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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国运的转折点:走向地缘陷阱

王陶陶  · 公众号  · 自媒体  · 2019-11-13 17:50

摘要:为什么要从日本的角度看待日本帝国国运的变迁?因为只有这样,那段历史才能真正对今天同样身为强国的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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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918日的沈阳事件,在中国被称为“九一八事变”,在日本则被称为“满洲事变”。从事态演变的外交后果来看,该事变对日本的负面冲击远大于中国,并最终促使该国最向了不断孤立的自毁之路,相比之下,中国尽管付出了巨大的损失,却也在事变之后摆脱了1927年以来的外交孤立局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
回溯九一八事变的决策过程,无疑会加深对日本帝国国运衰败节点的理解。
日本帝国的衰亡:如何看待《九国公约》,两条外交路线的斗争
无论是强硬派田中义一,还是忍耐派币原喜重郎,他们对待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手段虽然不同,但他们的目标和框架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在《九国公约》的体系下,尽可能地维持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
即田中和币原始终将日本的角色定位为一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非挑战者或改变者,这实际上是一种比较老练的看法,也是一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在当时的传统日本政治家看来,与英美开战,在大多数情况下乃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英日关系在1931年之前还是比较亲密的)。
但是,在很多日本青年军人、外交官和学者眼里,传统的日本政治家已然太过谨慎,或者说不够自信,这些年轻人尽管缺乏经验,但却不乏挑战西方的胆魄。
1882年出生的当时日本副外长森恪,相比于他的前辈币原喜重郎和田中义一,显然更具有冒险精神,他自视为东洋的塞西尔罗兹(19世纪英国非洲扩张主义者),对国际公约不屑一顾。在他的组织下,铃木贞一、石原莞尔、武藤章等青年军官经常聚会讨论,畅想他们眼里完美的日本外交政策。
据山浦贯一的《森恪传》记载,这些年轻的军人和外交官怒斥《九国公约》对日本的限制,主张完全废弃《九国公约》,他们都认为日本必须敢于凭借自己的力量行事,面对中国日渐高涨的反日浪潮,日本对自身在华利益的维护不应再受《九国公约》的约束
这种主张的最初呈现,乃是在19276月针对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而召开的东方会议。在该会议上,森恪借助当时南京事件后的恐慌情绪,力主日本面对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应采取更强硬激进的政策,以维持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会议最终通过“(面对中国情势)日本对满洲和平具有重大责任”,“(日本)应做好准备,采取措施保护(日本在满洲利益)”的决议,但会议依然表示,“满洲的稳定,以当地人民自己努力为最佳上策”,表达了不深度介入的传统政策看法。
这实际上日本尊重《九国公约》的传统对华政策与蔑视《九国公约》的新对华政策,在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下的争执隐现。即新的政策已经颇有影响,但传统政策依然占据着优势。
日本帝国的衰亡:对《九国公约》效力的失望与九一八事变
19285月济南事变之后,南中国民族主义政权与日本政府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这不仅仅是血腥冲突引发的仇恨,更重要的是南京政府基于民族主义原则对《九国公约》的不断破坏,这加剧了日本政府对自身在华利益能否得到维护的忧虑。
19294月,南京政府照会美、英、法、荷等国,要求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随后南京开启了接连不断的租界收回行动:19291111日,强行收回镇江英租界;1930917日,强行收回厦门英租界;1931115日,强行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1928年,南方军二次北伐成功后,南京又与除日本以外的列强进行关税主权谈判,收回了关税自主权。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认定南京政府不会容忍其在东北至关重要的特殊利益,同时她也观察到,南京对《九国公约》的不断破坏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反感,但未受到有力阻止,这加深了日本政界对《九国公约》约束性条款的失望。
1928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军加入了南京政府,东北当局自诩其接受了南中国的民族主义理念,这使得日本的东北政策空间进一步缩小,而随后的一些事态,更让以森恪为代表之蔑视《九国公约》约束的日本激进强硬派进一步抬头。
在东北易帜之前,自济南事变之后的中国反日民族主义浪潮主要集中于中国关内地区,东北鲜有出现。但东北易帜之后,这种情势变得普遍起来。以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为代表的民间反日民族主义在南京的支持下逐渐推广到全东北,该运动强烈要求东北当局效仿内地收回旅顺、大连租借地和南满铁路,取消领事裁判权,同时,他们还向日本移民的中国房东施压,要求他们对日本人提高租金,迫使日本人离开东北。由于日本在东北移民颇多,这就客观上使得东北地区的两国民间信任急剧恶化起来。
另外,张学良在南京的鼓励下,同样发起了对日本东北利益的强有力挑战。张开始大举铺设与日本控制之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运输线,同时修建葫芦岛码头,一旦铁路和码头竣工,日本的关东州(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价值必然被严重削弱。
再加上1929年经济危机的到来,使得日本在东北的企业和居民面临更加困苦的局面,张学良的反日政策加剧了这种痛苦,这就使得东北的日本普通移民和普通军人不仅对张学良极为不满,也对日本政府受限于《九国公约》而坐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被不断削弱而极为恼怒。后来的“满青联盟”、“雄峰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这些组织一方面针对的是中国人的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另一方面则针对的是日本基于《九国公约》的传统对华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朝野都极度忧虑其在东北利益的命运,为了挽回局势且安抚人心,当时日本政府试图采取各种手段来抵消越来越多的激进情绪。
19316月,面对满铁上下和关东军越来越不耐的情绪,当时的币原外长紧急任命日本政界大佬内田康哉为满铁总裁,让其与张学良交涉,以劝阻张学良雄心勃勃的竞争性铁路计划,安抚关东军和日本社会急躁的心态,但收效甚微;同时,币原设法与南京政府交涉,希望其能够体谅日本政府对南满铁路利益和关东州租界的关注,以及这种体谅的政治意义。
然而,南京政府并未过多在意日本的意图,在1931年的《外交声明》中,南京政府的外长王正廷公开表示,南京政府要在限定的日程内,收回关税自主权,收回治外法权,收回包括关东州(大连、旅顺,日本最关注的租界)和南满铁路(日本控制下最关注的铁路)在内的租界和输运线权力。据日本前驻华大使和外长重光葵《外交回想录》记载,“此项声明的发布,实际上使得最认可《九国公约》的日本政务官也失去了信心,事实证明,《九国公约》已无法维护日本的利益”。
就这样,日本政府基于《九国公约》的对华协调政策在关东军和日本移民看来已完全失效,石原莞尔和他的追随者不再犹豫,这位日本青年军人据此认为,“必须采取超出国际规则的断然措施”,“才能维护日本满蒙生命线的安全”。
不久之后,日本关东军和东北移民擅自行动,发动了对东北军的突然袭击,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而中日两国政府却同时陷入茫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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