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黄信尧导演的名字，是在电影《一路顺风》宣传时和导演钟孟宏导演的访谈，当时的话题是钟导过去拍摄纪录片的甘苦，言谈间钟导抛出了黄信尧的名字，一边称赞他在纪录片上的功力和成绩，也主动提及他在黄信尧的第一步剧情片担任摄影（以中岛长雄为名）。比起钟导描述黄信尧的「厉害」，更令我难忘的是钟导的神情，他的眼神意味深长，那是后辈创作者能从长辈口中得到的最高赞誉。自那回听见黄信尧的名字过了近一年，终于等到了《大佛普拉斯》上映，这才了解了这个神情的意思。
早年拍摄纪录片的黄信尧
一定程度上，《大佛普拉斯》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在黄导「我是始终如一的导演阿尧」的注册商标口白开场下，观众不知不觉顺随著主人翁肚财和菜埔，一同进入充满悲叹和无奈的榜徨人生，一点一滴灌注著看似荒谬却再写实不过的沉重压力。《大佛普拉斯》故事描述一起乡下艺术家工厂的凶案，两个主角是典型的社会失败者，一面挣扎求生，一面深陷凶案事件之中，电影在片尾达到最高潮后戛然而止，后劲十足。
《大佛普拉斯》宣传开始于台北电影节之后，首映并获奖后，这部片子吸引了人们的注意，随著商业上映的宣传期到来，访问当日，阿尧一共排满了7场专访，以致我的访问后半是一边吃饭一边进行，忙碌的宣传行程对他来说也是全新的体验。黄信尧过去的作品都是纪录片，没有上过院线，只在公共电视和影展播放，最多就是出席映后座谈，他直率地说：「（对宣传）非常不适应。」
2006年的黄信尧
有别于作品裡标志性的自我介绍口白，现实的黄信尧不习惯出席公众活动，也不习惯四处与人交谈，他自己描述自己是「耍孤僻」，商业宣传的种种公关、访谈活动，著实疲惫。尽管如此，他仍然努力满足所有的活动要求，想想看一天7场访谈，关键的问题必然一再重複、交叠，阿尧笑说：「我会很有服务精神地给出不同的答案。」
对于导演而言，当电影拍摄、剪辑、后製的製作流程结束，作品就算完成，导演也就将这部片子「放下了」；接踵而来的票房压力、公关活动，反而是对投资人负责任。他细数了包含製作公司甜蜜生活在内的出资人，希望票房和海外版权能多贴补他们一点，他说：「既然人家出钱，就想办法不要让人家赔，至于辅导金，也是纳税人的钱，至少也得把电影拍好，不要乱拍，才对得起人家，这样的压力是一定会有的。」他的语气恳切，强烈的现实气息迎面而来。
大佛普拉斯 (2017)
黄信尧过去曾在纪录片《沉ㄕㄣˇ没ㄇㄟˊ之岛》的放映座谈（2011高雄电影节）中提到：「拍纪录片没有多麽神圣，还要生活吃饭，有的时候是为了生存而拍。」这种务实的态度，也反应在他的剧情片上。阿尧是家庭中唯一的收入来源，养家的责任无法推卸，没办法坚持苦熬几年完成什麽伟大的理想，他的电影作品必须以工作的角度去思考，纪录片、剧情片皆然，他笑说：「假如我拍了一部旷世巨作，接下来就跑路了，没有下一部，那样也还蛮辛苦的，意义似乎也不大了。」
阿尧的务实与成长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他在国中毕业升高中的暑假在安平工业区的皮革工厂打工，「小孩子嘛，就被派去做最烂的工作，」在盛夏的加盖厂房裡，连架电风扇都没有，每天汗如雨下地搬著皮革，领著少少的钱，他笑说：「真的是热到只剩内裤没脱了。」高中毕业后则去选举场合工读，白天贴选举海报，两个人一组骑著小速克达，脚踏的地方放著一大水桶的浆糊，坐后面的人抱著一大綑海报，到了定点停下来，前面的人负责用刷子涂浆糊，后座赶快把海报贴上；晚上的工作是到处发传单，请人家拜託支持。
过去所有关于黄信尧的访谈，都会提到他自高中起就投入政治与社会运动，这也与他的工作经验有关。1973年出生的他，中学至大学阶段是台湾政治风起云涌的时期，民进党已经成立、政治解严，但是还有太多的权利（权力）需要争取和保障，人们走上街头，青年阿尧也受到吸引而投入，从高中开始就出没在民进党的竞选演讲现场。他说：「去参与社会或政治运动，当然和务实无关，而是长期被社会否定有关。」
拍摄纪录片的黄信尧
如同电影中的角色，在升学导向的教育体制裡，不擅长念书的小孩一直处在边缘，他说了一个小学时的故事，当时学校为了推动民主训练，举办校内国小市长选举活动，每个班级推出候选人，班上同学就怂恿阿尧导演和其他几个人投废票，小学生的他，对废票是什麽完全没有概念，只觉得好玩就跟著投了。班上的候选人最终差了几票落选，导师勃然大怒，要处罚盖废票的同学。
带头投废票的学生是副班长，成绩好、家长也「够力」，阿尧回忆道：「他就坐在下面装做没事，装做他没有投废票，也不是他带头，然后就我们几个笨蛋上台被罚站被骂。也不知为什麽老师特别针对我，说我以后会变成卖国贼、汉奸。」小小年纪的阿尧导第一次演体会到了什麽叫做「社会不公平」。这样的经验在求学过程中反覆发生，要嘛因为成绩不好辈处罚，或是被冤枉成坏学生，「你就会觉得，干！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只要你有钱有势有背景，就可以过得比别人好，再怎麽认真也没有用。」
在选举活动中打工，让这股不满找到了出口，台南出身的阿尧中学读的是长荣中学，老师们也有会请假北上参加游行的积极份子，也勇于和学生讨论社会议题，阿尧在高中得到启蒙，终于理解出问题的是社会。「一旦你开始质疑世界，你就是在质疑你自己，一直深入地想、阅读，你对很多事的看法就会不一样。」这样一位愤怒青年，脑中只有离开的想法，天真的想去当远洋跑船的船员，离开眼前的一切，他一有空就跑到海边，看著离港驶去的货轮，希望自己能在船上，再也无法忍受「被否定到一文不值。」
大佛普拉斯 (2017)
阿尧对现状的厌恶，和政治、社会运动的宗旨不谋而合，大学时期北上念书，拓展了他的世界、知识，同时也助燃了他的热情。即便大学阶段白天工作、晚上上课，他仍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当年鹿港反杜邦、后劲反五轻的运动已经告终，反核四运动正盛，佔据了他少有的閒暇时间。关于黄信尧的介绍大多轻轻地带过离开社运圈的事实。他解释，在运动过程中见识了太多堕落、沉沦，有些运动者当上了官，换了位置也换去了街头上的面貌。环保、社会运动成为纸上谈兵的议论，他无奈地问：「为什麽环保运动是在台北的咖啡厅吹著冷气进行的？」
世事难料，一直渴望离去的黄信尧，在大学即将毕业时决定南返，回到故乡台南。或许他受不了台北的咖啡厅，受不了在冷气房裡议论国事。他说：「这样比较贴近土地，我觉得环保运动还是要贴近土地，和在地的人们一起生活，不应该只是谈，而是该直接下去做。」就这样他离开台北、离开社运圈，意外走上纪录片的道路。
1997年创刊的《南方电子报》是国内第一份针对公众发行的电子报，内容以环境议题、社会议题、文化、文学为主，在2000年以前是台湾知识分子盛行的非主流、非营利媒体。阿尧受到《南方电子报》的口号：「作自己的媒体，唱自己的歌」召唤，参加了全景映像工作室举办的纪录片培训，他的处女作拍摄了台南科技工业园区周边的盐田，一拍拍出了兴趣，遂决定报考台南艺术大学。
念书不是什麽「理想化」的决定，反而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大学毕业后阿尧的家庭碰上了经济困境，房子也被法拍，家裡急需他的工作收入，但兵役声声催促，一当兵家裡就少了一份收入。他说道：「那时候家裡的状况真的蛮糟糕，那栋房子就是父母一辈子打拼留下的东西，房子被法拍，就等于一生努力都白费了。」考研究所是在这个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目的不只是「拍纪录片」而是继续工作。这个口口声声说自己不会念书的男孩，竟也成了研究生，「成为研究生会有种莫名的虚荣感，」他笑著说：「这辈子从来没有那麽虚荣过！」
这时期他的工作是汽车业务员，就跟念书一样，他称自己不擅交际，但却干上了一份靠交际赚钱的工作结果可想而知，经常一台车也卖不出去，「干，被扣到一个月只剩九千二，老板还送我们一本书，什麽美国汽车销售员的自传之类，干！那什麽鬼东西，我他妈的到现在都记得。」
考上研究所另一个好处就是辞掉这份做不来的工作，用少少的积蓄唸研究所，撑了半年，积蓄也用尽撑不下去了。第一个学期没结束，他就和老师林信谊（也是纪录片前辈导演）告假，说真的没钱，要再去台北打拼。老师表示理解对他说：「纪录片很重要，但生活更重要。」要他放心先去台北工作，不会为难他。黄信尧又收拾行囊，回到台北干回了助选员的老差事，阿尧用推荐的口气说：「选举是最赚钱的工作，因为不会放假，总部永远有便当。很多人不喜欢吃便当，可是我很爱吃，因为不用钱，所以我三餐都在总部吃，儘管餐餐都一样，但我吃得很开心。」
拍摄纪录片的黄信尧
很快阿尧又存了一笔钱，选举一结束，管不著谁当选、谁落选，他马上回到南部拍片，交出了学院裡的第一支作品。黄信尧的学院生活比起大部分的学生都来的艰辛，偏偏「艺术」是很花钱的学科，他纪录片的拍摄素材比起同学少的多，原因还是因为「钱」。阿尧手比了钱的手势，一边说：「DV带一卷两百，我买不起，所以我都只把机器带著，非不得已才开机拍摄。」
这样现实负担逼出了他「儘量不要拍」的习惯，他拍摄柯赐海的作品《多格威斯麵》一天只开机拍20分钟；《带水云》毛带总共只有20几个小时；《云之国》拍8小时半；远征海外的《沉ㄕㄣˇ没ㄇㄟˊ之岛》是拍摄最长的一部，但也只有50几个小时，相较于一般纪录片动则几百、几千小时的影像素材，目的是希望能够完整地记录事件，深怕错过。黄信尧的节省自有一套理论，阿尧斩钉截铁地说：「你就算出两台，整天不停机的拍，难道就保证不会错失吗？既然错失是必然的，一定会有遗憾，那还不如好好的专心的拍。」
云之国 (2015)
研究所三年，黄信尧在不同的老师身上学到不同的东西，要跟这些「大师」级的师长学习，难免有压力，阿尧说：「你要看这压力是正面还是负面，你跟一个不喜欢的老师，那压力是负面的，但如果跟了一个喜欢的老师，那压力就是正面的，成为鞭策自己的力量。」
研究生阿尧每年都会给自己设定功课，和林信谊学习时，学到的是对纪录片基本功的锻鍊；毕业作品的指导教授是知名摄影大师张照堂，从他身上学到的则是观念和风范。张照堂出席《大佛普拉斯》台北电影节的首映时，很喜欢，他对阿尧导演开玩笑地说：「或许可以拍一部大佛minus」，并唸了一下学生「片中的葬话有点多。」转述这段时，阿尧导演露出天真的笑容：「做学生的总希望不让当老师的丢脸。」张照堂的肯定，是片子至今最好的回响。
在他看来，每一部完成的纪录片都是反省和学习的结合，比方说《多格威斯面》拍摄后，他重新省思了纪录片的真实与虚构，纪录片中常用的访谈手法，是否真的能够说出受访者的心声，「难道魏应充在访谈时会和你说油是假的吗？」就算不是刻意矇骗，人的记忆如此浮动、剪贴，又该怎麽相信镜头前人们说的故事呢？他说：「真实与虚构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纪录片其实就是一部主观的影片，无论导演再怎麽努力，最后出来的仍是你导演的主观。」因此，他将自己的口白放进纪录片中，每一部作品总是先对观众自我介绍，时不时插话补充自己的观点，阿尧说：「纪录片是一种创作过程，是把我的绝对主观呈现给观众，观众不管怎麽反应，我都接受，但我必须把我的想法告诉你。」
创作纪录片和剧情片有许多分别，最主要是规模不同，纪录片的规模小，拍摄有更多自由；剧情片规模大，也有许多限制，筹拍剧情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资金」。「你不能乱花，也不能不花，这都关系到最后的效果。」资金运用是新进导演最大的困难，《大佛普拉斯》靠著制作公司甜蜜生活的协助，替黄信尧权衡了许多花费考量，例如片尾的高潮戏，架设场景、拍摄器材就得花上好几百万，阿尧笑说自己都已经私下修改剧本，准备改动结局，好省下这笔钱，最后是监製叶如芬和锺孟宏坚持，才能让原先的结局得以保留。除了钱之外，剧本、演员，观众的接受程度都必须谨慎思考。
大佛普拉斯 (2017)
《大佛普拉斯》是短片《大佛》的长片版本，短片虽然规模较小，但第一次尝试剧情片，又没有辅导金的援助，怎麽说服自己去拍、怎麽拍、故事怎麽修改，短片和长片一般困难。特别是长年拍摄纪录片的黄信尧与电影圈相当陌生，筹拍长片压力日益加剧，他说：「人如果没有压力就不会成长，要把这些压力当作正向的压力，逼自己成长，只要能挺过去就过了，毕竟我也不是二十几岁的人，面对这样的机会，不能犹豫。」
短片《大佛》吸引了锺孟宏导演导演的目光，找上门合作，放任他拓展剧本。从来没写过剧本的阿尧，套了生硬的格式，最初交了一个彆脚的版本。锺导看了不行，直说没有感情，他要不要管剧本格式，写小说、写故事那样，要他「照你的意思」去写，一来一往，钟导给了阿尧许多拍摄的协助和引导，拍摄长片让黄信尧从剧组团队学到很多。
这样一来《大佛普拉斯》会不会有太多钟孟宏的味道？这也是阿尧时常被问到的问题，他答道：「答案当然是一定会啊，成名的摄影师一定有他的风格，锺导有强烈的影像风格，但我并不会排斥，事实上这部片也很需要这样的风格。」片中的演员也是，如陈以文、戴立忍、林美秀……这些硬底子有经验的演员，他们不需要太多的指导，阿尧说：「好的演员会直接先演给你看，让你去调整，只要一两句话，他们就做出回应。」当这些前辈们将一身技能都交付给你的时候，就是新导演最大的助力。
除了视觉之外，《大佛普拉斯》的配乐一样优秀。从纪录片时期开始，黄信尧十分重视声音，短片版本的音乐也起了画龙点睛的作品；长片版本则是找来了著名的客家歌手林生祥合作，是台湾影坛少见影、音完美融合的杰作。黄信尧虽与林生祥认识但不算熟稔，他当时心想：「反正这部电影已经没有设限了，找个客家歌手来做台语电影，谁说不可以？就像很多台湾电影还不是找什麽波士顿、澳洲之类交响乐团来做配乐，我觉得这样来弄一定很有趣。」经锺导引荐，林生祥也充满兴致，一天一首快速地交出成果，最后进录音室边看影片边调整、录制，林生祥也以此片入围了今年金马奖的最佳电影音乐、最佳电影歌曲两项大奖。
大佛普拉斯 (2017)
片名《大佛普拉斯》的「普拉斯」（Plus）是十分聪明的命名，它可以是指原来短片版的延长，也可以是指在「大佛」上「附加」了什麽的意思。在短片的访谈裡，导演曾提及每个角色背后的设定和暗示，是对台湾社会的隐喻，老板启文象徵著政府或所谓的上流社会、启文的小三则是中国人、肚财跟菜脯是台湾人。将台湾现状转换成片中的人事物，短片版本转换过一次，长片则在原来的基础上，用更複杂的方式去回答短片提出的问题核心：我们到底在拜什麽？究竟为何而拜？长片新增的中正庙、美国的桥段，都可以视为短片的延伸。
虽然是剧情片，但他依旧发挥了纪录片导演的本能，不加修饰，血淋淋地置入他对现实的观察。例如片中的女性角色，大多处于被动、物化的处境，导演笑著回答：「会这样问，就表示你社会历练不够，不是我去安排，而是现实是怎麽样的情况？很多大官、立委乔事情就是在酒店乔，不是在会议室，旁边一定要有小姐，这些小姐扮演的角色是什麽？就是很物化、就是很符号。所以片子并没有去物化女性，而是现实就是如此物化，我只是把他呈现出来。」
这种「如实呈现」也成为《大佛普拉斯》最吸引人的部分，他的剧情片是另一种对现实的纪录。片中呈现了很多社会下层的支线故事，这些看似和剧情无关的故事，赋与了《大佛普拉斯》真实的血肉和重量。这些故事有些是导演的亲身经历，有些是从朋友拿听来的：「例如有一次我去海边的摊贩吃黑轮，然后就有两个工人坐在旁边，A工人训斥著B工人，说你这样被老板一直拗是不对的，不能老板叫你干嘛就干嘛，不要唯命是从，A工人说了一句名言：『老板吃肉，我们好歹也喝一下汤』。我很好奇，他们那连汤都没得喝的世界，究竟是什麽样子，对我来讲，他们就是肚财和菜埔。」
大佛普拉斯 (2017)
类似的例子很多，在小吃摊、路旁杂货店、家门口，很多工人就这样招来朋友，边喝酒边讲些「五四三」的，他们也是肚财和菜埔，肚财和菜埔无所不在，「对我来讲，我只是把生命中的这些真实的影像，浓缩幻化成他们两个在警卫室裡面，」阿尧解释道。
「但，那似乎是很悲哀的影像？」我追问。
「说实话是啊，像那天我在台中，在一间小小的杂货店门口，两个工人就买著几罐啤酒，配料是一包科学麵，对他们来讲这是很开心的事，但如果你去和连胜文20万一瓶的红酒相比，这样的开心当然很渺小，虽然他们也很自在。」这种悲哀感是相对的，他进一步说：「真正的绝望，是无法翻转，社会底层的人无法有翻转的机会，好好唸书吗？之后呢？还不是在帮人家数钱。阶级根本没什麽流动。」
大佛普拉斯 (2017)
阿尧导演曾经在技术学院教过书，排名越后面的技术学院，学生的家境往往也越差，学生为了打工赚钱，常常交不出作业，甚至缴不出学费。如果是这样一群无法翻转的绝望人们，那麽片中的「大佛」是什麽呢？黄信尧不顾剧透地说：「你想想看喔，片尾在黑暗裡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如果你是在电影院裡，坐在漆黑的座位上看，那麽敲的人是谁？」意思是每个人都是肚财，都是菜埔，阿尧又说：「你就是没有出口啊，你的人生没有翻转的可能，你这辈子能做的，就只能去庙裡拜拜，祈求下一辈子会更好。」当你寄託在一个虚无飘渺的来世，连膜拜的对象裡面都藏污纳垢时，让人们活下去的动力是什麽？
「要不要放弃就看大家啊！我其实觉得人类是没救了，拍完《沉ㄕㄣˇ没ㄇㄟˊ之岛》之后，很多人问我全球暖化的问题，我就会回问，如果今天放映厅没有冷气，你们会来看这部片子吗？这世界只会越来越迈向灭亡。」《大佛普拉斯》是黄信尧放在心裡20几年的故事，他这个务实的甘苦人，有著「负面」的心思和「正向」的行动，与其说他错乱，倒不如说阿尧导演的务实特质，就是在悲观和积极两股力量交叠作用下所产生。
大佛普拉斯 (2017)
「没有救赎，没有希望，我觉得人类或者人世就是这样。」这句话竟成为整段访问最后的句点。握手、合照、道别，临走前和他说了自己近况不甚顺利，那位刚刚还绝望到了谷底的导演，竟然爽朗的拍了我的肩头说：「一切都会过去的。」随后转身走进会议室，准备开始下一场的访问，那背对我的人，既是肚财也是菜埔的身影。
原载 thenewslens
作者：翁稷安
责任编辑：曾杰
核稿编辑：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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