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这天子住的地方，是国家的枢要命脉之地，它的起名，也必须高端、大气、上档次。地盘要广，用“京”形容其大；人口要多，以“师”描绘其众。后来京师也称作国都、都城、首都，虽名称不同，但其作为一国核心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自古至今，那些具有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们，无不将都城视为关乎国家安定的根本，亦无不把国都的选址和布局，看作牵系着天下气运的关键。正如韩愈所说，“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又如孙中山所言，“都城者，木之根本，而人之头目也。”
在选择建都地点的问题上，古时候，由于国家的疆域相对较小，不用考虑太多复杂的因素，古人一般会把都城建立在居中的位置。《吕氏春秋》中提到，“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在一个小国里，地图中心的位置最便于对全国进行统治，也离前线战场最远，可以避免都城陷入战乱之中。
但随着王国版图的不断扩张，统治者们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地理形势和环境。在国都的选址问题上，需要考虑的重点变成了如何把握国家的“重心”，而非简单地寻找地图上的“中心”。
比如在汉朝建立之初，刘邦曾想在洛阳建都，并就此询问娄敬的意见。娄敬认为，洛阳为周朝旧都，虽是“天下之中”，但其作为四战之地，已经不再适应汉朝初年的新形势。要想国祚长久，不如选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威慑天下的关中之地建都。
娄敬提出的理由是，“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在那时，刘邦手下许多人仍提议应以洛阳为都，但张良认为娄敬的建议更合理，于是刘邦最终放弃了洛阳的选项，决计定都长安。
自此之后，娄敬的“拊背搤亢（按住脊背，掐住咽喉）”理论，也成为了后来大一统王朝国都选址的一个战略指导思想。
自汉唐以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北方边疆地带民族融合，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重心也持续北迁和东移。当大一统王朝建立之时，统治者必须把更多的着眼点放在北部和东部地区，来维护天下的安定。
在明朝崇祯年间，有一名学者叫做刘侗。据说他就曾提出一个有趣的理论，“（洛阳）中宅天下，不若（长安）虎眂天下，虎眂天下，不若（蓟城）擎天下为瓶，而身坻其口。”
这里提到的蓟城，是战国时期燕国都城的称谓，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刘侗把中国地图形象地比作一个瓶子，长安倚仗天险，就像瓶腹中随时出击的猛虎，能够震慑天下。而北京，则是抵住了瓶口，以此为国都，对内，能俯察天下，对外，能抵御外敌。
也正因如此，刘侗得出了“洛不如关，关不如蓟，守洛以天下，守关以关，守天下必以蓟”的结论。这实际上也是他对明朝皇室“天子守国门”的一种认同和褒扬。
在元明清三代中，1267年，元朝忽必烈在北京地区建立国都，称“元大都”；1420年，明朝永乐皇帝从南京北迁；1644年，清朝顺治皇帝从盛京南迁。三朝的统治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定鼎北京。
诚然，历代的统治者们所面临的形势都不太一样，定都的目的也不尽相同。元、清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比起江南地区，他们更适应燕蓟之地的气候和文化，同时北京离他们的发迹之地更近，假使有朝一日江山易主，他们也可以很容易撤出中原、回到故乡。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则是出于内部政治斗争和加强北方防御力量的双重考虑。而最终，他们都作出了定都北京的共同选择，足以体现在那段特定历史时期里，北京对全国和全民族而言所具有的极为独特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杨荣，是大明的五朝元老，首辅大臣。当年朱棣决定迁都北京时，杨荣便是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赞成迁都的论据，是“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握中原之夷旷者，又莫过於燕蓟。……蓟燕左环苍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为天下都会。”
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元明清三朝的统治者之所以敢身当瓶口，在北京建都，明朝皇帝甚至“天子守国门”，他们所看重的，就是北京“关塞险固”。三面环山，坐北朝南，周围险要的地势，能够令这座皇城固若金汤。
明朝末年，因汉族政权自毁长城，北方少数民族得以趁虚而入。在冷兵器时代，北京占据地利，易守难攻，因此满洲人入主华夏后，仍沿用明朝旧都北京，建立了清朝。
两百年来，清政府得以牢牢控制住广袤的华夏大地，证明了以北京为根基立国的正确性。但是，大清这个朝代比较宅，搞闭关锁国，喜欢关起门来自己玩自己的，不爱跟邻居打交道，也不在意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等到清朝错过了大航海时代，错过了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还满心以为“蓟燕左环苍海”，外人难于接近的时候，邻居突然前来敲门，大家一下子都傻了眼。
这时清政府才惊诧地发现，外国人已经可以直接从海上，把蒸汽轮船开到自己家门口了。
北京东面临海，本来是守卫京师的一道重要天险，但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反而变成了一道软肋。列强只要把军舰开到天津大沽口外架个炮，就相当于直接拿枪抵住了大清的脑门。
在新的战略形势下，北京是否适宜继续作为大清的国都，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晚清时期，受命前来中国担任“洋枪队”队长，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英国人戈登，曾就中国的国都问题向清政府提出过建议。
当然，作为一名外人，戈登没有直接建议大清迁都，而是委婉地提出，“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着。”
其言下之意，如果清朝非要以北京为首都，那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就做好当缩头乌龟的准备吧。
戈登的这条建议，倒也不是什么先见之明。他亲眼见过也亲身参与过，之前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铩羽求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另外，经常还有人说晚清时期的大清内战无敌，外战不堪一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京城离出海口太近，对外作战战略纵深不足的缘故。
除了戈登之外，当时国内的一些官员也提出了迁都的想法，但都没有引起清政府的足够重视。
究其原因，在咸丰驾崩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叛乱都很快被平息，且在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勠力同心之下，清朝还开启了一段“同光中兴”的黄金时代。
在这三十年间，举国上下相对稳定，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搞得风生水起，朝野臣民对大清的未来充满希望，觉得北洋水师可以守好门户，因而失去了动乱时期那种迁都的紧迫感。
然而，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大清在甲午战争中折戟，再次惊醒了国人的美梦。在这场战争中，北京离海口过近，又一次成为了清朝对日进行持久作战的掣肘，而且还被日本人拿到谈判桌上，当成了要挟大清的筹码。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双方在日本马关的议和谈判中，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便公然威胁李鸿章和李经方，“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搭乘增援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的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
因为这把悬在头上的利剑，清政府不敢不答应日本提出的一切要求。台湾、澎湖、辽东被尽数割让，后来李鸿章遭遇日本浪人刺杀，挨了一枪，也只为大清省下了一亿两白银的赔款，地还是得照割。
当时国人的心态是，西洋人的枪炮厉害，打不过我们认栽。但无论输给谁，也不能输给这个当了中国数千年小弟的日本。因此，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一时全国上下群情鼎沸，迁都再战之声不绝于耳。
在这些提议迁都的声音中，其中之一便是出自广东的一位举人——康有为。这位曾对近代中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就在这时通过一份上皇帝书，正式地登上晚清的历史舞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