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间接交换的媒介
货币发明之前，设想一个相对复杂而小型的封闭经济。假定一位农民拥有剩余的玉米，他希望以玉米交换铁匠的犁具。铁匠拥有犁具的存货，他却不需要玉米，他需要木材做车轮，以便拖运生铁与媒。木材商不需要玉米与犁具，而需要劳工来协助搬运客户所订的木材。当地的磨坊厂需要玉米，而且老板的儿子想找份工作，但他又不需要木材和犁具。在这种情况下，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和需求都存在了，但供需之间的配合则显然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如果引进黄金之类普通可以接受的商品，上述问题便可通过间接交换的程序完全解决。间接交换是利用某种交换的媒介，以间接进行一系列的交易，彼此相互交换经济价值。农民付出黄金给铁匠，以交换犁具。铁匠以黄金换来木材以建造车轮。木材商聘用磨坊厂老板的儿子，并支付他黄金。磨坊厂老板的儿子，听木材商说农民有剩余的玉米，于是他父亲租用铁匠的车子来到农场，并以黄金交换玉米。以黄金作为交换的媒介，整个经济的交易便可以顺利进行，每个人都得到他需要的东西，而且各自以剩余产品交换更需要的剩余产品时，每个人都获益。黄金本身具有价值，也可以促进价值的交换，但它与生产并没有关系。
就现代的市场经济来说，如果没有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交易显然难以进行。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不论形式为何，都称为“货币”。引用米赛斯的说法：
货币是交换的媒介。它是最具有市场性的商品，人们希望拥有它，这是因为它可以交换。货币是一种普遍被接受为交换媒介的东西。这是它唯一的功能。人们赋予它其他的功能，那仅是此唯一主要功能——交换的媒介——的特定层面而已。
货币在市场中的主要经济价值，在于它能够延伸产品交易与产品取得之间的时间。人们之所以需要金钱，因为他们无法透过直接的交换满足需求。所以，他们决定持有货币，并通过间接交换，稍后再以货币交换他们需要的产品或服务。
这听起来似乎相当简单，甚至于有些琐碎。然而，如果希望了解经济循环，如先便必须了解货币。请留意，米赛斯称货币为“最具有市场性的商品”，这意味着货币具有经济价值；它可以满足需求，而市场也将其视为如此。为了具备“最具市场性”的经济价值，货币不仅必须是人们普遍想要得到的东西，它还需要有其他的性质，例如：耐久性、便于携带、容易分割以及稀少性。
犹如任何经济价值一样，货币的价值是取决于市场的供、需法则。就如同任何交换一样，我们在交易中支付“价格”以取得货币，此价格却不能以货币单位来表示。产品与服务的价值是以货币单位表示，但货币的价值则取决于人们对于其潜在购买力的感知与判断。两种价值的衡量都仅能由市场决定，并受制于供、需法则。
货币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米赛斯所谓的“货币关系”）并不是取决于总体的层面，而是取决于个人的独特看法与评估，并表现为市场的累积总和。你或许不相信，这项简单的事实却是经济学家长久以来的争论议题。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货币关系”并不存在。
例如，类似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与休姆(David Hume)等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具有中性的性质； 换言之，货币并不如同其他的商品与服务一样具有经济价值。所以本身并没有驱动力量。这种信念可以延伸为一种主张：产品与服务的一般性“物价水准”与货币流通数量成比例的关系；换言之，货币数量愈大，物价水准愈高，反之亦然。这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过于简化；事实上，这种观念将扭曲经济活动的根本性质。
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是将经济体系想像为一个静态的“均衡”。经济是由许多市场构成，而市场又是由许多个人或群体构成，他们不断评估与交换，这是一种持续的动态程序。在此不确定与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货币的唯一功能是促进交易。另外，货币本身也会产生变化。犹如米赛斯所说的那样：
经济资料的每一变化都会使货币产生变动，而这又形成为其他新变化的驱动力量。各种非货币产品之间的交换比率关系一旦发生变化，这不仅会影响生产与分配，也会导致货币关系的变化，并进一步造成其他变化。
就这个观点来看，货币供给量变动时，所有产品与服务的价格不可能同时产生相同程度的影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当货币供给发生变化时，唯一可以确定的后果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某些人变得更富有，某些人变得更贫穷。
例如，假定在我们先前所提的小型封闭社会中，农夫突然收到联邦政府补贴的“纸币”。最初，除了这位农夫特有的纸币以外，整体经济并没有任何的变化。然而，农夫不再需要以玉米交换黄金，而可以直接以纸币来购买犁具。然后，他还能以剩余的玉米交换其他的经济商品。铁匠在拿到农夫给他的纸币之后，又向木材商买进水材。可是，当后续的交易程序不断发展之后，对于整个经济体系来说，商品将变得较容易取得，价格也开始上扬。
最初，这对于经济活动有刺激的效果，但这仅是因为某些人并不知道农夫持有纸币。如果每一位生产者都知道这种情况，他们必然会立即调高价格。他们的无知，使农夫可以对市场中的产品与服务取得较高的请求权，他变得比较富有，因为货币供给增加时，价格不会立即上涨。
凯恩斯了解货币绝不是中性的东西，他却过度运用货币的驱动力量。他认为货币可以用来创造进一步的生产。根据他的说法，额外的投资（以及额外的经济成长）是取决于整体经济的边际消费倾向，但为了增加生产，你必须增加消费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这是以可支配收入的货币金额来表示。当可支配所得的货币金额增加时，消费者的支出增加，将提高企业界的获利，并使他们扩张生产。
犹如什姆与穆勒一样，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是处于一种静态的架构内，其中的因果关系都自动地发生在“总体层面” 上。根据我个人的看法，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事实上，货币是在未来取得目前未消费经济价值（产品与服务）的请求权——仅是如此而已。假定你可以将整体经济冻结在某一时刻，其中存在固定数量的产品与服务，所有现金都由某些人持有，价格将取决于人们对于供、需情况的判断。在下一时刻，如果你将经济解冻并增加某些人的现金持有量，整个价格结构必须重新调整。由于突如其来的不平衡，持有额外现金的人对于既有产品与服务的请求权将增加。在履行这些额外的请求权时，某些人将因此而比较富有，其他人则变得比较贫穷。
当政府采取刺激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增加货币供给时，情况也是如此。在货币供给增加的初期阶段，某些企业的收益将增加，这是发生在价格上涨之前。这些企业认为需求增加，于是将扩张生产。可是，扩张生产需要时间，而价格将重新调整至较高的水平。所以，企业界增加生产的实际收益可能低于预期的程度，于是他们又减少未来的生产。除非政府可以不断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但就实质收入来讲，这是不可能的。政府实际上所能做的仅是增加（或减少）人们持有的现金。如果政府确实这么做，市场迟早会将物价上涨的因素考虑在内，并抵消刺激的效果。
类似如暂时性减税的非持续（one-shot）刺激政策，其效果基本上是一场零和游戏，实际的效果取决于货币关系（译按：由政府部门的支出［储蓄] 转变为民间的支出〔储蓄]，实际的效果取决于收入重新分配）。新的生产仅能够来自于已经投资的储蓄。某些消费者持有的现金突然增加，并不是老天爷赐予的新储蓄。这虽然可能造成新的生产，后者又可能造成新的储蓄与投资，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效果是实质财富的任意重新分配。
人们之所以持有货币，仅是因为他们相信其欲望在一段期间之后可以获得较大的满足，而不论这段期间是数秒钟、数天或数年。 每个人对于未来的展望都不同，每个人的欲望也不同，每个人持有现金的理由也各不相同。换言之，每个人希望持有的货币（现金）数量，则取决于其对于现在相对于未来的消费或投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