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客运站，拐进一个巷子，过几排房屋，便能听到阵阵哀乐，我就知道是大伯家到了。叔伯婶娘都在那里，父亲母亲也在，大家忙乱地准备吊唁用的各项事宜。我穿过人群，找到正在照看侄子们的母亲，她接过我的背包，让我把手上的拉杆箱立在墙边。父亲也过来了，他捏着我的手，说：“冷啵？”见我摇头，又说，“跟你大伯见见。”大门口的小桌子上供放着大娘的遗像，后头是黑沉沉的棺材，我没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她已经火化了。走进门去，大伯的两个儿子，我的大堂哥和小堂哥，已经披麻戴孝站在一旁跟叔爷谈论明天回乡下安葬的事情。大伯坐在堂屋中央的小板凳上，被一圈人围着，我过去叫了一声，“大伯。”大伯颤巍巍地起来，握住我的手，眼眶红红，满是泪水，“你回来了？……我是一夜都没有合上眼，你大娘走得实在太急了……”我一时间呆立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安慰的话也说不出口，还好母亲过来叫我去吃饭。
大娘的离世，所有的人都很意外。想起过年时来大伯家拜年，他们家大门紧锁，我只好在外面等。不一会儿，我便看到了他们。远远地，大娘拎着两大袋菜，健步如飞地往我这边走；而大伯慢腾腾病恹恹地跟在后面。我那时候心想：“大娘看起来真是有精神气！大伯可能熬不过几年了。”大伯一直以来都被糖尿病所苦，年纪越大，身体越发孱弱下去，眼睛视力也变差了，得亏大娘的精心照料，他才得以生活得体体面面。大娘个子高高，说话声音洪亮有力，以前是教师，我好几位叔爷都是她学生。大伯过去在部队里是连长，退伍后转到事业单位做领导。两人退休后，都有退休工资，不需要靠儿子们来养，对靠在田地里谋生活的我父母这一辈人来说，可以说最值得羡慕的两口子了。
大娘离世的那一天，没有任何异常。大堂哥和小堂哥两家都出门了，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大伯住在一楼，他起来洗漱完，忙了一会儿，一看时间八点半了，大娘还没有从她睡的四楼下来，按往常来讲，她每天七点多就已经下来弄早餐了。大伯站在楼下喊大娘的名字，没人答应，他便上楼，一边上一边喊，还是无人答应，他心里渐渐有点儿恐慌起来，到了四楼，他又喊了几声，只有自己的回音，他心里往下一沉，知道出事情了。他推开房门，大娘躺在床上，被子还是晚上睡觉时那样，因为天气冷所以裹得紧紧的，看起来一点儿没动，大娘的嘴巴张大，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了任何生命体征。大伯站在那里，掀开被子，对着大娘说：“你就这样走了啊？！就丢我一个人了？”
大伯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又一次哽咽起来。父亲陪着他坐在堂屋，大娘的姐妹来了，乡下的众多亲友也都来了。 湿冷的风一阵阵吹进门，大家都把手捂在口袋里。父亲时不时站起来，跟堂哥说起吊唁要用的各种物件，嗓子都哑了。是他第一个赶过来陪着大伯的，还打电话叫大堂哥和小堂哥赶紧回来——他们那时还在上班的路上。对堂哥们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父亲指挥堂哥们把大娘从四楼背到一楼。已经冷却的身体非常沉，小堂哥背得特别费劲，好不容易搬到了堂屋，他已经是满身汗了。大娘的手和脚都是硬的，赶回来的堂嫂们给她穿衣服，弄了半天都很难穿上……因为去世得太过匆忙，从哪里买棺材，如何准备寿衣，怎么联系道士，都是一团乱麻，得亏有我父亲和叔爷们帮衬，才一一搞定。
大娘去世的消息，迅速地在我们的家族微信群里传开，我赶紧买回来的火车票，同时间我哥哥，还有其他堂哥堂弟堂姐们，都从全国各地赶回来。在母亲叫我出去吃饭的当儿，陆陆续续地，我二父家的两个堂弟都来了，姑姑家的表哥也来了。大家其实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碰面，现在没想到在这个场合下又一次重聚，却没有多少话可以讲。他们的孩子坐在他们身旁，我没有一个能叫得上名字。大家吃着喝着，请来的乐队吹着打着，一时间分不清是丧事还是喜事。那一刻我觉得有这些仪式挺好的，唯有这些喧嚣和忙乱把人裹在一层薄薄的保护膜里，不至于骤然直面亲人离世之痛。但一旦丧事结束呢？漫长的未来都是亲人的离席，那种缓慢的痛苦只能每个人独自承受了。
棺材明天早上要运回乡下邓垸祖坟处安葬，大家吃完喝完，都准备回乡下了，没回去的在堂屋架上麻将桌打牌，毕竟守灵是漫长而无聊的。我们坐上了胖爷运灰的小卡车。后车厢没有任何遮挡，我把行李箱放倒，让母亲和细姑坐在上面，而我自己跟两位叔爷抓住栏杆。车子上了长江大堤，江风浩荡，吹得人全身冷透。刚过十五，巨大的圆月悬挂在防护林的上空。透过疏阔的林地，暗黑的江水流淌，对岸有零星的灯光。母亲和细姑缩着脖子靠在一起，说起大娘是个有福气的人，“连死都是这么好，没有么子痛苦就过去了，可以说最理想的死法了。”而两位叔爷讨论明天棺材该怎么送到坟地，“如果从坝上走，直接用车子开过去，倒是很方便；如果从垸里穿，热闹些。葬礼还是要热闹点儿好。”我的手已经冻僵了，母亲让我把手塞进她大衣口里捂着。隔着衣服，能感觉母亲身体的温热。她还在跟细姑聊天，一说话，身体震动，我的手也能感觉得到。
回到家，洗漱完，陪母亲看了一会儿电视。父亲还在城里，明天侄子们还要起来上学，他得照应着。因为两个侄子都在市区上学，为了能照看方便，哥哥便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母亲因为舍不得家里的地，偶尔来住，倒是父亲非常喜欢在那里。每天送孙子们去上学后，他就可以去龙潭公园玩，时常在那里碰到前来散步的大伯，两兄弟一辈子都没有这么长时间坐在一起晒太阳。大伯家也是走几步路就到了，父亲没事也会去他家坐着聊天。父亲事后一再跟人说：“我大嫂从来就没有靠着我坐那么近的说话，那天说了一下午。么人晓得第二天就没了呢！”现在父亲可能还陪在大伯身边吧。
电视台上反反复复放着的都是抗日剧，打扮时髦的打鬼子英雄，一排人对着打都打不准，看得我心生倦意，但母亲却看得津津有味。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说着话，母亲忽然感叹，“家里多个人还是热闹。我一个人在家里很早就睡了。”说起父亲，她摇摇头，“他哦，几快活的！天天跟城里的退休老头儿一样，去公园打打牌，早餐还去买的吃。”我说：“这个没得么子，买个早餐也没几个钱嘛。”母亲一拍手，“早餐一吃四五块，一个月下来不得了哦。一年下来重花多少钱！”我笑了，“钱不用担心嘛，有我们。”母亲摇摇头，“你们挣钱也辛苦。”想了一会儿，她又说，“我之所以还要种地，还是想多挣点钱，至少我跟你爷的吃喝花费都有了。我不想麻烦你们。”
到该睡觉的时间了，母亲给我铺好了床，准备好了被子。我钻进被窝，母亲问：“北京是不是很冷？”我说：“有暖气。”她点点头，又问：“被子薄不薄？要不要再加一床？”我说：“不用了。”她说好，转身走开，走到门口，又说：“早点儿睡，莫又看书看到很晚。”我“嗯”地一声。关了灯，清冽的月光洒了进来。我得抓紧时间睡觉：明天六点就得起来，母亲要跟二娘熬粥，准备好饭食，明天来吊唁的人会很多；而我要赶到城里大伯家里，参加诸多吊唁仪式。我忽然想起小堂哥背着自己母亲的尸体下楼时，会是什么心情。前一天生活一如往常，上班是上班，上学是上学，打牌是打牌，做饭是做饭，一夜过后，忽然所有的事情都崩塌了。母亲没有了，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连一句话都没有，连我这样的外人想起来都是痛的。再想想大娘，连她自己都不知道那是她的最后一夜，她死的时刻真的毫无痛苦吗？这个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了。我跟大娘几乎没说什么话，也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但心里的难过还是升腾起来。楼下，母亲走路的声音，开灯的声音，关门的声音，一一响起，又一一消失。周遭安静了下来，只有风撞着玻璃窗，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