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遇到了改变我一生的人。
他是一位庄子专家。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一个文化沙龙里，侃侃而谈，听众鸦雀无声，散场后五六个人围着他，不是追星的那种围法，而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轮流提问，边问还边翻书，先生一一作答，十分儒雅，于是我也毕恭毕敬地旁听下去。
将散未散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坐在他的身边了。“苏老师”，我叫了他一声。“你好，”苏老师侧耳过来，“你是第一次来吧？”
是的，我是第一次来，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我告诉他，我刚刚考研究生落败，但不愿去任何地方工作，只想继续读书。唯一的路堵死了。我何去何从？
我需要指引，或者疗伤。渊深的老庄之学在苏老师脸上留下了潇洒出尘的气质，看着就让人心中无比宁静。
“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个有志气的人吗？”他凝视着我，悠缓地说。
“是的。”我说。
“那就再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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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又考了一次。
有一回想起这事，我告诉问题少女说，当初是一个研究老庄的学者激励的我。
“现在想起来，”我生气地说，“我看他更像是研究韩非的。”
人各有命。问题少女连大学都没念，就从老家青藏高原投到水深火热的大城市来了。她是在社会大学里深造的，不用考试，想啥时毕业就啥时毕业，而我却两次撞在同一堵墙上。现在她在外企，出国简单得就像上厕所。听我抱怨得多了，她就管我叫“创伤型知识分子”。
“你这种创伤型知识分子，”她说，“打当初就不该让你知道世界上还有大学这么一回事，中学毕业直接保送中专。”
当我也踢踢踏踏地进入社会后，才知道当初的损失有多大。新认识的很多同龄人，不但深造了，而且还是在国外。按照他们的习惯，说上三五茬话，就会蹦出这么一句来：
“我在XXXX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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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炫耀往事的欲望，最容易被酒刺激起来。有一次在一家饭庄，一个包间八九个人，除我之外每个都有过海外留学的谈资。一瓶白兰地打开，某人就忍不住开了口：
“我在波士顿的时候，经常喝一种加了榛果的白兰地。”
那又怎样？加了榛果的白兰地就只有在波士顿能喝？拿到连云港喝就馊了？
我刚开始腹诽，旁边立刻有人问：“你在波士顿哪个大学？”
“波大。”
那人就等着问这句呢，你瞧他那劲头，给自己斟了一满杯。我巴望着酒瓶子里倒出个榛子来，看看他会说啥。
“你在哪里读的？”他反问刚才问话那人。
“我在纽大。”
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俩男人琴瑟和鸣，关系立刻就近了，互相的眼神都透出一股“我早就看出你也是留美人士了”的意思。尤其可恶的是还用简称：纽大是哪里？纽西兰？纽芬兰？我看他那风衣上的纽扣倒是蛮大的。
这个头一开，在座的人都活络起来。教堂里一场布道结束时，台下陌生人都会互相问好，我现在遇到的就是这个情况：这一屋子人敢情早就认识，就是瞒着我！把我拉进这个饭局的，是一个在澳洲留过学的哥们，吃饭的时候，他跟另一个从墨尔本回来的哥们交流起袋鼠肉的口感来。他们真是南半球来的人，他们头顶发旋的方向都跟别人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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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或澳洲留过学的人，都喜欢提自由。“自由世界，嗯”，只要有一个人这么咕哝一声，其他人就会豪迈地点点头，就仿佛他在说一种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土特产一样。
我总是闷头吃喝，尽量不显示存在感，我很担心别人问我“你是哪儿毕业的？”但是，既然好几次落入了那样一个环境，大概其我跟那些人之间，还是有些气质上的接近的。如果我冒充留学生，那会怎样呢？
“我是底大的。”
我想底特律应该可以把他们吓回去。结果引来了更多的问题，自由世界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单纯，他们都说“没去过”，还问我那里怎样。
“我在底特律的时候，”我硬着头皮说，“那里其实已经没什么人了……满大街汽车随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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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装不像。
后来我跟问题少女说，你总跟老板飞来飞去，米兰去了两趟，罗马去了一趟，连那边的贼都认识你了，我最远却只到过香港。咱们什么时候也出去一趟啊？
不管去哪儿我都要好好待一阵——我暗暗地想。这样，回来再跟人聊，也有底气用“我在XXXX的时候……”开头了。
根据问题少女的建议，半年以后，我们去了一趟越南。
在胡志明市，我贪婪地把每一个景点的模样吞到脑子里，像什么金融塔，红教堂，歌剧院，我仔细观察着路牌和站牌上的越南语，我倾听路人之间的黑话。我要深入地把握这座城市的灵魂，让它活到我的身上，就像那些留过美留过澳的人，到哪儿都背负着整个自由世界的氧气瓶一样。
“来过这里就不用去巴黎了，”导游说。我们在歌剧院外参观时，他指着一个白人参观团告诉我们，很多巴黎人都喜欢来这里。
这倒不错，以后看到巴黎留学的人也有的话说了。不过……
“胡志明市大学在哪儿？”我问那个气质庸俗的导游，“我们想去看看。”
“没有人去那儿啊。”导游说。
“我不是人吗？”我生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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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如期而至，这次都是熟人，不用互相介绍。其中有一位游历四方的记者，跟我认识不少年，刚去过斯德哥尔摩，便带来了瑞典皇家学院访问那些渊博多识的老先生的新鲜感受。“他们一辈子都在读书，”她说，“我觉得他们读过多少书，就有多大的岁数。”
一说到书，另一个哥们立马容光焕发。他是在爱尔兰读的文学博士。“我在都柏林的时候，去图书馆看古卷，”他朝我说，“那种灯光，那种气息，橱窗里摊开的古书……我的膝盖都直发软，你懂这种感觉吗？”
我懂。我太懂了。可是你们去过胡志明市吗？
“我在胡志明市的时候……”
都柏林回来的哥们开始吃菜了，没吭声。
“我在胡志明市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真奇怪，导游带全团去一个作坊里吃很好吃的椰子糖，这么黄金的记忆，我一时都说不出口。憋了一会儿，我终于想起来点什么。
“我在胡志明市的时候，看到好多巴黎人！”
“前殖民地嘛。”
说完，都柏林哥们继续吃。
“我还去过胡大了。”
这回在座的人都不吃了。“什么？”有人问。
“胡志明市大学。”我淡然地说。
“好玩吗？”
为什么你们的大学都是去学习的，去研究的，去膜拜的，我的大学只能去“玩”呢？我是没看到古卷，也没有进过图书馆，但他们对热带地区的学府的这种怠慢，就真的太过分。
“很好玩，太好玩了，”我说，“我有机会一定要申请去那里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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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问题少女跟我出去散心。我们一点点地把记忆都凑了起来：市政厅前面黄肌瘦的警察，椰子糖作坊里面有菜色的女工，人力车上鬼头鬼脑的车夫……问题少女说：“你讲讲这些不行吗？你说胡大，谁在乎那是什么东西。”
唉，那怎么办呢？创伤太深，而且总在痛。
“可怜见的”，问题少女同情地说，“答应我，最近别参加饭局了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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