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9年，壬戌年，周烈王十年。
公孙鞅，对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商鞅。背井离乡来到秦国，无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扬眉吐气。而方式是什么？那就是变法。改变这个国家的旧的不合理的有害的政策。然而秦国人并不高兴。
公孙鞅对秦孝公庶哦，“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想要做一些事，不用跟别人商量，看别人的脸色，圣人如果能够强国，就不能拘泥旧法。而甘龙却反对，他认为遵循旧有法令，“缘法而治”，才能实现“吏习民安”。公孙鞅说平常百姓只知道安于旧俗，有学问的人都往往沉溺于自己的见闻，这两种人做官守法可以，但绝对不能跟他们讨论旧法生活之外的事情。有智慧的人制定法策，愚蠢的人受制于这些，贤德的人更新礼法，无能的人被礼法约束。
秦孝公开疆辟土才是他的愿望，拘泥守旧当然不是他的想法。他很支持公孙鞅，封他做左庶长。颁布了变法的命令。把秦国人五户一伍，十家一什，互相监督，一家有人呢犯法的话，其余连坐同罪。举报犯罪的人与杀敌立功的人同样赏赐。不举报的跟投降敌人的人一样受罚。有军功的人，都根据军功大小封爵。私自打斗的人，按情节轻重获刑。从事农业，种地纺织好收获粮食多的，免除赋役。不务正业因为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都要收为国家的奴隶。国家宗室贵族不是有军功的话，不能享有宗室的权利。明确上下尊卑爵位的等级。按等级有差别的分配田宅土地，奴仆侍女，衣服器物。有功劳的人要让他们获得尊荣。没有功劳的人就是富有也不能让他们尊荣。
法令颁布前，公孙鞅充分考虑到了可能面对的问题。为了取信于民，他在秦国国都的集市南门立夏一根三丈长的大木头，当场宣布有人能把他搬到北门去，就赏给这个人十金。百姓们没有人敢信，都觉得很奇怪，没有人敢动。最后赏金加到了五十金，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一个傻大胆，半信半疑地扛着木头到了北门。公孙鞅立刻兑现了承诺。秦国人一看，呀，这就是一条锦鲤呀。我也想要！
于是公孙鞅把制定好的法令颁布下来。
变法令颁布满一年，秦国的国都里抱怨新法说对百姓不便的人有数以千计。这时，正赶上太子也触犯了法令。公孙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法令不行，都是自上而下的，天子与庶民同罪嘛。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施以刑罚，就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处刑，另一位老师公孙贾的脸上刺字，作为惩戒。这件事过去第二天，秦国人都小心翼翼的遵守新法了。
新法施行十年，秦国变得道不拾遗，山中无盗贼，百姓在战争中勇与作战，不敢私自武斗，乡村城市都得到治理。秦国国民当初说新法不好的人，又都来说新法的好处。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公孙鞅说这都是扰乱新法的人，把他们都流放到边地。从此以后老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律的是非了。
司马光这里评论道，信用是国君的治国之宝。国家需要人民保卫，人民需要诚信保卫。没有诚信不能领导人民，没有人民就不能守卫国家。所以古代的王者不欺四海，不欺四邻，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都不欺骗自己的百姓，善于治理家庭的都不欺骗自己的亲人。无能的人就不同了，欺骗邻国，百姓，兄弟，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所以就失败了。靠欺骗占的一点便宜，救不了致命的伤。所得到的远远小于失去的。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呢。从前齐桓公不背弃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图攻打原地的利益，魏文侯不背弃对山野猎人的约定，秦孝公不背弃对搬木头的人的重赏。这四位国君都不是完美无暇的圣人，而商鞅（公孙鞅）尤其被后世人说为人刻薄，何况当时，处于战乱攻打的乱世，天下人都尔虞我诈，在这种时代，他们尚且不敢忘记用诚实守信来收服民心，何况现在深处四海升平的盛世的我们了。
可惜古代人，哪怕恶人都知道的诚信，在我们极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却一丝无存。信用缺失，民心不安，我们也需要一个刻薄守信的商鞅来荡涤一下妖风邪气，在这个混乱人间匡扶正道。上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人。
回到当时，这一年，韩懿侯薨逝，他的儿子韩昭侯即位。
公元前358年，癸亥年，周烈王十一年。
秦国在西山打败韩国军队。
公元前357年，甲子年，周烈王十二年。
魏国韩国在于地会盟。
公元前356年，乙丑年，周烈王十三年。
赵国燕国在阿地会盟。
赵国齐国宋国在平陆会盟。
今天就学到这里，明天要学的是齐威王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