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赛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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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未相信这个世界，正如这个世界也从未相信过他们。

文、图 | 吴一凡、Marcos Sobral 编辑整理 | 他者others

传说一千多年前，罗姆人（吉普赛人）自印度北部出走流浪，途经巴尔干、北非抵达欧洲。至今无人知晓他们出走的原因，只知他们边走边唱边占卜，也不时小施骗术。我此行追寻一支在匈牙利停下来的吉普赛，一路从布达佩斯走到匈牙利、斯洛伐克和乌克兰交界处的村落，看到贫穷、落后、不堪的生活伴随舞步；狂烈、没有理由的欢笑伴随歌声；也看到他们漂泊后短暂的停留、疯子般的好奇和永远动荡狂野的心。吉普赛人的流浪找不到真正的起点，结束也没有尾声。关于他们的种种传言，不设身处地就无从追溯。

蜘蛛网后的歌声

在寻找Ando Drom（在路上）乐团的过程中，充斥的是石沉大海的信件和被挂断的电话，好不容易得到一个肯定的回复，约见时间和地点又遥遥无期，后来请翻译帮忙，一下就敲定了一切。你很难猜透这些吉普赛人的变化，也无从知道一切是否真的只是语言障碍。深谈之后，发现也许他们看起来眼神冷漠，没有表情，甚至是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但到最后，他们又难免动了真情。大概他们真的已阅人无数、饱经沧桑。他们选择如此，也命定如此。

布达佩斯的吉普赛人区，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在街道上吐着唾沫，上下打量行人。古老的大楼失去了美丽年代时的辉煌，如今更像是残垣。门前神塑上是厚厚的蜘蛛网和灰尘，即使是白天看上去也阴森恐怖。

Marta Panczel和Jenő Zsigó夫妇俩就生活在这里，我按响门铃，住户标签上写着：罗姆议会。阴暗的旋转楼梯还是新艺术时期的样子，剥落的天花板壁画仍显出往日的大气。顶楼走廊上掉了或是碎了的玻璃窗无人修补，蜘蛛肆意占领拉起网线。尽头便是罗姆议会，也即Marta和Jenő的住所。他们创立的Ando Drom一开始是罗姆人的文化组织，常常带着吉普赛小孩唱歌，1980年代在音乐节上获得成功，促使Ando Drom正式成为乐队。如今已经没人记得Ando Drom是个文化组织了，问起当地人他们会告诉你：“那是个已经解散了的乐队。”

“乐队曾和导演Tony Gatlif在他1993年的电影《一路平安》中合作，现在这些人都去了哪里？”我问Jenő。

“干着社会底层的体力活谋生。”Jenő面无表情地说。

“乐队解散了？”

“也不能这么说，我们的乐手并不固定。”Marta接口道，“今年底还会有场大演出。”

“没有演出时就干体力活谋生？”

“对，他们得想办法过日子，只要有钱，什么活都干，跟电影里一样。”Marta同样不带感情地回答。

“我们吉普赛人处于社会最底层，从事各项粗活，有各种臭名，受人排挤。” Jenő接了下去，“但演出时到了台上，整个世界都仿佛由这些乐手掌控了。他们唱自己熟悉的歌谣，按观众情绪和反应选择下一首歌。Ando Drom的演出从没有节目单。” Jenő 此时终于有了几分骄傲神情，但转瞬即逝。“十年前，他们还时不时有这种机会，如今又即将统统失去。”

“我们无能为力，”他显出绝望来，“现实就是这样，我们正失去一切。”

“怎么说？”

“政府不帮忙，让我们自生自灭。谁会来帮我们这些吉普赛人呢？”

这让我想起一个匈牙利人的话来，“吉普赛人总是最后一个得到机会，却始终是第一个失去一切。”

“我并不是要抱怨什么，” Jen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你该来看看我们年底的演出，也许全世界都歧视吉普赛人，却没人不爱吉普赛音乐。当乐手站到台上，人人尊重他们，吉普赛人成为世人的偶像。难以置信！”

Jenő找出一首歌谣播放起来，空荡荡的房子里能听到微弱的回音，Marta和丈夫相视一笑说：“人们总认为吉普赛音乐欢快、跳跃，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最爱的都是舒缓的调子。演出结束后总有观众想来后台交流，乐手们却一概回绝。他们在众人面前唱了那些深情的歌，便觉得自己在陌生人面前动了真情形如赤裸。”

“我在哪里能找到这些乐手？”

“你找不到他们，”夫妇俩说，“有些人在建筑工地，有些在家带孩子，有些人无家可归。那是他们的生活，在此处生活，也在此处流浪。不唱歌时，我们就只是一个罗姆人。”

“你会写一写这些人吗？”Jenő在我告辞时问，“写写他们也有艺术和灵魂，甚至不止是吉普赛歌谣。”

巫术的命运

我第一次与Karavan Familia通话也不顺利，电话那端一连串匈牙利语，也不管我听不听得懂。后来我的翻译再致电他们，得到的结果是，可以到市中心来同我见面，会带上乐器、穿上盛装。如果没有翻译也没关系，他们小女儿能讲英文。

Karavan Familia最终选择的地点是市中心Aquarium餐厅酒吧，这里有露天座椅，我抵达时他们已在小酌饮料了。和Ando Drom真是大相径庭，我这么想着同乐队相认。Karavan Familia真的是一家子，父亲István Nagy其实是匈牙利音乐人，算是科班出身。他很小的时候就对吉普赛音乐产生兴趣，19岁遇见吉普赛人Ilona Farkas，两人一见钟情。István一直跟着这个吉普赛家族学习他们的传统音乐，顺理成章组成乐队。一双儿女István和Nikolett分别在1991、1993年出生，2003年一家人组成乐团。如今István在匈牙利电台工作，专事一档吉普赛文化的节目。子女都还在读书，Ilona则专心操持家事。

仅凭长相便可知Ilona有着印度血统，我便问起他们吉普赛家族的故事。“吉普赛人都来自印度北部，至少现有的研究证明是这样。”Ilona说，“但早在几代以前，我们就定居在匈牙利了。我来自东北部一座村庄，那儿是吉普赛人的天下。”此时小儿子István点起一支万宝路，母亲也跟着点了一支，然后继续说：“吉普赛人都是大家庭，我也不例外，就像传言里那样，我们平时就常常唱歌跳舞，那是一种天性。只要有庆祝活动，我们就挨家挨户一路唱下去，报告喜讯，或仅仅只是高歌一曲。我们只在自己的村子里唱，不会和外人交流。”

后来我也知道，歌谣收集者们曾在吉普赛人面前屡屡碰壁，当他们深入腹地录音，请这些村里人讲述他们的歌谣故事时，吉普赛人往往耍手段躲避，或是伸手要钱，唱一支广为人知的歌蒙混。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曲子很少外流、也很少被记录下来的原因之一。

“你一点也不知道大篷车时代的事？听长辈们说起过吗？”我依然对流浪话题念念不忘。“有没有什么古老的说法——为何从北印度出走？”

Ilona点点头说：“有种说法是吉普赛人被恶灵赶了出来，受到诅咒，他们必须远走。但很少还有人能解其深意了。更靠谱的说法是在伊斯兰大举入侵印度时，很大一批人开始出走。他们在巴尔干地区分成两支，一支往北进入欧洲，一支南下穿过非洲北部，然后在西班牙南部重新汇合。所以弗拉明戈对吉普赛人来说总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弗拉明戈其实是吉普赛人的，西班牙人拿去就变成他们的文化了。只要同吉普赛人说起弗拉明戈，他们全都这样认为；Karavan Familia的音乐就和弗拉明戈更接近。问及他们日后的打算，则说将永远唱下去，也会尊重儿女日后的选择。女儿Nikolett对阿拉伯文化充满好奇，“和她父亲当年对吉普赛文化一样。”Ilona说，“她在大学读阿拉伯文，以后也想去那儿看看。”

歌谣的源头

离开布达佩斯，我跟随Sándor前往东北部的村落Paszab探访白马乐队（Parnot Graszt）的家乡，希望在村子里找到更多吉普赛音乐的现场感，那些从田地、猪圈、破房子里生出来的，一切狂妄的、绝望的、欢畅的歌。

Sándor是乐队老经纪人，“我20年前就认识白马乐队了，”他说，“当时他们正在一个酒馆卖唱，是我听过的最纯正的吉普赛音乐。但他们真是一无所有，没有电话，没有联络方式，我通过乡政府才认识了他们。那时我还带着许多乐队演出，后来岁数大了就慢慢放弃了，只有他们让我割舍不下。村里许多孩子都是我的教子，我正好要去参加几个孩子的初中毕业典礼。”

“和吉普赛人相处还是得小心，他们狡猾善变，”Sándor提醒我，“这并不是贬低他们，吉普赛人就是这样，要么怀疑你千万遍，要么身家性命都交给你，在他们都是转念间的事。”

Paszab距布达佩斯两个半小时车程，靠近斯洛伐克和乌克兰。我们途经北方小城Tiszabercel，在那里拜访了主唱József，他是乐队中唯一一个搬到城里的人。当然这儿离乡村也不过半小时。我在József家门口见他挂着一块画着圣母的木板，看起来像是廉价旅行纪念品。吉普赛人有自己的信仰，或许称之为罗姆哲学更贴切。他们也信仰所在地的宗教，但会有与普通信众不同的膜拜方式。后来我从村庄的老者那里得知，他们读圣经，也唱歌给圣母听，认为那时候心能与之连接。

József开车领路带我们往他家乡去。通往村里的路看起来都一样，连Sándor也常在这里迷路。József开得飞快，不一会就停在一户农家门口，“这不是目的地，” Sándor解释，“他要去黑店买烟，别的地方找不到。吉普赛人男女老少都抽烟，边抽边唱，其实他们干什么都边抽边干。那也是他们的奢侈品。”

我们最终在一家农户门口下车时，我并不觉得它和卖烟那地方有什么两样。József的母亲已经在等候我们了，吉普赛老妇带着宽厚的笑容迎人，“她才是乐队真正的教父。乐队正是她促成的，早年就鼓励孩子们玩乐器、唱歌，把大家组合到一起。”Sándor向我介绍。老母亲热切地带我去看卧室中满墙的家庭照片，在人群中指认某个人。这时越来越多的人来到József家，大声打招呼谈天；更多的人还在往这里来，伴随着更多的招呼、更响的谈天。我发现自己正扯着嗓子同老妇人鸡同鸭讲，但谁比得过吉普赛人的嗓门呢。最后Sándor向我解释，“这里的人都是一家子，就连我也很难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肯定的是，整个乐队家族二十多号人，共有一个祖母。老祖母几年前才去世，歌谣收录者来记录过她的舞步，被认为是最早的吉普赛歌舞片段之一。”随着人声越来越响，聊天慢慢变成了歌声，他们在屋外的猪圈旁高歌起来，又跳了起来，人们围成一圈打着响指，无休无止。仿佛过了很久，又好像是突然间，人群又散开，屋内又是谈笑声、歌舞声、响指声，然后是锅碗瓢盆碰撞声……

正如Ilona先前告诉我的，吉普赛村里碰到喜事和节庆便会挨家挨户一路歌唱去串门，报告喜讯一同庆祝。我抵达的那天也是Paszab村的庆祝日：村里有几个年轻人初中毕业了！毕业典礼将在几天后举行。随后我们探访了其他几位乐手的家，每到一户都重复相同的情节，大人孩子出门迎接，我和无数人贴了面。屋内是橙色的墙、红色厨房、廉价纺织品、塌陷的旧沙发、随处可见的家庭照片……招呼打过后，人们就毫无征兆地唱起来，孩子们也会加入，5岁的小孩抱着比他大的牛奶罐子敲打节拍，初中毕业的姑娘随着节奏高歌起来。一轮过后再往下一家去。

途中我问József，这些歌谣到底是在唱些什么。“什么都唱，生活、爱恨、绝望。”他说，然后哼起一小段来：

啊，我未曾伤害过任何人啊， 可是上天依然惩罚我， 啊，上帝依然惩罚我。 啊，不论如何，我的爱，那就是我将如何而亡， 死亡在何处等我，死亡在何处等我？ 但愿上帝会祝福这个美好的家， 但愿信仰会祝福你，兄弟。

Sándor和我告别乐手和他们的家人离开时，车才启动就发出隆隆响声，好像下一秒前盖就要冒烟似的。眼看车窗外雨云时聚时散，我们也没有雨具。我一边想象我们会不会像一个流浪的人在远离城市的公路边无家可归，一边想着在这样的情境下吉普赛人却放声高唱出一支又一支歌来。也许他们是真的绝望了，一支熟悉的歌谣是高喊灵魂的唯一出路。

车最终安然无恙地靠近布达佩斯，熬过两个半小时的焦躁，紧张的情绪渐渐缓和，Sándor说起，过不久乐队会去波兰和德国演出，坐大巴前往。“巡演时间一长，他们就会想念村子里的家。吉普赛人也会想家。”Sándor说，“没演出时他们就过着贫困的生活，女人不停生养孩子，孩子抱着各式家伙充当乐器，还没学会走路就已经会了跳舞。看过现代社会，乐手们还是不愿离开村子。有一回他们外出巡演，第一次看到大海，文明社会就像是他们带回家的那瓶海水，是一种念想却不属于他们的生活。”

“为什么不呢？”我问。

Sándor摇摇头，“我猜吉普赛人从未相信这个世界，正如这个世界也从未相信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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