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过了寒假，丈夫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去了大刘山小学任教。
大刘山小学，说它是学校，从外表看，没有一点学校的迹象。它没有校门，没有校牌，没有操场，没有办公室。所有学校该有的设施它都没有，只有3间低矮昏暗的小屋，和一个篱笆样的锅棚。
小屋的墙壁是泥巴垒成的，屋顶是麦草秸秆铺成的，经过风吹日晒，雨水浇淋，已变成了一糊塌的黑灰色。屋的后墙，淮北人的习惯是不留窗户，屋的正面有两小扇双开门，门的左右两侧，两米左右的墙上，各有一个脸盆大小的洞，洞里竖插着几根一寸左右粗的木棍，起着防盗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窗户。
3间小屋是这座学校唯一的教室。这3间屋，既是学生的课堂，又是老师的办公室，还是老师的宿舍。
“课堂”里，有三溜用土坯块垒成的课桌，一块灰黑色的旧黑板，别无它物。学生的板凳为自带，五花八门。有马扎，有大小不一、高矮不一、宽宽窄窄的各式坐凳，家庭贫困的学生什么都没有，山区石头多，搬块自然石头当板凳。因为板凳很珍贵，所以，好多板凳随着学生的走动而走动，上学搬来，放学搬走。
丈夫的弟子来自附近山洼子里的几个庄子，一共有十几个孩子。他们的学习用品极为简单：书包五颜六色，有用毛巾缝的，有用花布做的，还有用旧衣服改的，款式不一。书包里除了《语文》、《算术》两本书，还有一两支长不过十厘米，短有烟头大小的铅笔。短的铅笔头只能捏在手心里写，写到捏不住为止，才会依依不舍地扔掉。有的孩子为了延长铅笔头的使用时间，用芦苇的筒子把铅笔头装进去继续使用。
那时，学生在作业本上改错字，没有橡皮擦，更没有改字液，写错了，手指蘸上口水擦掉错字，再写上正确的字。所以，学生的作业本上经常出现一团一团的黑印子。指头黑了，错字的地方也黑了。
孩子们穷惯了，他们没见过外面的学校什么样，只要能念书识字，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学校简陋。
屋前，百十平米高低不平的山地就是孩子们活动的操场。下了课，十几个孩子空扎着手 相互追逐着嬉闹，什么体育健身的器材也没有，但他们依然快乐。上课下课没有铃声，全凭着老师的口头指令。“上课了！”学生跑进教室。“下课！”学生们涌出教室。
大刘山是个小山区，连绵不断的小山上生长着许多杏树。每到春季2月，第一个映入人们眼帘的是满山的杏花，满树粉红。待桃花绽放时，杏花就凋谢了，在花蒂留下一粒粒豆粒般大小的尖尖豆，那就是杏果。经过3个月的生长期，杏果由青逐渐变黄、变软、变甜，它和麦子同时成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麦黄杏”。
在大刘山期间，丈夫正好赶上吃杏的季节。饱尝了杏子的甜蜜后，每次回家，他都夸赞大刘山的杏味儿香、软、甜。他说：“每天中午或晚上，我都上山采摘鲜杏，睡在我那石板床上慢慢品尝，真像神仙那样的自在。”我对他说：“你不要多吃，人说，‘桃养人，杏害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杏子火大。”
在大刘山小学，丈夫包承揽了所有校务工作，除了当教师，他还是校长、教务、班主任。孩子们吵嘴了，打架了，他还要扮演着家长的角色。
那时，学生学习不认真，违反校规，轻则老师可罚面壁、赶出课堂、罚做作业等，重则会施以暴力，棍敲脚踹，扫脸呼 ，只要不打要害的部位，很少有家长找先生麻烦。搁到现在可不行了，体罚学生是严重的师德问题。
因为我们家的“老根儿”不好，所以从教期间，我们基本上没打过学生。
说起师德，我想起丈夫在大刘山小学期间的一个笑话。丈夫初到大刘山是春季，到了五六月份，天气逐渐炎热。密不透风的教室里，人体味、汗味混在一起，显得室内更加闷热。丈夫看着孩子们脸上汗珠直滴，感觉自己也热得难受，便号召学生们把上衣脱掉听课，他自己也带头脱掉了上衣。
一屋子光着上身的学生和光着膀子的先生，那场景，在中国教育史上大概也不多见吧。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帮练武的师徒呢。
星期天，他回到我的学校，把此事讲给我听。我批评他：“为人师表，你怎么做的？有什么师父就有什么样的徒弟！‘上梁不正下梁歪’，老师就要像老师的样子。”
这个光膀子先生，从寒假到暑假，在大刘山只待了半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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