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定义分歧
各种舆论的定义千差万别，但概括起来，分歧最集中的就是以下三个方面。
舆论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
舆论定义最直接的分歧就是舆论是否具备一致性。
休谟说：“我们发现统治者……依靠的只是一致性的意见态度。”陈力丹认为舆论“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
英国的巴克则不认同这样的舆论一致性：“在多数人之中，具有不同的意见，就是舆论。”法国的A. 吉拉尔在《公共舆论》中说：“公共舆论不是其总数，而是个人意见的混合物。它从来就不是一致的，更不是同质的。”
舆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对舆论认识最主要的分歧集中在舆论是否具备正当性。认为舆论具有正当性的，对舆论的评价是“赞美或肯定”；认为舆论不具有正当性的，对舆论的评价则是“怀疑与否定”。
对舆论正当性的否定，从柏拉图开始，到黑格尔时达到巅峰，再到李普曼开启新的质疑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一脉相承的谱系。而主张舆论具有正当性的代表性人物则有洛克、休谟、麦迪逊、卢梭。
对舆论正当性的不同评价，源于对舆论制造者的评价。比如，同样认为舆论的主体是人民，启蒙思想的拥护者就会对舆论持正当性评价，日本的福泽谕吉认为：“舆论就是……在某一时代人民普遍具有的智德的体现”，是“智者的言论”；而把人民看作乌合之众的黑格尔则对舆论的评价不高，他认为作为舆论主体的人民，“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除了一些笼统的话和歪曲的演词以外，不可能指望听到什么别的东西。”
好评和差评，依据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谁在发声。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呼吁：“相信我，民众的声音是神圣的。”大约在五百多年后，马基雅维里说：“将民众之声称为上帝的声音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世界各地的事件和观点通过这样神奇的方式预言出来了，从而使人们可以相信某种隐蔽的力量能够预言好的和坏的。”
皮埃尔·加荣（Pierre Charron）在1601年建议“民众的声音——上帝的声音”恰当的说法应该是“民众的声音——驴子的声音”。霍夫斯泰特（Hofstätter）在他的《公共舆论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öf fentlichen Meinung）中指出：“‘民众的声音——上帝的声音’这是一种对神灵的亵渎。”
事实上，对舆论认识的所有分歧，几乎都根源于对舆论主体的认识。舆论的主体，就是舆论世界的造物者。舆论的声音是上帝的还是牲口的，关键在于舆论的造物者是上帝还是牲口。
所以舆论最值得讨论的分歧就是：舆论的主体是谁？
舆论的主体是谁
提起舆论的主体，人们最容易想到的一个词就是“公众”。
的确，“公众”是与“舆论”联系最紧密的字眼，也最经常出现在舆论的定义和解释上。众多定义不约而同地认为“公众”是舆论的主体，一个最直接的支持就是舆论的词源其英文就是由public opinion构成的，public最通常的中文译法就是“公众的”，因此，舆论的概念本身就含有“公众”的含义。为此甚至有的学者反对在“舆论”前面再加上“公众”这样的定语，认为这是同义反复。但问题是public本身就是多义的，其字面意思除了“公众”之外，至少还包含“民众的”“人民的”“大众的”“公开的”“公有的”等含义。
在舆论的众多定义中，我们发现对舆论主体的认定大致呈现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尽可能地将舆论的主体限定在一个特定的范围。比如，用“人民”和“全体人民”排除了“小众”（如福译谕吉、吴顺长）；用“公众”排除了一般意义的群众（如哈贝马斯、刘建明）；用“社会团体”和“集团”来排除未经组织或经济政治地位不相等而混杂的群体（如甘惜分）；用“阶级、阶层”排除一切非阶级阶层的集合体（如康荫）；用“最高权威、最有知识、最有教养、最有道德的人”排除其他普通民众（如张季鸾、W-A. MacKinnon）。
对舆论主体认定的第二种倾向则是尽可能地开放舆论主体的外延。最典型的定义就是采用“多数人”这个概念，“多数人”的概念放弃了对舆论主体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特征予以限定的努力，而仅仅强调其数量上的特征。
两种倾向其实有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都认为舆论的主体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个人，更不是机构。
但舆论这个定义，却面临现实运用的挑战，那就是个人、媒体、政府是不是舆论的主体。现实生活中，我们讲的舆论，常常包括新闻发言人、政府会议、报纸电视的言论，可是舆论的定义却往往将其明确排除在舆论主体的范围之外（这部分的内容，我们将在“舆论的主体”章节进行详细讨论）。
聊完了舆论的分歧，我们再来看看舆论定义的共识。
舆论定义的共识
尽管一千个学者有一千个舆论的定义，但绝大多数学者在下面三个方面有着最大公约数。
舆论是有力量的
舆论是有力量的，不管这种力量被誉为伟大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还是被指责为群体的暴力、混乱的力量。
历史上不乏对舆论力量唱赞美诗的。休谟就认为统治的力量来自舆论，“唯有……在舆论的基础上，政府才能建立”。休谟说：“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比多数人被少数人所统治更令人吃惊的了；并且人们愿意将自己的知觉和愿望放在次于政府期望的位置上，也令人惊讶。当我们试图分析政府通过什么方式产生了这样不可思议的统治力量时，我们发现统治者……依靠的只是一致性的意见态度。政府是建立在舆论基础之上的，无论是最专制和最军事化的统治，还是最自由的和最受欢迎的统治，都一律如此。”
而卢梭则把舆论提到比一般法律更高的地位，认为是民族创制精神的力量源泉。他将与国家有关的法律分为三种类型：公法、刑法和民法。但他认为在这三类法律之外，还有第四种类型是所有法律类型中最重要的。“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取代权威的力量。我说的就是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
与柏拉图、康德质疑舆论的小心翼翼不一样，尽管黑格尔对于人民的舆论持否定态度，但他也承认：“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尤其在我们时代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