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印象里，中国音乐节大概只有短短二十年的历史，而就是在这短短二十年里，它像改革开放二十年一样完成了天翻地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蜕变。其实用行话来说应该是从“地下”到“地上”、从边缘到主流、从少数到全民的蜕变...
想想这些，总有种莫名的伤感。借着又一个“五一劳动节”的机会，来回忆下自己这二十年来的音乐节经历吧。
既然是回忆，就不一定属实，叙述难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索性当个八卦文章供大家节日消遣娱乐吧。
「第二届迷笛音乐节」
我实在记不清那是第二届还是第三届迷笛了，只记得是 2001 年五一的北京。在去音乐节现场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音乐节什么概念，不知道“地下”什么概念，当然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个演出。
我当时是和两个同学去海淀书城买考试教材，顺便路过个卖“打口带”的小店看到的“音乐节海报”。
记得海报是黑白打印的，上面有“脑浊”、“液氧罐头”、“杭天”等字样。地址是海淀区上地路“迷笛音乐学校”校区内（其实就是“树村”）。因为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们仨便蹬着自行车去了。
如果你问我第一次进音乐节现场是什么感觉，我可以非常果断的告诉你：是恐惧加紧张！就好像浩南哥误闯入大飞哥地盘似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列位，略微听我描述下当时的情形便知——
去过农村赶集的人都知道那情形：狭窄的道路两边排满了商贩，逛街的人挤得水泄不通，灰尘、叫卖声、车轮马鞭声混作一团……
跟赶集唯一不同的是，通向那届迷笛音乐节演出现场（其实就是个大厂房）的那一条街（村道、土路）的两边坐着的，全部是些奇形怪状的人——满脸唇钉的、浑身涂鸦纹身的、衣服上全是刺儿的、鸡冠头的，甚至还有光着膀子浑身涂满血清的……
他们或是身前摆着一堆打口带，或是摆着手绘的T-shiit、帆布鞋；他们抽着“都宝”、“中南海”，喝着燕京啤酒，弹着琴、打着手鼓……
（你能想象吗）我同学当时还穿着校服，赶着自行车，手里还拎着装满高数、马克思主义哲学考试书的塑料袋，那情景反差画面我到现在想起来还感到震撼。
当时我们仨有一个直接吓跑了，记得他当时用的理由是要回去上自习。要知道，他半年都没去听过一堂课，全都在宿舍睡大觉，就这样一个人，竟然在这五一劳动节萌生了上自习学习的动力，可见那时的“摇滚乐”杀伤力有多强！
关于当时的演出现场，我的印象是：音响震天；厂房内非常热，你不得不看一会儿就去到外面的院子里透透气；院子是和其他村民毗邻的，你能看到那些爬到墙上、树上看演出的老人小孩儿以及中年民工。说他们看演出有失偏颇，因为他们只能听到室内传来的轰轰声，以及看到院子里奇形怪状的摇滚青年了。但从他们的好奇的眼神里你能知道，光是场外的内容对他们也够精彩的了（当然对当时初来乍到的我也是如此）。
就这样，我和另一个同学度过了这个紧张刺激但却没有疼痛的音乐节的“第一次”。每每回忆起那一年的音乐节，除了那些让人想笑的“紧张与恐惧”外，剩下的便是那些朋克、摇滚青年、怪人、神经病、北京嬉皮脸上留下的快乐感与幸福感，当然，这种边缘化的、非主流的幸福感我也享受到了。那真的是中国摇滚乐最美好的瞬间。
「香山迷笛音乐节」
大概是2002年，迷笛音乐学校搬到了北京香山，音乐节成了露天演出——场地大了、舞台大了、乐队阵容也大了。
宽阔的视野得以让我能对现场的一些乐队记忆犹新，比如说在舞台上朗诵垮掉诗句的“严峻”，比如说让人毛骨悚然的“零一”，比如说被台下观众用矿泉水瓶砸，逼得迷笛校长上台为其求情的日本乐队等等（那个日本乐队的名字我早已忘记了，但他们的敬业、高水准、高素质却让我永生难忘）。
那时的乐队相对很单纯、很理想化，同时也充满了荷尔蒙的味道。甚至有乐队调音时跟调音师两言不和便甩头离场的，当时我也不觉的稀奇。因为那时的我觉得：那就是摇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的音乐节是完全免费的，音乐节场内是没有售卖摊位的，你要吃什么喝什么需要去到场外，而那些卖卷饼啦、烤肠了、香烟啤酒啦的商贩就是附近的香山村民。许多乐队演完了就跑到场外直接撸串喝酒，和看者混作一团。有那么一瞬间，当你回想起那些场景时，真是有点 WOODSTOCK 的感觉，充满诗意，如此美好。
「雕刻公园迷笛音乐节」
我印象迷笛音乐节在北京八宝山那边的“雕刻公园”持续了两届，自然，规模一年比一年壮大。然而，此时迷笛学校还是坚持着不收门票的规矩。唯一碰到的问题是：树大招风，音乐节产生了扰民的问题。
没错，现场音乐是扰民，尤其是摇滚乐，它没有“广场舞”那种坚实的群众基础，没有流行音乐那种融情似水的大众旋律，有的只是音量...自然那在百姓的耳朵里便成了噪音。
然而，那时乐队的素养并没有给摇滚乐的坏名声增加负担，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投诉与警告下，许多台上乐手表现的更像是知识分子或绅士——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布衣”乐队主唱让台下观众用两个手指拍击代替鼓掌；“木马”让大家手机静音，一笑而过平息呐喊扰民问题（是不是有点英国人的自嘲幽默）……
《69 woodstock》那部纪录片里采访音乐节周边村民曾有过这样一段话：我一辈子都没听过这么多的“Thank you”，孩子们都很谦卑……
没错，在那时中国的音乐节上，我感受的便是这种谦卑与狂野同在的幸福。
「海淀公园迷笛音乐节」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迷笛音乐节是从搬到海淀公园开始售票的。但说实话，50块钱的单日票，100块的通票估计没几个人抱怨，即便有抱怨的，也是抱怨的收费与不收费的形式问题，而不是贵贱的问题。我记得有个大牌地下乐队曾说过：迷笛若收费，从此便再也不参加音乐节了。这话要是搁到现在的“草莓音乐节”，估计不是被人骂死就是被人笑死。
话匣回到海淀公园，那两届迷笛音乐节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排在音乐节门外等待检票、买票的摇滚大军。
那场景真的很壮观：队伍整整排到公交车一站地开外，而且相当一部分人是背着铺盖卷、行李包去的，你能知道那是来自中国天南地北坐火车而来的年轻人，要知道，这些年轻人代表的是一个完整的逝去的“摇滚时代”。
没错，就在这几天，在他们被一个音乐节凝聚到了一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中国这个群体的庞大与不容忽视。
「07、08年以后的音乐节」
打07年左右开始，音乐节开始向多元化、多品牌化发展了，北京陆续又出现了“朝阳流行音乐节”、“草莓音乐节”等等。当然，这些都是有门票的商业性质的音乐节。
商业化自然有它的好处，他能让中国人有机会看到更大牌、现场质量更高的国外乐队。这是其一，其二也能让中国那些乐队能够靠玩乐队吃饭了。
可当你把搞乐队当成工作时，“玩儿”的概念还在吗？当年那个跟调音师三句不和就不干了的乐队还敢那样吗？当某些歌星在场上向下高喊“你们好吗，让我看到你们的手”之时，音乐节的氛围和演唱会还有区别吗？
以上只是些本人不知道答案的疑问，但有一点还是肯定的：当时你还是能从音乐节里得到很多幸福、学到很多东西的。
我印象最深，对自己影像最大的一次观看体验便是07年朝阳音乐节看到Doves的那次。国外大牌乐队那种高质量的现场演出的确对你认识摇滚乐具有颠覆性的作用，这点比起花那点钱是绝对值得的。（注：本人不确定那次就是Doves，因为当时还不认识他们，只是评对风格和旋律的印象判断）
「之后的“草莓音乐节”」
当然，票价不是阻隔一部分人与“草莓音乐节”产生距离的唯一原因，而且主办方也是要有所妥协的。只是，当年那些音乐节里的地摊朋克、行为艺术家、滑板少年、卖煎饼的大妈们早已不复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京东、淘宝、卫生巾、避孕套的超级大商家的入驻；摇滚青年里面又多了很多“文艺青年”，形式化日趋凸现出来，体现在大量摇滚新词汇的出现。自此，摇滚乐的受众群正在以几何式的速度向主流大众蔓延。
那些被选秀或综艺节目捧起来的摇滚明星更是带动了摇滚市场的茁壮成长。这是好事？坏事？本人才疏学浅，不敢定论。毕竟形式的转变带动了幸福点的转变。我只能说一部分人的幸福存在于未来，另一部分则停留在过去，你无法阻止时代的改变，就像你无法组织摇滚概念的转变一样。
「静安寺爵士音乐节」
近几年，蓦然回首，发现这个在上海承办了多年的免费的“静安寺爵士音乐节”后，稍微找到了点十多年前迷笛音乐节的感觉——户外演出没有门票。即便其规模很小，风格也比较单一。然而那种过节的气氛还是很足的。
只是，好景不长，2017 年在其主场进行到最后，那个仅有的音乐节的 POGO 也被禁止了：所有人必须坐着看演出，不允许站起来。
试想：当你处在一个激情四射、律动感十足的放克布鲁斯乐队的现场时，你坐在地上所能感受到的跟站起来所能感受到的区别是什么？我想前者莫过于多了些许的噪音与压抑。
这也便是加在“摇滚乐”之上乃至整个中国大众身上的噪音负担了。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摇滚乐”的概念已经完全不同于走在时代发展前沿的那个“摇滚乐”概念了。毕竟再年轻一点的人是从电视上、选秀节目以及网络上认识的“摇滚”这个词汇，新的摇滚、音乐节定义在随着新媒体的转变而转变。
如此，那就仅以此文怀念我所认为的那个音乐节吧。
祝各位五一劳动节快乐！
原创：HA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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