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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二)

吃瓜群众专栏  · 公众号  · 2019-01-04 20:28

上一篇文章,我们梳理了建国以来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即中国无法如西方国家一样,通过对外掠夺进行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于是通过对内(即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转嫁发展成本,和化解经济危机风险。


于是,我们看到,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农民群体息息相关。


国家工业化的起步,是农业的剪刀差。


国家工业化的危机化解,是农村的上山下乡。


国家工业化的腾飞,是大量的农民廉价劳动力。


西方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对殖民地的掠夺,是血淋淋的。


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来到世间,每一个汗毛孔里都留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中国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样带着血,是农民们的汗血。


薄一波写道:“国家要搞工业化,就得积累,这就得让一部分人作出牺牲,中央反复讨论,决定只好让农民作出牺牲,作出贡献。”


但是,国家的建设还要继续,国家的现代化还将继续,于是,下一个问题来了。


那就是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一、城市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工业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对一个在近代沉沦百年饱受西方列强侵略蹂躏的国家,工业化更是我党立国的重中之重。


“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这就是工业化对我国对我党的分量。


和工业化一样,城市化一样对我国十分重要。


原因主要有三:


1、资源集约利用


集中和规模化的城市,相比分散的农村小城镇,能更有效的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举个例子,很多十八线小县城的人都吐槽,小县城有的日用品比大城市卖的还贵,无他,大城市有发达高效的交通物流系统,小县城的日用品之所以贵,就是因为物流成本相对更高。这仅仅是城乡差距的一个侧面,还有完备的公检法系统对社会治理成本的节约,规模人口的聚集对人力成本的节约等等方面。


而中国和西方各国不一样的是,中国是一个十亿人口级别的大国,资源矛盾紧张,有多紧张呢?


奥巴马的那句话虽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也的确点出了问题: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


所以,和《》中论述的一样,十亿级人口的中国,要想国人都过上好日子,就势必要整合分散的乡镇格局,以此推进城市化,通过规模化治理和集约型发展,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缓解中国人口与资源这一致命矛盾。


2、产业规模化和经济结构升级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一章,仿佛开天辟地般的指出了这一真理——“文明始于分工”,而规模化和集聚性的城市,正是进行分工的最好场所,正是孕育、发展、壮大文明的完美子宫,所以学术界有这样一条铁一般的定律——“文明的一大标准,就是要有城市”。


(文明四要素:1、要有文字。2、要有城市。3、掌握冶金技术。4、出现政治和宗教中心)


所以古代各个文明都不约而同的进行了城市的建设,所以近代各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都不约而同的和城市化进程同行,所以现代各个国家都将城市化视为产业升级的先决条件。


(城市完善配套的基础设施更好助力产业升级云云,这类说法太老套了,这里玩点更宏大的述事。)


3、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源泉


这一点,刘鹤有过专门的论述:


中国城市化发展所创造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巨大……据测算,中国城市人口每提高1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将增加1.4个百分点,直接带动GDP增长0.4个百分点。


——《围绕扩大内需提出的三个重点问题》


正是因为上述城市化的各种重要性,导致了它的必要性。


同时,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大致同步,城市化由工业化推的,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


然而,和工业化一样,城市化同样需要政府拥有庞大的资本原始积累,来投资建设供水、通电、通路、通讯、医疗,教育,公检法等一系列成体系的基础配套设施。


于是,无法向外进行成本转嫁和财富掠夺的新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无可避免地遇到了和工业化一样的问题:


那就是资本匮乏,无法进行城市化化的资本原始积累。


更无语的是,中国的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奉献了所有,很难继续为已经无力继续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积累。


而中国走到今天,城市化是飞速发展,今天已有近60%的水平。



这一切,国家是怎么做到的呢?





二、中央学美国铁路模式,地方学香港土地制度


这个小标题,后半段很好理解,前半段有点难理解。


是的,地方学香港土地制度,很好理解,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土地制度特别是土地拍卖制度,对大陆是影响深远,正如黄奇帆所说的:


我们土地买卖的方式,是从香港学来的土地拍卖制度。


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我当时在浦东新区,我们一起到香港学习土地拍卖制度,几个月学了回来,中国第一轮的土地批租拍卖是从上海上开始的,我对这件事,应该说了解得特别清晰。


历史还有这几个细节。1987年在深圳举行的中国土地第一拍,第一宗公开拍卖会上的是“双语”,两名深圳当地官员,一个讲普通话,一个讲粤语。


1987年深圳,中国土地第一拍


而且,在那场即将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掀起巨浪的拍卖会,甚至还用上了由香港测量师协会赠送、专门从英国定制的枣红色拍卖锤。



而香港土地制度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让政府居于主导地位。


一来是举行拍卖行,经过一轮轮拍卖叫价,土地容易取得较高溢价,政府赚,二来是政府控制土地资源,可以随时出地,也可以捂地惜售,让房产市场一直处于有利于政府的卖方市场。


如香港人自己说的:


“香港政府常规划出一块土地,因为市场竞价‘不理想’而收回,待来日再批。


看到被当地人称为‘石屎森林’的摩天大楼自天而降,你可不要以为香港的土地资源已经耗尽,事实上,港九岛上未开发的土地还有70%!”


实际上,这一点,成都政府学的很到位……


可以说,大陆的地方政府学香港土地制度,是源远流长,是众所周知,大陆当年学香港的土地制度,房价高不是没理由的。


(当年我们学香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借鉴新加坡。)


那么“中央学美国铁路模式”是什么意思呢?


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在曾《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写到:


“一部美国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西进史。”


而很多经济学家又这么写过:


“一部美国西进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铁路成功史。”


是的,两个约等于串起来,就相当于:“一部美国史,约等于一部美国铁路成功史”。


是不是很有趣?


当年的美国在开发广袤荒凉的西部时,交通不便利成了最大的问题,因为交通不便利,导致原材料运不出去,产品运不进来,整个西部和东部无法练成统一的国内市场。


隋炀帝的大运河连通了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联通了两大核心经济区,建成了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完成南北经济一体化,成为千古大工程,美国也想方设法的联通东西部打造国内经济一体化大市场,于是,一场美国版的大运河工程开始了,那就是美国铁路西进运动。


不过,美国当时刚刚结束南北内战,国力凋敝,百废待兴,而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是需要庞大的资本的,所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所以,当时的美国在开发西部时遇到了和如今中国城市化一样的问题,资本不足。


美国是怎么做的?


美国打出的口号是:“谁来建铁路,就送谁土地!”

历史记载:


联邦政府对铁路建筑的主要援助是土地赠予,在1850年~1871年期间将大约1.31亿英亩联邦公共土地无偿赠予铁路公司, 加上一些州政府的赠予,总计赠地约2亿英亩


据估计,铁路公司仅通过出售赠地而获得的纯收入就高达5亿美元(当时的美元价值很高,作为对照:1901年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折合3.33亿美元)。


除此以外,联邦政府还提供勘查、设计等技术援助,并根据铁路公司所筑铁路长度和地形的不同,给予一定的贷款。


美国没钱修美国版的大运河,但是美国有土地啊,于是美国就靠这样另类的土地补贴完成了美国铁路的建设。


1840年全国铁路里程3328英里,西部只有394英。
1860年铁路总长度31246英里,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铁路2906英里。
1880年全国铁路93262英里,西部铁路63664英里,而东部只有29598英里。
1890年全部166703英里,铁路中西部72213英里,几乎占铁路总长度的43%。
19世纪末老美铁路已接近20万英里,超过欧洲包括俄国铁路的总里程。



(当然,美国人已经淡忘,那些几乎被杀光的原住民印度安人……)


在建设铁路上,美国遇到了和中国推行城市化一样的难题,那就是资本匮乏,而美国的解决方法,却给中国提供了成功的实践案例。


是的,地方政府学的是香港的土地制度,中央学的,其实是美国的铁路建设模式,于是,中央的选择大家现在都看到了:


土地财政





四、土地财政的准备工作


土地财政是今天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一个政经词汇,然而这个词不是横空出世的,要开启土地财政这个资本积累器,还需要中央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1、法律的顶层设计


大事都要有顶层设计,土地财政焉能没有?

1987年,深圳土地一拍后不久,中央就通过了《宪法修正草案》,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两字删去,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同是当年,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商品房屋建设计划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自1987年起,各地区的商品房屋建设纳入国家计划。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于是,这场由土地为基底的房地产市场变革,以改宪的形式,为其前行扫清了最先也是最大的障碍。

2、分税制改革倒逼地方财政开源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归中央的叫国税,归地方的叫地税,财政收入大规模地向中央倾斜,但中央政府在其所拥有的财权和其所承担的责任,两者之间没有一致起来,地方财权远远小于其责任,所以地方财政负担一直在加重。



更让地方无奈的是,中央先后两次拿走了地方的大头税种。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地方,就有风云。


份额巨大的所得税,已经不是当年的蝇头小利了,而且用发展的眼光看,所得税的增长速度常年走高,在未来,这一税种的体量将越来越巨大。


于是,在2001年,原本归地方财政收入的所得税,收归国有。


——旧文《从刘晓庆到范冰冰,看中国税改史的历史进程(中)



还有16年的营改增:


营业税是地方的进项,增值税是国家的进项,营业税改增值税后,这笔钱,就不归地方归中央了。


从这点上来看,16年的营改增和01年的所得税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



——旧文《从刘晓庆到范冰冰,看中国税改史的历史进程(下)》



本来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就不匹配,中央又先后两次从地方收了大头税种,地方财源更少, 只有土地财政这一条希望了,这就相当于中央逼地方政府去找钱、弄钱,相当于中央逼地方政府孤注一掷的大搞土地财政。


当然,中央逼地方搞土地财政,也不是让你地方这样搞的啊:



来自北京团的一位人大代表向本报记者透露,北京某区县新上任了一个“一把手”,但他一上任翻开账本一看,发现无地可卖了,因为他的上一任已经把地全部卖光了。


2001年就把地卖光了,实在是牛!



3、取消福利分房倒逼消费市场。


如果说中央分税制改革和连续两次抽血地方,是中央逼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是在供给端发力,那么1998年的取消福利分房,就是中央从消费端发力了。



福利分房,是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


为什么那几代人都十分的巴结奉承领导,十分的看重铁饭碗,和这一制度有很大关系。毕竟,福利分房都是领导决定的,权力决定了你一家人是挤小单间还是住大房子,所以,绝对的权力,绝对扭曲人性。


取消福利分房,是理所应当,是顺应民心,取消福利分房后,消费市场一下涌入大批刚需,加上供给端的地方政府又各种急着弄钱搞土地财政,供给端和需求端皆十分旺盛,正可谓是干柴碰上烈火,热火烹油的房地产业的黄金时代也就到了。




文章总结


对中国来说,城市化重之又重,城市化困难重重,城市化不能不行。


于是我们看到,法律从顶层设计上为房地产破冰开路,于是我们看到,福利分房制度在全国的正式取消,于是我们看到,分税制后中央接连两次从地方抽走财源。


可以说,资本内生性不足且的中国,以土地财政为国家城市化核心驱动力的战略规划,已然成型。


岱岱透过电脑屏幕,仿佛看到了1987年深圳土地拍卖会上的拍卖锤,那个枣红色的拍卖锤,正被国家高高举起,然后挟裹着无法抗拒的强大力量,向每个国人的脸上猛然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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