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说出“大学，一个批量生产笨蛋的地方”这句话的时候，需要首先申明的是：这不是我个人出于讥诮的偏好的看法，而是当今中国包括个别大学教授在内许多有识之士的出于生活体验的共同看法。这句貌似诽谤的断言并不排除在现有学院体制中，不乏头脑清醒的明白人。正是他们，对上面的断言深有同感。
我曾经在某大学参加过一个由某导师带领的某派精神分析学的讨论小组，不久我就失望地发现这个小组感兴趣的绝非人类的“精神”现象本身，而是对该派别关于精神分析学之言说方式的理解。比如，他们热衷于将法语的某个学术名词“准确”地翻译成汉语，但非常排斥有人妄提“集体无意识”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不在该派别的理论架构之内。至于参加者遭遇的实际上的人生苦恼，该导师则要求躺倒其学派的精神分析之躺椅上接受“严格”的该学派规范内的收费高昂的“分析”，对于苦恼之未获解除，则其导师则说：对于该学派而言，“分析”是一个持续一生的过程。我并不质疑该学派理论之有效性，相反，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启发。但如果我被告诉：人生痛苦的决绝，就是在持续一生的时间里，花上高昂的费用，躺倒某导师的精神分析之躺椅上，操着纯正的法国腔叽里呱啦地“言说”、而我居然信受奉行的话，那我就是一个十足的蠢蛋了。
我也曾与学院体制里一些试图谋个“赐进士出身”的朋友讨论过关于现代性以及哈贝马斯的话题。令我不解的是：有些朋友当然听说过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说法，但对方难以对这话产生就像路边房子着火般的强烈的感性的体验，且不认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一个真实得就像蜜蜂的毒刺扎在肉里般给人带来痛感的应该去除的现实存在。他们因为听哈贝马斯说“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就大唱此世界既有秩序的赞歌，且拒绝承认在现代性未完成的现阶段背后的那个“现代形而上学”之可批判的“非法性”。我立马感到，我和他们的分歧不是观念的分歧，而是理解力的分歧。对我而言，但凡不具有真实得就像蜜蜂的毒刺扎在肉里般给人带来痛感的理论言说，都是无效的。而学院体制及其培养出来的“产品”，则习惯性地把学术弄成了一个只能在学院里流通的、足以用来换取学位的“货币”，一触碰到滚烫的现实生活，学术就变得抽象而不可理解了。
我明白，上述的现象皆学院里兜售所谓“学术规范”使然。在学院里混饭吃，就需要接受那个“学术规范”的洗脑，不然在导师那里拿不到学分、学位。而导师的价值感，则建立在他们有权像一只公猫通过撒尿以划定地盘般用“学术规范”的“尿液”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上。人的思想都是处境的产物，一个年纪轻轻、不谙世事、心力孱弱的大学生是没有力量对抗自己的处境的。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博士自杀事件，无疑对此是个绝妙的注脚。对此“学术规范”之脱离现实，文革时代的电影《决裂》有过辛辣的讽刺：葛存壮扮演的老教授在课堂上教“马尾巴的种种功能”。此时一个农民牵了一头病牛请老教授给看看，被老教授给轰了出去，然后继续声色俱厉地冲着学生强调“马尾巴的功能”。仿佛作为一个概念的马尾巴比起现实中的病牛来要“规范”得多。
然而，倘若我们这些生活在滚烫的“现实”的炉子里、且不打算在学院里混学位的人倘若也赞成学院及其教授们鼓捣出来的那个“规范”，且妄图用那个“规范”来解决现实的问题的话，那简直可谓“脑子进水”了。当然，我们也不可鲁莽地劝一个试图在学院里混个“赐进士出身”的人藐视那个“规范”，因为这样做就好像劝人藐视他们的饭碗一般。名流陈丹青氏有句一针见血的名言：“中国人要吃饭”。
但正因为基于对“饭碗”问题的敬畏，我愈加的佩服起学院里那些敢于揭“学术规范”的老底而无视“饭碗”问题的教授以及学生们了。我前阵在网上听复旦大学张双利教授讲马克思主义，其中一句话让我不禁肃然起敬：“你们学到了异化这个概念，你们要想想，试图在大学里拿学分、谋个好的出路是不是一种异化？如果你们拿学到一些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为既有的经济状况辩护，那你们的脑子就真的进水了（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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