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改革。
——题记
改革，永远是一个恒久的话题。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改革层出不穷，几乎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改革变法，“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部中国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改革史。
然而，中国历代改革，既有成功的欢呼，也有失败的惨痛，关于改革者们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学界的分析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限于篇幅，无法全部一一指出。
这篇文章，就让我们从一个新鲜的角度，即军事战争与改革变法的关系，来分析改革的成与败、得和失。
毕竟，改革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改革。
同时，在上一篇台海系列的文章，我们了解到台湾收复对中国主导东亚一体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台湾在国际局势方面的影响，这一篇让我们述往事而知来者，通过对中国历代改革与军事战争的关系分析，来分析下武统台湾会对中国深化改革有何影响。
下面， 我们先列出中国史上十大影响深远的改革与其相对于的军事战争：
1、齐国，管仲改革和尊王攘夷
2、秦国，商鞅变法和河西之战
3、秦始皇改革与北伐匈奴南平百越
4、汉武帝中央集权与北伐匈奴
5、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与柔然战争
6、北宋，范仲淹庆历新政与西夏战争
7、北宋，王安石熙宁变法与西北用兵
8、明朝，张居正改革与戚继光平倭
9、清末，洋务运动与甲午海战
10、共和国，改革开放和中越战争
提纲列出，下面开始：
1、齐国，管仲改革和尊王攘夷
战国有七雄，春秋有五霸，被公认的春秋第一霸主，就是齐恒公姜小白，而齐恒公之所以能称霸诸侯，和管仲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密不可分的。
管仲，法家先驱，号称“华夏第一相”，同时也是中国妓女的祖师爷。
他在齐国的改革措施主要有：
1、整顿行政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并进行兵制改革，寓兵于农，实现兵民一体化，为大规模战争打下基础。
3、选贤举能，任用各地推荐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权力世袭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是日后汉武帝孝廉制度的雏形。
3、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实行重商主义，实行“相地而衰”的级差地租政策，并进行粮食“ 准平”，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
4、为了增加国库收入，管仲首开国营色情业，开设“国家大妓院”。后人曰：“妓女祀管仲，优伶祀唐明皇，犹有不忘其始之意。”
改革让齐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强大起来，实现了国强民富。让齐国衰微的国势迅速上升，为齐国长期的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
为了争霸，管仲在改革的同时，也举起了“尊王攘夷”的旗号，进行了一系列战争。
为什么管仲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呢？
尊崇周王室，诸侯不兼并，侵夺外夷地。
1、周王室虽然日益衰微，但周朝长期的统治使人们形成了周天子是“天下共主”的传统思想，因此，周天子在政治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号召力，骤然取而代之，必然树敌过多，而提倡尊王就能抢占道义的制高点。
2、当时蛮、夷、戎、狄等周边少数民族，乘着中原诸侯纷争政局动荡的局面，向一些诸侯国发动进攻，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因此，在各诸侯国中，谁能制止少数民族的进攻，谁就能受到拥戴，就能成为霸主。
3、春秋战争，都深受礼法的影响，和后世不同，这点值得注意。
可见，在春秋诸侯争霸的复杂形势下，经过管仲改革有了争霸能力的齐国，还必须讲究争霸的政策和策略。
管仲实行的“尊王攘夷”政策，既可以减少争霸的阻力，又可以增加争霸的政治资本。
以下是齐国发动的战争：
1、北击山戎
公元前664年，山戎进攻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亲率大军北征，击败山戎，并划地送燕。
2、南伐楚国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曹、许等八国军队讨伐楚国，指责楚国不向周天子纳贡，迫使楚国承认错误，阻止了南方楚国的北上。
3、拥立太子
公元前655年，周王室内讧，齐桓公联合诸侯保住太子郑的地位，不久，又拥立太子郑为王，即周襄王。
4、葵丘会盟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天子派代表参加，对齐桓公极力表彰。这是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中最盛大的一次，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
当然，齐桓公也以周天子名义，先后灭掉30多个小国，大大扩张了齐国实力，怪不得孟子曾愤愤不平的指出：“春秋无义战”。
然而儒家的祖师爷孔子，还是对尊王攘夷的管仲感激不尽，子曰：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看过论语的都知道，孔子最佩服的两个春秋政治家，一个是郑国子产，一个是齐国管仲。
可以看出，在春秋乱世中，管仲的改革和尊王攘夷的战争，都是齐国进行争霸的手段。
齐国发动战争需要管仲改革后的国力保障，管仲的改革则需要发动战争进行利益扩大化，在齐国这里，改革和战争相辅相成，两位一体。
换言之——
在乱世中，改革是为了更好的战争，战争是为了更好的改革。
2、秦国，商鞅变法和河西之战
能更好的论证上面那个论点的，还有秦国的商鞅变法和河西之战的历史案例。
商鞅变法大家都知道，他的朝堂辩论，他的徙木立信，而这一章，我们将重点了解下商鞅变法的另外两个方面。
二次变法和河西之战。
是的，商鞅的变法，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阶段性的，他是有二次变法。
我们来看下商鞅的两次变法分别是什么。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拜鞅为左庶长，当年，商鞅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主要是下列几项措施：
1．颁布法律，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
2．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军功爵制。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
4、强调“以法治国”，要求国家官吏学法、明法，百姓学习法律者“以吏为师”。
5、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除国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
公元前352年，孝公升商鞅为大良造，成功取得了河西之战的胜利，夺取了魏国的国都安邑，迫使魏国迁都，公元前350年，为向东扩展势力，秦孝公将国都迁移至咸阳，迁都的当年，商鞅发起了第二轮范围更广更深的变法运动，主要有这几项措施：
（1）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2）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
（3）编订户口，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人头税。
（4）统一量具标准，确保买卖和征收粮食、布匹公平无欺。
我们可以看到，在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中，他终于啃下了战国时最难啃的变法内容。
商鞅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重大历史事件。
商鞅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并由中央直接安排地方官员，剥夺了旧贵族对地方政权的垄断权。
商鞅还冒着民意的强烈反对强行推行了新的税种人头税，大大补贴了了国库收入。中国从国家范围内收的人头税，就是从公元前350年的商鞅二次变法开始的，直到1712年雍正的摊丁入亩菜宣告结束，时间跨度两千多年。
我们完全可以下这样的定义：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是第一次变法的升级版。
那么问题来了，商鞅为什么不一口气将这些变法措施全部落地呢？为什么要分成两次？
答案我们思忖一二便知：
1、改革的过程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秦国作为当时七国里最落后最愚昧的国家，改革方向千头万绪，变法不能一蹴而就。
2、改革的困难度。
改革是对既有格局的改变，是对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是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商鞅骤然将两次变法都落实，必然将遭到极大的改革阻力。
更何况，地处西陲的秦国很是排外，而商鞅又是秦国的死敌魏国人，他的民意支持可想而知。
3、改革需要争取民意支持。
改革如同搞房地产，搞房地产需要前期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房子建好后如果不能迅速被消化，资金就不能回笼，房地产商就无法进行下一个房产项目开发。
改革也是一样，改革需要极大的民意支持，然而越是顽疾见效就会越慢，特别是经济发展方面的缓慢态势，导致民意无法如之前那么高涨来支持改革，此时也就无力进行新的改革攻坚，如同当下的“反腐疲劳”。
（注：“反腐疲劳”， 指的是持续性反腐后，民众对反腐产生了疲劳心理，在没有经济等方面的实质性改善下，以反腐为主题的深化改革越来越难获得民众支持。）
由此可见，商鞅变法分两阶段铺垫进行，是商鞅的明智选择，是商鞅的良苦用心。
那么问题又来了，商鞅是在什么时候选择进行第二次变法的？商鞅选择二次变法的时机是什么？
或者说，商鞅在什么事之后，认为可以进行更广更深的二次变法了？
历史明确无误的告诉了我们：
河西之战是秦国崛起，魏国衰落的关键点，为了争夺河西这个重要的战略点，秦国和魏国90年间发生了5次大战。
河西之地，是秦国腹地关中平原的门户，也是一大边疆区和灌溉区，具有重大地缘战略意义农业发展意义。一开始，河西之地为秦国所有，后被当时战国最强的魏国吞并。
秦国失去河西则整个国家门户洞开，（如同台湾，美国打台湾牌极大消耗国家战略资源）秦国的都城栎阳处于魏军直接威胁之下，而且秦国东出中原的大门也被彻底封死（中国海军出不了第一岛链，中国无法主导东亚一体化）。
所以，河西之地，秦国必夺（所以，台湾之地，中国必夺）。
而对于魏国而言，得到河西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战略纵深，能将西边的秦国彻底锁死（类似美帝锁中国的第一岛链），为魏国争霸中原提供后方保障（西太框架稳定，美帝才敢深入中东）。
秦国对河西一直心心念念，收复河西是秦国上下的愿望，秦孝公出求贤令广示天下，誓雪前耻：“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中国对台湾一直心心念念，台湾回归是中国上下的愿望，江长者将新世纪我党三大历史任务写进党章，其中一句就是“完成祖国统一”）
秦献公时期，为了更好的进行收复河西的军事补给和战争准备，秦国将都城雍迁徙到靠近河西的栎阳。
（习大大时期，为了更好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进行了力度史无前例之大的军队改革和战备暴兵。）
而在历史上，河西也是商鞅的福地，商鞅正是在率领秦国新军打了一场河西之战后，才进行的二次变法。
公元前354年，当时的霸主魏国与赵国、齐国作战，经过一次变法后国力有了很大提升的秦国，趁魏军主力攻击赵国时，派商鞅率领秦国新军进攻河西。
一开始，秦国大败魏军，占领少梁，而后商鞅率主力东渡黄河，占领安邑。
后魏国与齐、赵讲和，遂集中兵力反攻河西。
魏国是当时第一强国，而秦国只经过一次变法，国力尚不能与魏国进行正面对抗。
于是，秦孝公用商鞅以退为进之策，为争取时间更深入地进行第二次变法，与魏惠王会盟修好，将安邑及河西部分土地归还魏国。
后，为便于尔后东进中原，秦孝公将国都迁至咸阳。
迁都当年，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
于是我们看到这几点。
秦国是当时战国里最闭塞排外的国家，商鞅作为外来士子进行了极大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变法——所以商鞅变法的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秦国有着强烈一雪国耻的国家愿望，积极谋求变法强国，收复河西失地。商鞅在第一次变法后，率领秦国新军打了一场胜利的河西之战，虽然最后秦国向魏国不战求和，然而商鞅向秦国展示了第一次变法的成功效果，很大的获取了秦国对变法的支持，经过该次河西之战后，商鞅得以推进更深入的二次变法。
而正是在河西之战中秦国迥异的亮眼表现，坚定了秦国君主对变法的支持。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虽然车裂了商鞅，但变法没有人亡政息。
而且，随着商鞅军功爵位制度的实行，在对外战争中崛起了一大批受益于新法的秦军将领，这批军中力量是新法的坚定支持者，有效的抵消了保守旧贵族对新法的攻击。
（想起了在太宗手里崛起的山东籍将军……）
可见，“在乱世中，改革是为了更好的战争，战争是为了更好的改革。”
是的，改革如同搞房地产，搞房地产需要前期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改革需要巨大的民意支持来进行深入推进。
所以搞房地产的公司要高周转率，追求资金的回笼以来推进下一个项目的建设，而困难重重的改革则需要向国人展示改革的成绩效果，以此凝聚民意获取支持来进行深水区的改革攻坚。
这时候，胜利的战争，往往成为凝聚民意获取支持的最好途径之一。
试想，外来士子的商鞅，如果没有在河西之战中亮眼表现的加持，如何能推动秦国上下进行第二次更加深入的变法呢？如何消解反对势力的对变法的疯狂反扑？而后的秦国变法又如何能不人亡政息？
试想，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的深化改革，一直在中国经济疲软期进行，如果没有一场胜利的战争，如何来提振民心凝聚民意？如何能继续推进力度更大的深水区改革呢？如何留下一支保证深化改革持续推进的军队力量呢？
想到这里，改革和战争的关系，似乎可以有这样的定义：
有时候，胜利的战争，是深入改革的助推器。
3、秦始皇改革与北伐匈奴南平百越
“战争，是改革的助推器”。然而，一定情况下一定程度的战争，才能成为改革的助推器，不然就不是助推器了，而是熄火开关了。
秦始皇的战争就验证了这一点。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终结了中国200多年的分裂战争，历史性的统一了六国，之后，秦始皇进行了以下具有开创性质的改革：
1、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实行郡县制，郡守、县令统一由皇帝直接任免。
2、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这些奠定了中华大一统文明的基础。后人诗曰：“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而后，秦国为了防止六国贵族和地方豪强的崛起，将全国有声望的家室12万户，一律从故地迁出，置于关中和巴蜀，好进行监督管理。
（汉朝司马相如的相好卓文君，其家族本是山东冶铁大户，秦灭齐国后卓家被强迁到蜀地，给四川带来了先进的冶铁工艺，也给我们带来了风流的爱情故事。）
为了削弱民众的反抗能力，还将天下的武器一律没收销毁，铸成12尊庞大的铜人，而后，秦国焚书坑儒，进行思想管制。
所以，贾谊在《过秦论》里这样写道：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在进行如此大动作的改革时，秦始皇的军队也没闲着，进行了一系列战争。
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就开始对南方的百越用兵，而后，始皇的第一次外出视察，去了北方看了对匈奴的防务。
于是我们看到，秦始皇派了50万大军下岭南征百越，整个岭南地区从此划入了秦朝的版图，派了30万大军北击匈奴，并修筑了长城。
是故贾谊曰：
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
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秦始皇的改革和战争，也是是一起进行的，而始皇的高压改革触及了国人的底线，始皇的超级工程又导致民生凋敝，一时中国人人人“道路以目”，在陈胜吴广起义后，反秦起义如野火燎原。
而秦朝用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则严重不足，因为30万军队在北边吹冷风，50万大军在岭南喂蚊子，曾经无敌于天下的秦军就这样被风起云涌的起义军给打败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杜牧的《阿房宫赋》：
独夫之心，日益骄固。
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不得不说，在秦始皇这里，战争非但没能成为改革的助推器，甚至连稳定器的作用都没有，都因始皇发动的战争规模过大，时间过长，而改革又没有考虑到民众的承受力，国内社会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导致“奋六代之余烈”的秦朝，落了个“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的下场。
我们从秦始皇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进行重大的改革时，国内社会极易呈现一种不稳定的态势，所以此时发动战争不但不能失败，而且作战规模与时长不能过大过久，以防国内崩盘。
当年商鞅之所以要和魏国求和回秦国继续变法，当年邓小平为何打到谅山就结束中越战争，都是为了避免战争扩大化，避免拖累改革。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一定义：
越是深入的改革，就越不能配以扩大化的战争。
下面还有7个案例要分析，未完待续，各位抱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