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曾有一种说法，叫“诗三百，最好不过《东山》”，为何？因为《东山》所讲的，是战士出征在外终于得胜而归的激动心情，从诗歌意思上向往和平大治，手法上也是细节入手，巧思之至。就连千百年来的解诗之人，于《东山》的分歧也是最少的。但《东山》虽好，却不比《关雎》《蒹葭》等诗流传得广，只因为“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而《黍离》呢？几乎可以用“言之无物”来形容。整首诗再简单不过，只写了“黍苗”这么一个主体。“我”看到了“黍苗”在摇曳，“我“感叹。以上重复三次，诗就没了。
关于这首诗，诗序的说法是：“黍离，闵宗周也。”一般各类诗经书籍，也会遵从这种解法。在盲从之前，我们至少得搞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要知道，诗序关于大多数诗的解读都会用到两个字——“闵”和“刺”。“刺”很好理解，和我们说的讽刺有点像(并不完全相同），比如“蒹葭，刺襄公也”，“闵”则同“悯”，取怜悯、悲悯的意思。所以，诗序的意思是，《黍离》是写士大夫看到周朝天子的势力没落，不再有文武成康时代的强盛，心生悲悯，继而叹息。
诗序这么解读其实很正常，因为诗序对于大多数诗的解读都会从政治角度，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关雎》是写后妃之德等等。后世采信，也是因为《黍离》是《王风》之始，以儒家的君臣父子，礼法纲常，它也必须得是感叹周室没落啊。
但是，《诗》流传至今，靠得可不是诗序或者朱子的曲解。先秦典籍诸多，如《庄子》等百家著作经历战乱，早有遗佚，可自孔子整理《诗》，诗三百的说法就有了，直至今日也不曾遗失，为何？《诗》的结构简单，易于传诵，这的确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诗》写得是人的情感，这种情感与出身无关，士大夫有，种地的农民有，卖花的小姑娘有，浪迹天涯的侠客也有。只要我们一腔热血仍在，就能在《诗》中找到慰藉。所以，复兴国学，今人解诗，当从情感着手，至于郭沫若那种把《黍离》看成是“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强行加上阶级的解法，笑笑就好。
从情感角度来说，《黍离》不愧为诗三百之首。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这三段只改六字，是《诗》的典型手法，就是“借景生情”，其实看到的，何须是黍苗？能写出《黍离》的人，出身肯定没那么简单，不事农桑是肯定的。所以乎，偶然见到一大片生长的黍苗，才发出这些感叹，就跟我们这些工作已久的人，常常会想“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旅游？“你眼中的天堂，只不过是别人的家常便饭。”旅游的目的，只是“见不同”而已，“见不同”而有所感，可见现在的文青和当时《黍离》的作者也差不太多。当然，咱把“有所感”换了个名词，叫“洗涤灵魂”。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没听过《黍离》的人很多，没听说过这句话的人很少。千金易得，知音难求。人世间最可贵的，莫过于“理解”二字。世间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所求、他们所忧，并不被他人所理解。这让我想起近年来的“文青标配”，似乎已经从《霍乱时期的爱情》，转向《月亮与六便士》了。而后者，正是一个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故事。不管是高更还是梵高，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有那么强烈的情感冲突，都跟“不被理解”有关——既然言语行不通，那就看我的画吧。诗人作此感叹，想必也是遇到了不为人所理解的情况，也许他立志匡扶周室却被认为是求名利，也许他哀叹周室没落却被认为是假情假意，也许……后人解诗，总要在此辩个不停，可这重要吗？《黍离》之妙，正在于此，诗人虽然满腔愤懑，可他并不明言——他所虑，他所想，千百年后，还有谁会在乎？可即便是千百年后，何尝不会有他这样的人，叹一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此为艺术之永恒。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此句承接上句，更是把情感发挥到了极致。却又并非只是重复。“知我者”“不知我者”，核心点都是“我”，可本句却把目光转移，升华到了“天地之悠悠”。天地之大，“我”这点愤懑，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天道轮回流转，何尝在乎过某一人，某一国？一旦脱离了“自我”的桎梏，放眼世界，放眼整个人类，整个历史，自有一番不同的体会。有意思的是，高更正是在自杀失败之后，画出了他最有名的画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自杀无疑是个否定自我的行为，而得救之后的他，却得到了一种新的视野，方能画下这样伟大的作品吧。
《诗》是一种伟大的流传，《诗》中有史，《诗》中有道，但《诗》中更有情。时代变迁，当年的真相如何也许不再重要，当年的治国之道也许早已落后，可当年那群诗人的情感，却将作为我们的生物学本能，永远地流传下去。
所以我说，诗三百，最爱不过《黍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