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我不愿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荧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电影《芳华》，在最后一句旁白声里，结束了。主题歌响彻每一个角落，顶灯壁灯齐刷刷闪亮，观众们站起身，穿好外套，戴好围巾和帽子，开始退场。一位胖胖的老阿姨等在门口，手里拎着扫帚，蓝马甲上“保洁”两个大字闪着荧光。
而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在手机记事本上，飞快地记录下来最后一句台词。但愿我没有记错。
旁白是以文工团舞蹈队女兵的身份展开的，但是女性柔美的声音特质，被刻意弱化，接近中性音了。
语气呢？从头至尾，都是平和的，舒缓的，像苏州古城区的小河，暗绿色，细瘦，平滑，因为海拔落差小，溅不起水花，连一丝细碎的波纹都找不到。
如此刻意的安排，仿佛由整个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变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旁观者，带动着观众一起，在情感的投入与抽离之间徘徊，情感因此压抑不住，汹涌奔腾。
原谅我的脸盲症，我记不住电影里一大群俊男美女的面孔和名字，他们唱啊、跳啊、游泳啊，哄过来闹过去，跳过来跑过去……我看得头晕眼花，直到结尾，我都没有分清那些配角，到底谁是谁。
但我异常清晰地察觉到：无论是文工团群体，还是他们和她们每一个个体，无论是穿着军装，还是脱下军装，所有曾经像花儿绽放枝头的美好，包括理想、信念、友谊、爱情……最后都被一个个无情地碾碎，一点点毁灭了。
比如：战友们多年以后重聚，看似亲密，似乎纯洁的友谊，果然抵住了“我见不得你过得比我好”的俗流侵袭，可是，且慢，一眨眼，她们却开始对着照片，用极其刻薄的话，嘲笑缺席的人，仅仅因为照片上，她胖了，还划着俗艳的浓妆，迥异于当年的形象和气质。
不要怪世人冷漠，那是她们的同类啊，对待同类，她们又何曾心慈手软过。各种倾轧，明争暗斗，从青年，到中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比如：不顾少女的羞涩和矜持，飞奔到宿舍，把抽屉里宝贵的金项链捐献给出了车祸的小号手，让医生用金子做假牙托，保住了小号手的牙和艺术生命。而小号手在文工团解散后，投身商海，再没吹过小号。
她对小号手隐秘的纯真的爱恋，像自己亲手撕碎的情书一样，消散在夜空。
比如：烈士陵园里，何小萍最终没有找到，那个全身烧得焦黑、只有十六岁的小战士的墓碑。陵园静谧，阳光和煦，稀稀拉拉几个祭奠的人，听不见嚎啕，连哭泣声都极细微。
多少战栗，多少残酷，多少生死线上的挣扎，多少椎心泣血的过往，被时间一点点抚平，被和平年代忙着讨生活的人，一点点淡忘。
……
最让人难受的是政委，一位身材苗条的中年大叔，颇有几分儒雅，可是，毁起人来，手段之残忍，让人倒抽一口冷气。
何小萍因为对文工团群体的失望，到边疆慰问演出时假装生病，不肯上台跳舞，被军医识破，政委却要求军医保密。
他把何小萍带上舞台，对着台下成百上千的骑兵团的战士，慷慨激昂，表扬何小萍带病坚持演出的精神，观众们信以为真，开始喊口号：“向何小萍同志学习！”
政委攥着拳头，挥舞手臂，目光坚毅，对着话筒喊：“向骑兵团学习！”
台上台下，群情振奋，巨大的声浪，在三千五百米的雪原上空激荡，经久不息。
演出结束，政委立即把何小萍发配至野战医院。一个热爱舞蹈、极有天份的年轻演员，艺术生涯从此戛然而止。
这是软刀子啊！这是杀人不见血的惩罚。用那个时代的话说：不仅要触及肉体，更要触及灵魂。
什么是诛心？这就是诛心，太狠了！
可是，我却对他恨不起来，因为我相信他是真诚的。他真诚地信奉集体主义，信奉部队铁一般的纪律。而对照这些标准，何小萍的确做错了。
他与何小萍并无私人恩怨，但是，作为文工团的一把手，他必须维护团队的纯洁，必须铲除一切不利于集体战斗力的坏东西，他睁大警惕的双眼，将一切个人主义，哪怕是一闪念间的坏思想，揪出来，毫不留情地消灭在萌芽状态。
我相信他的真诚，那个时代，很多人都和他一样，真诚地信奉着很多“主义”，努力将“个人”特征缩小至零，努力与集体保持步调一致。
可是，他没有想到，新的时代不需要文工团了，文工团解散了。解散，是对文工团价值的最大否定。他想方设法努力维护的文工团，就这样和全国许许多多的文工团一起，化作尘埃，消散在历史幽暗的隧道里。
军令如山倒，曾经笑语喧哗、热热闹闹的集体宿舍，很快空空荡荡。
如果说文工团在新的时代，没有立足之地，没有生存价值了，那么，他这个政委，半生追求，半生心血，其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他和他的团，都被时代抛弃了。
我相信，在吃散伙饭，文工团上上下下哭着唱起离别歌时，政委的心里，幻灭感是最强烈的。
他错了吗？没有，他每一步都行得端，踏得正。
是时代错了吗？可是世界上哪个国家和民族，不曾背负伤痕累累的过往？
当一群人手拿石头，准备按照摩西法律，砸死一个犯了淫罪的女人，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谁就先拿石头打她。”众人就一个一个溜走了。《圣经-约翰福音》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无罪之人，才有资格，审判别人的罪。
古今中外，到底哪个时代才是最好的？狄更斯《双城记》里，这样描写十八世纪的伦敦和巴黎：“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
只有十八世纪的伦敦和巴黎是这样吗？哪个时代不是这样呢？我们有选择权吗？
阿西莫夫《银河帝国》，描写了很多奇异的星球：
有的自诩是银河系最古老最高贵的种族，却坚持一个奇怪的风俗：认为人体表面的毛发是邪恶肮脏的，成年人无论男女，一律施行脱毛手术，变成没有眉毛的光头。外来人员必须佩带人皮帽，仔细遮掩住每一根眉毛和头发。
有的借基因改善，实现千年寿命和雌雄同体，可以自己产生受精卵，制造儿童，可是因为大人们活得太久，儿童过多过剩，只能定期销毁。
有的因为年满六十周岁的人，对社会贡献减少，还要与年轻人争夺口粮，于是定下六十大限的法律条文，凡年满六十周岁者，一律强行安乐死……
科幻的夸张令人瞠目，可以一笑置之，可是，笑完之后，我总是因此忍不住想：作为人类聚居地，每个世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社会规则，到底哪一个好？哪一个坏？谁比谁更合理？谁又比谁更荒唐？
我们有资格评判吗？我们有能力评判吗？我们举起了手中代表公正和道义的石头，该砸向哪里？
我们可以坐着时光机，选择出生地并如愿抵达吗？
不可以。
我们仅仅可以选择，在枯枝槁木般的晚年，回忆起曾经的芳华岁月，借着歪曲的记忆力的加工，一遍遍重温那些逝去的快乐，假装自己曾经像花儿一样绽放。
所谓芳华，不过是青春期荷尔蒙怂恿下，螳臂当车时，那一场热腾腾、活泼泼的自嗨。
等到我们终于看清自己细瘦的胳膊，只能够拥抱同样弱小的伙伴，或者捉几只更弱小的昆虫，我们终于安心地，从烟尘滚滚、声响震天的时代巨轮下，默默跳进草丛——那才是螳螂真正的家园。
就像刘峰和何小萍，一对被侮辱和损害的小人物，最终牵起了手，在这个冷酷得让人绝望的世界上，互相慰藉，安安静静地，活下去。
活下去，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