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家北村举家告别北京回福建老家，在电商开网店卖长汀特产”的消息让北村重回大众的视野，但这一次，他不单是以作家的身份，更带着一个商人的标签。说起作家北村，多数人一定会联想到他身上曾经出现的标签——“先锋”、“基督徒”、“神性写作”。
当年北村笔下的《愤怒》《周渔的火车》《鸟》《老木的琴》等优秀小说都深受广大读者所喜爱。可谁能想到，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知名作家，却沉寂文坛十年，没有再出过任何新的小说。
北村的家在八达岭长城的附近，家里花园比较大，可以种很多蔬菜，一年里除了冬季的4个月外，蔬菜基本自给自足，而肉食主要是邮购家乡的河田鸡，如此北村一直过着类似“隐居状态”的生活。在北京的16年里，北村创作了多部电影大片，渐入创作的黄金期——与张艺谋合作的《武则天》、与张绍林合作的《台湾海峡》、被姜文买断版权的小说《强暴》、还有让北村声名鹊起的《周渔的火车》都是在这一期间完成创作和改编的。
但也因为生活的琐事和影视剧改编工作的繁忙，北村从2006年起就再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这对于自认为是“写小说的，并且是在写小说最好年华”的北村来说，算得上不小的打击。北京恶劣的雾霾加上积年累月的“乡愁”作祟，使得他一家人越来越觉得回福建居住比较合适，北村也相信“清新福建”会持续他的创作黄金期。
于是，北村告别在北京16年的生活举家回福建老家长汀，在家乡开网店卖生态食物的同时，他没有放弃创作。北村将回福建的时间规划一分为三：小说创作、电影创作和做电商销售老家特产。也是因为如此，沉淀十年的长篇之作《安慰书》才得以与读者见面。而北村创作的脚步并未停歇，他说，他还在坚持，新的长篇马上就要成形了。
如今在国内，“作家转行从商”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与北村相比，多数人却少了那份对文学的“坚持”。
比如曾与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并称“先锋文学五虎将”，因为特立独行，当时被封“北丐”的作家洪峰，现在却因为卖农家特产，成了珞妮山庄庄主，变身年入千万的淘宝店主。
2008年，洪峰斩断了自己和文学圈的一切联系，从沈阳来到了妻子的家乡，滇东北的会泽县金钟镇马武村。与圈子彻底隔绝，过起了外人眼中的隐居生活。
几年间他似乎只有两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而且都无关文学。一次是2006年因为沈阳作协以不坐班为由停发工资，洪峰于是上街公开“乞讨”，并在当年宣布退出作协并辞去所有职务。第二次是在2012年的除夕夜，当地村支书带领几十个人冲进他家的院子，洪峰被围殴到人事不醒，断了三根肋骨躺了好几个月。出事后，老友余华来看他，临走留言说，“桃花源也有村支书”。
几年之后，洪峰再度被关注，是因为他成为了年入6000万的淘宝电商。但他说，小说也还在写，只不过是为了完成沈阳文化局每年的指标，书写完每次都是悄悄出版，圈内有影响，大众知之甚少。
如今的洪峰是否还能被称为作家，不好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他而言，“作家”这一身份已没有当年那么意义深刻。洪峰不再那么愤怒，也不再那么先锋，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山庄、网店、妻子和女儿身上。他理想中的生活，每个月能和珞妮妈妈一起带着珞妮外出个三五天走动一下，放松一下，不为工作和金钱所困。当然这些都与文学无关。
自古以来，文人似乎多是质朴清贫的形象，他们满腹经纶但往往却被金钱所困。当文学遭遇生活，情况不容乐观。曾有作家笑称，在中国能光靠写书就养家糊口的，除了登上作家富豪榜的，其余怕是没有几个。
在中国少量富人作家光鲜炫目的收入背后，是中国作家群体性的贫困和窘迫。“中国作家富豪榜”创始人吴怀尧一语道出令人震惊的事实：
有的作家一年收入远超1000万元，而有的作家辛苦一年挣不到10万元，还有作家全部存款不足5万元。应该说，多数作家收入比不上公司白领。2011年因病去世的作家沙漠舟，在去世前他最穷的时候，一天只能吃一个馒头。
有出版业人指出，在国内，5年内销量超过3万册就可以称“畅销书”，起印数能超过10万册的作家不到50人，开机能印到上百万册的现在记录只有3人：郭敬明、于丹和钱文忠。在这突出的冰山一角下淹没的是大批知名度不高的写作者，他们即使有幸出版，销量也极其有限，5年时间只卖了两三千册的作家是业内极为普遍的现象。若有职称或者是专业作家的情况稍好，可以在单位领到固定工资，但如果只靠稿费生活，大多数的写作者仍旧处在清贫的状态。
80后作家的代表韩寒就曾给国内作家算了下收入：“一本25元的书，一般作者的版税是8%，可以赚2块钱，其中还要交三毛钱左右的税，也就是可以赚一块七。一本书如果卖两万本，已经算是畅销，一个作家两年能写一本，一本可以赚三万四，一年赚一万七，如果他光写书，他得不吃不喝写一百年才够在大城市的城郊买套像样的两居室。”
那国外作家的生存状况会好一些么？
1981年，当时还是日本青年作家的村上春树干了一件任性的事，卖掉自己和妻子经营多年的爵士乐酒吧，开始专职写作。辞去工作，恣意行走和写作，也随着村上春树在文学上的被肯定而成为一代青年作家们理想的模板。但放在残酷的现实世界里，村上春树的写作成功路径，根本无法复制。
在刚结束不久的大益法国国际写作营中，国外作家艾米丽和斯基毛就曾对作家现实的困境进行交流：“在欧洲，畅销书作家的确是有高昂的稿费和版税，但大部分作家想只依靠写作来为生，也同样很困难。虽然稿费折合人民币也能达到千字千元，但以欧洲高昂的物价水平，还是难以维持生计，所以作家多数情况还是供职于大学或者文学机构，利用业余的时间从事写作。”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对纸媒与文学是一次不小的冲击，作家与媒体人纷纷转型，投入到文化产业的发展中。一时间我们看到了诸如梁文道坐镇的“理想国”、许知远创办的“单向空间”、罗振宇扛起的《逻辑思维》等新媒体产物。
从他们身上透出了这个时代的一种新现象：金钱可以在文化中流通的，它们其实并不矛盾。
梁文道透过“理想国”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公知的形象。他依然是那个每晚盛装游荡在街头给观众荐书的“道长”，但这个身份之外，他还成了宝珀手表的文化大使，也甚至会在节目中偶尔插个关于自己卖的红酒的软广。
作为“单向空间”创始人的许知远，始终无法平衡商业与文化在自己心中的矛盾。但透过自己电视初秀《十三邀》，这位2015年的青年领袖似乎找到了平衡，就在这两天，第二季又已经开播了。
罗振宇则从央视的幕后制片，杵着自己的老脸成了一代文化名嘴。在倡导“U盘化生存”的同时，卖知识卖情怀，还顺手倒卖papi酱的广告权。用他的话说，自己是现实主义者，但这并不妨碍某镇某村的某个少年，因为《逻辑思维》而订了一本好书，这就是一份文化传播的事业。
作家与市场，一内一外，一静一动，要如何安身于更迭频快的潮流之中，是考验每一位作家对文学坚持的决心。如今我们经历着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许多文化人都投入其中，促进着文学与商业的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作家是否应该考虑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很多烂书，没有营养的读物变成了畅销书，占据着市场；而有态度有深度的好书却被冷在一旁，是不是宣传方法甚至是营销出现了问题？”这是罗永浩在对话黄章晋时所提到的。
商业连接着人与社会的各方面关系，作家写作不再是闭门造车，要面对读者就是在面对整个市场，既然是商业就必定有着其中最适合的商业模式，这并不代表作品就要迎合大众，两者并不矛盾。新媒体的介入，促进着它们的交互，也让文学产物能更好传播开去，也更能体现它的经济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