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行动总是受到技术影响，不论是助推（nudge）理论或近年的技术哲学都有类似看法（这也我的简书一直以来的主题）。技术一方面影响人们如何认识世界，一方面导引人们如何作为。不论何种层面，技术最终都形塑了人们的行为（behavior）。道德，正是人类各种行为中最常见与被讨论的领域。
道德在哪里？你脑中神经冲动的电子还是汽车警示系统的电子？
技术能够直接塑造人们的道德行为。有道德的守法驾驶应该系上安全带，对吧？但试着自问，我们系上安全带，是因为随时心怀这种道德准则，还是因为如果不系的话，车子就会一直哔哔叫（有的还会语音：「为了您的安全请系安全带！」）？虽然这种设计可以透过修改来「绕过」，但显然大部分车主不会费力这么做。
再举一例，卖场的手推车。人们为什么愿意乖乖把卖场手推车放回去？其实答案很简单——为了拿回一元硬币。在荷兰这种设计并不常见，所以可以看见不少人（尤其是学生）家里有台来自超市的手推车。如果侵占物品不只犯法而且不道德，那么似乎荷兰人很不道德（至少就手推车来说）。先前提到的减速丘（开车降速）、塑料杯（减少丢弃）、排队引导线（依序等待）也有类似的道德效果。面对这些技术，我们可以问：「道德」到底在哪里——在我们心中，还是这些技术里？如果没有这些技术，人们道德行为会不会大幅降低？
卖场手推车的防盗装置让大家很有品德的把推车放回原位
技术也会创造新的道德选项，例如：产检超声波。在过去，父母很难知道腹中胎儿是扁是圆，所以很少必须面对「孩子有身体残缺，应该堕胎吗？」的道德抉择。又或者，在重男轻女的社会里，产检超声波的预测功能经常成为「择男弃女」的筛选工具。 「变得可见」也让胎儿地位大幅提高，母亲则成为太空舱——子宫——的提供者，如何维持太空舱的舒适、安全、与健康，变成母亲的首要责任。医学诊断变得愈加重要，母亲则逐渐无缘置喙。
有批评认为「产检超声波导致堕胎比例上升」。但这忽略了此技术的另一面：看见胎儿让父母更早与胎儿建立情感关系。孩子的成长日记，往往从贴上第一张产检照片开始。这是产检超声波发明前的父母未曾有过的经历。而这样的情感连结，经常使得堕胎的决定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对于父亲来说，相较于只能经由母亲诉说或触摸母亲肚子来间接感知，直接看到胎儿的形象与举动更容易投入情感，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父亲主动参与整个生育过程。产检超声波创造了关乎胎儿与家庭的各种道德选择，而且这些选择几乎无法避免：如果你怀孕了但不做超声波检查，甚至会被视为不道德的——「不负责任的爸妈」。
不论是直接形塑行为或者提供感知，技术显然与道德高度相关。荷兰技术哲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科技伦理委员 Peter-Paul Verbeek 认为，技术总是「中介」（mediate，经常译为「调节／解」，但对此译法我略有意见）人们的道德行动，因此很难说道德和技术无关。道德通常被视为「属人」而非「属物」的领域——人有道德或不道德，但物有吗？从上述种种例子来看，人们在展现道德选择与行为的过程中，各种技术显然扮演要角。即使技术本身很难做出道德行动，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的道德常常是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诞生的。换句话说，道德并不专属于人，而是「人＋物」的综合。
这个观点并不容易理解，但不表示不可接受。回看人类的历史长河，早期奴隶不被视为道德主体（道德话题与之无关），女性也没有道德地位，更遑论动物只是被消费或食用的对象，然而这些情况已不复见。首先是奴隶、然后是女性、直到近期是动物，逐一被纳入我们的道德社群与生活之中。对于古人而言，说这些奴隶、女性、动物「有或没有道德」根本是胡言乱语，但如今说「它／她／它们无关道德」才是胡言乱语。那么，谁说技术——各种人造物——不应、不会、或不能获得相同的认可和对待呢？
本文（不含图片）刊登于台湾《周刊编集》第 5 期，2017.10.20
注：对于技术与道德相互关系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 Verbeek, P.-P. (2011). 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