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诺奖得主斯凡特·阿累尼乌斯给居里夫人写了一封信，劝她不要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她的第二个诺奖。
信里说：“我恳求你留在法国，没人能预料瑞典这里会发生什么……我希望你发个电报，说你在郎之万庭审证明那些针对你的指控毫无依据之前，不希望接受诺奖。”
是阿累尼乌斯觉得她的这个奖项本身有什么问题吗？当然不是，他自己还是提名人之一。他所说的，是巴黎闹得沸沸扬扬的绯闻：关于居里夫人和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的恋情。
诺奖委员会十分紧张。成员之一、生物化学家Olof Hammarsten指出：“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一场丑闻，在我看来就是要阻止居里夫人前来领奖。如果她来了，这件事情被提及，那会给颁奖仪式带来困难，特别是晚宴。对公主而言这将会十分不悦和困难，对其他皇室成员也是如此，我不知道有谁能愿意和她共处一席。”
20世纪初的巴黎绯闻成风，有估计认为当时巴黎四分之一的新生儿是私生子。很难说西欧其他地方的名流能好到哪里去，譬如薛定谔的绯闻几乎快要成为美谈，就连要和诺奖得主共进晚宴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本人都深陷绯闻困扰（对方还是个有家室的男人，对，这是个男同绯闻）。小报当然会为每一个大人物的绯闻而欢欣鼓舞，但是关于玛丽·居里的绯闻以及它带来的谣言中伤超越了此前所有限度。各地报纸纷纷宣称“这是自蒙娜丽莎被窃以来巴黎最大的新闻”，大部分法国媒体都站在郎之万夫人一边：一个“波兰犹太心机婊偷走了无私奉献的法国女人的丈夫” （玛丽·居里并没有犹太血统，而郎之万夫妇也疏远已久）。一个男科学家的生活不检点经常会被当做好玩的加分项，而一个女科学家就要在事业之余承担所有传统女性家庭美德了。
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只有绯闻时才浮现的问题。1921年，一位纽约记者 Missy Meloney 听说居里夫人没有为镭纯化申请专利后，决定在美国搞一场募捐活动。但是她坚信，如果要让美国女性愿意捐钱，那就必须“软化”她的科学家形象，去淡化诸如坚毅、冷静和理性的特征。她的文章把居里夫人塑造成了善良宽厚的医者，为了治疗癌症而投身研究事业，说居里夫人发现镭的动机是“令百万人免于死亡”；她的美国同行则把她描述为“实验室的圣女贞德”，“苦难和耐心的面容”。她的宣传成功了。不但募到了10万美元足以购买一克纯镭，还有余钱来邀请居里夫人进行一场美国之旅。
原本不喜欢旅行和媒体关注的居里夫人出于感激而勉强接受了，条件是尽可能减少曝光，但实际的旅程还是超出了她的承受力：旅途中的居里夫人显得十分疲惫，时不时要求取消活动或者至少不要在活动上公开发言，有时拒绝和她的崇拜者握手。在演讲里她提醒听众，她发现镭是为了“纯粹的科学自身”，而并没有考虑“直接的用途”。显然，居里夫人根本不是Meloney创造的那个宽广慈爱伟大母性的形象。
甚至当1934年居里夫人逝世时，纽约时报还称她为“科学的烈士”、“为全人类福祉而奉献”的“谦卑的女性”，而物理学家、加州理工校长密立根说她“是所有单纯、居家但极其完美的女性美德化身”。至少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这些才是她在社会眼中的主要形象。
没错，和巴黎小报的绯闻不同，这些话看起来都是赞美，甚至说话的人可能打心眼里都觉得是赞美。但它其实只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刻板印象和社会压力而已。每个女科学家都要被问到“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每个单身的女研究者都要被指指点点。女性要操持家庭并拥有家庭美德看起来是多么的理所应当啊！相应地在别的领域放低要求又是多么自然啊！冯钢教授训斥不读书的男生而不训斥女生，不被认为是他自己培养学生时的性别歧视，反而还被认为是对女生的“优待”呢。甚至就像居里夫人这样天才的物理学家，都还在被当成妻子、母亲和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这一点在1943年的《居里夫人》电影里达到了极致。的确，经过六七十年代许多人的努力，她作为伟大物理学家的身份重新变得重要起来了，但我们只是树立起了一个榜样，还远远没有完成整个变革。
至少有一点是幸运的：玛丽·居里还是在1911年12月10日准时参加了诺奖的颁奖典礼，并和瑞典国王共进晚餐，没有出现丝毫问题。也许她的另一位朋友的信带来了一点点微小的鼓励。信里建议她不要在乎这些流言，照常前往斯德哥尔摩，并且说：
“我十分确信你应该继续蔑视这些乌合之众……如果他们还在占用你的时间的话，干脆就不要去读这些垃圾。把谣言留给那些想听这些谣言的毒蛇吧。”
这个朋友的名字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