纪太多的苦难无不在雄辩的证明着这一点。
机会主义着们创造了一个高效的世界，而这个高效的世界让小部分人暴富起来、并且让所有人都不幸福。并且，这样的世界也必将面临巨大的人道主义风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王良以及孟子看来，“为之诡遇”所换来的成功与收益是不值得去追求的了。
王良式的“迂腐”与嬖奚式的机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当嬖奚式的机会主义走到了穷途末路，我们就可以重新领略领略王良式的“迂腐”所包含的深谋远虑了。所以，让我们赞美“迂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