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孙同学睡眼惺忪地和我登上开往杭州的动车时，她一定不会想到，10天以后，她将信誓旦旦地表示两年以内绝对不会再和我出来玩了，尤其是爬山。那个时候她只顾着欣赏窗外的天空越来越蓝，淅沥小雨下的江南山清水秀，而我则在一旁忐忑不安地盘算，如何与下一站新上车的旅客商量着彼此交换个座位，尤其那个本该属于我的座位上，正泰然自若地压着一位无票乘客的硕大臀部：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上海到绍兴，总有那么几位心怀侥幸的投机者趁着到站的间隙理所应当地把持住一个刚刚空闲出来的座位，然后在座位正主儿疑惑且不满的目光注视中，毫不在乎地起身离去，不带走一片云彩——当然，主要是因为带不走。说真的，他们就不能等到火车启动后再去占便宜吗？过去我们还能把这种素质问题归咎于铁道部，现在连铁道部都没了。刚上车的时候，我也以为是我们走错了车厢来着。
2、从杭州火车站出站，我从破旧的车站设施和脏乱的车站环境中，依稀辨认出了儿时记忆里天津火车站的模样，在这个据说美景盖世无双的城市的火车站里，我再一次意识到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上一次被这样的念头猝不及防地击中，是在上海。走出杭州火车站，我和孙同学一下子被闷热潮湿的空气死死糊住，衣服和汗粘在一起，像我俩这样的洗澡拖延症重度患者，居然开始不停地念叨：到了宾馆，就先把自己收拾清爽；到了宾馆，就……诶，写着写着好像又不对劲了，好吧，我必须预先给出声明：前方高能吐槽预警，玻璃心者建议绕行，我的游记风格一向如此，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严货。再说那么忙着急赤白脸干啥，我可能马上就要开始夸了。可能哈。
3、如果不算文章开头孙同学痛心疾首的觉悟，这趟旅行还的确改变了我俩的一些基本观念。比方说，出门前一定要团购旅店，且四星以上。当我们在杭州住过四星的天工艺苑、以及朋友在厦门招待的豪华居所后，我们实在不能接受用同样甚至更高的价钱，住绍兴人民路口的格林豪泰，或者鲁迅故居附近的什么陆公宾馆。前者让我们在次日一大早，清晰地经历了一个北京家庭在楼层小厅里，就买来的早餐哪个该扣盖哪个不该扣盖吃不了该怎么收拾你怎么这么固执以及你这个熊孩子怎么不把该吃的吃完等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而展开的激烈争执，他们的声音就像豪气干云的赵子龙及其亮银枪一样，在我们房间的墙壁里进进出出——我们是住在楼层靠里最拐角的地方啊！苍天大地。后者的屋子则更为促狭逼仄，且包的门口已经裂开，每间房子都留出了一条不算小的缝隙；退房的时候，我们还亲眼目睹了气定神闲的打扫小妹，是如何同两名年方八九、还热衷于海绵宝宝的孩子一起，将床单和被罩如同天女散花一般，从三层悠扬地扔到一层地上的——如果失误了，就让孩子从二层继续往下扔。此外，这两处别致的居所，和后面我们花不到200块钱勉强住下的青年旅社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床被透心地潮，潮得让我们想起冬天没有暖气的厦门。起初我还以为：不预定宾馆，能够不让我们被既定的住处绑架，累了可以随便找个地方住下；后来发现，要是事先没有做好功课，你每天起床退房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得找到今天的住处，反而真正耽误行程。当我们在旅行的最后一天终于住进四星的秦望大酒店后，我们干脆直接放弃了兰亭的出行计划，这其中固然有旁的原因，但那床，真的好舒服啊！
4、终于要开始说说景点了。其实景点是一个无比坑人的概念，如果不是“景点”，我也不至于为了看个莲花峰拉着孙同学在飞来峰爬上爬下，为了看个“临海观涛”拉着孙同学上了灵隐景区里海拔最高的寺庙，为了看个什么“摩崖石刻”拉着孙同学在文笔塔那座山里爬上爬下，为了看个香炉峰直接让孙同学崩溃懊恼、怨怼不已……其实呢，糟蹋福柯或者柄谷行人的话说，景点就是被“发明”和“创造”出来的。就算我到了莲花峰，顶多也就看见一块刻着莲花峰的石碑或亭子；摩崖石刻上面的字，也肯定不如董昌盛祠题记的多；我爬香炉峰的原始冲动，居然是2005年北京高考的那道断句题：“山北峰曰香炉，峰北寺曰遗爱寺……”而不是上面那块似乎更为有名的飞来石——更何况，白居易说的，根本不是绍兴这个。显而易见，“临海观涛”里什么都没有——这四个字更多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存在的惨烈事实，并没能给我带来什么经验或教训；刨除锻炼身体以便晚上顺理成章地能喝啤酒的因素，旅行中的所有“遗憾”，其实跟“景点”一样，也是被我发明创造出来的。我们在苏堤上最终连题写的碑石和苏东坡的塑像都没能找到，可这并不能抹杀我和孙同学骑着自行车在苏堤逛了一个来回这个事实；“花港观鱼”倒是有块碑石，围在一个亭子里，2000年以后才立起来的，又有什么意义？更不用说没断的断桥了。自由旅行的第一要义，似乎就是应该跟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对着干、顶着来。兰亭景区对于“王羲之练字十八缸水”这种张冠李戴的产品设计，是我果决放弃现场体会“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的直接原因——就算那是王羲之的故事吧，你不把它搁在书圣故里，放到兰亭算怎么回事？王羲之不在家里练字，大老远地非得跑去兰亭？
5、所以，根据前述的理由，我喜欢杭州的南宋御街、清河坊，喜欢绍兴的书圣故里，尤其喜欢绍兴的仓桥直街，恰恰是因为它们还没有“那么”商业化。相比于北京的王府井、天津和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南宋御街早晚也会被大潮裹挟成那个样子，只不过它会和前门一样，还保留着当地建筑特色的古色古香——当然，如果里面进一步入驻星巴克一样的跨国连锁企业，那么后现代的违和感也会愈加强烈就是了。清河坊的前后左右，倒还真能让人在那么一瞬间产生一种回到宋朝的恍惚感，人来人往的热闹，仿佛也是宋朝集市的现代搬演，连沙包据说都是为了砍秦桧发明的。胡庆余堂依然营业，不知为什么，会带给人一种同仁堂无法给予的感动；而对于我这种就喜欢登上古城墙极目远眺的怀古病患者来说，鼓楼像是一个莫大的惊喜，就算放眼望去，看到的居然是一座恢弘肃穆的基督教堂，也算值了。有意思的是，南宋御街的店家卖起东西来不依不饶，寸土必争，清河坊的服务员却更像用生活的方式去营业，相比于为我们介绍工艺品筷子，他们似乎更乐意和孩子嬉闹。联想到我们在绍兴无数小商品店里看到的那些知足常乐的脸，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才是南方人做生意的常态——虽然我们从未体会过吴侬软语的细腻与美好，感受到的都是细密瓷实的定向爆破，豌豆机关枪那种。
6、第一天我吃了高祖生煎和片儿川。前者招牌为“咬不得”，跟“狗不理”从第一观感上有点儿异曲同工。据说咬不得的理由有三，比如第一口怕烫、咬破后汤汁溅出容易弄脏衣服之类，很荣幸的，我一口下去，就把所有的理由一口不落地体验了个遍。后者……后者好像就是雪菜手擀面。西湖醋鱼太酸，油炸响铃就是一般小食，宋嫂鱼羹不错，但不知是否就是它导致了孙同学在二刷御街的时候连带着我在一家咖啡馆连出三大糗事的罪魁祸首。出于为XX讳的考虑，我只说跟我亲身相关的第二件和第三件。第二件是：当得知我只点一份最便宜的番茄黄桃后，店里的服务生讶异莫名，你传我，我传他，不一会儿的工夫，所有人都知道了，我只点了一份八块钱的蔬菜水果，且不要任何饮料……第三件是：我还没有吃完，就被孙同学急匆匆地拉走了，就点了一份八块钱的东西也就罢了，居然还给人家剩了一多半……结合孙同学自己亲力亲为的第一件，我们还是鼓起勇气相信，那里的服务生，是不会记恨我们太久的。祝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7、总体而言，我们在飞来峰景区还是相当愉快的，即便我没有孙同学那么虔诚，想看到的东西也都看到得差不多了。飞来峰顶的蠢萌字体，毕竟也不影响我们本来就要登顶的初衷；灵隐寺本就无意入门，所以寺庙里那个电子展牌中连怂恿带吓唬的滚动红字，也就没有太倒我们的胃口。飞来峰中以指路带乞讨的商业模式，算是为丐帮的与时俱进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注脚，当然，具体执行层面上，还是有不少可待商榷的地方的，比如对着打算下山的我们不停地念叨这儿离顶峰有多近的那位，就还有好多心理学的功课需要持续研习。我们从临海观涛下来后，一群很有实力的大汉和女汉子用忘记是东北还是山东的口音大肆地评论着周围的一草一木，粗犷的爷们将T恤折叠露出肚皮，泛着黑灿灿的油光。我小心翼翼地从他们面前经过，一个自来卷瓮声瓮气地问：还有多远？我没以为是跟我说话，然后就被嚷了一句：喂，说你呢！好吧，我记得是5-10分钟，这个回答让他们喜气洋洋、踌躇满志地向山顶进发。不过我说的是我的速度，大一的时候爬香山，走陡坡，也就不到20分钟……我是不是该提醒那几位大姐，孩子实在爬不动的话，就抱在身上？
8、我们对西湖感觉相当一般，凡夫俗子，没从碧波荡漾中读出弥漫千年的文化气息。武松墓前没有武松像，武松的塑像是在六和塔那儿看到的，顺便还有鲁智深和钱王拉弓；苏小小的墓则简直像一屉丰满宣乎的馒头，让人不忍直视。考虑到我们刚从飞来峰景区下来，雷峰塔也懒得绕过去看，更何况鲁迅先生那时候雷峰塔就已经倒掉了，从赝品的角度看，叫那座建筑为“雷锋塔”可能更合适些，我又不怎么具备“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在苏堤上骑自行车是相当糟糕的体验，上桥的时候几乎要费牛劲，结果根本没有什么平稳过渡，嗖地一下就从下坡冲出去了，这要是赶上十一当天几十万人次的游览量，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我们归还自行车的时候，租车的小哥正在吃一份盒饭，我们预计租两三个小时的，结果一个小时就来还车了，办理退还押金手续时，小哥的脸一直冷若冰霜。我们当然没有必要跟他解释厦门的骑行于我们而言是多么刻骨铭心的体验，我们当时只是心里默念了一句：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果然无商不奸没好人……然而，当我们把押金放回口袋，开始往公交站走的那一刹那，小哥突然如释重负般地对身后的同伴大吼了一声：“啊啊啊！好辣、好辣！”……于是我们决定收回之前的话。
9、我对六和塔这个目的地的描述，一向是“乾隆幽闭圣地”，没看过《书剑恩仇录》的孙同学，每次都不知道我到底在说啥，后来她听懂了，就以为这个地方真关过乾隆。她感慨万千地看着那些狭小晦暗的空间，觉得当皇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关到这么个破地方，什么意思都没有，那个时候我正在津津有味地研究天山双鹰到底是怎么攀着六和塔的塔角飞上来的。任何强迫症都不会放过六和塔每一层那从“物地坚固”到“七宝庄严”的特色牌匾，我的强迫症要是早发作一点，其实直接在二层就能够拍全。六和塔陡峭的楼梯，让人上楼时还可以顺着外沿假装从容，下楼时就不得不把着扶手谨小慎微了。红花会的英雄好汉天天端着酒菜迎来送往，与日常练功修为估计也没有什么两样。塔上眺望着喜怒莫测的钱塘江，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要真有人给我送饭送酒，把我关在这塔里读书写字，其实也是一件逍遥快活的好差事。不过估计保安大叔不是这么想的，日复一日，他仿佛已经参透了一切玄机，他那冷峻通透的眼神，让我意识到要是我在这儿耗到下午五点，他大概会暴躁愤懑地赶我回家去，然后换衣服下班。
10、十月一日当天去上海并转机厦门，实乃行程所迫，不得不如此，但我们还是要承认，我们大大低估了黄金周旅游毁人三观的颠覆性程度。我们自讨没趣地从虹桥火车站辗转来到陆家嘴，想见识一下传说中的徐家汇长什么样子，然后就被天桥人海蹂躏地不成人行；我们在一家“大众书局”里想点点儿东西歇歇脚，顺便挑两本书，然后就经历了点单无人理——点的东西全没有——不点东西不让坐这个无法跳脱的死循环中。当然啦，人家小姑娘也没有错，她出其不意的催催催，本身也是职业操守的体现嘛，要怪，只能怪这家书店不够名副其实，或者我俩早被人民大众排除在外了。然后就是当天晚上，上海到厦门的航班是唯一延误的，眼看着旁边飞回天津的旅客都刷刷刷地登机了，我们还不知道要朋友在厦门机场等到猴年马月，那种煎熬的心情，可以理解为“身在曹营心在汉”还同时被两个维度拉扯的车裂之刑。要是再算上当天晚上因为进错了房间而最终导致我的西服外套落在了厦门的酒店里，这个十一，就当为祖国母亲攒人品了吧。祖国母亲六十五了，希望她的记性还一如既往地好。
11、如果不是朋友的婚礼，我不会了解到厦门还有漳州港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环境优雅，气候宜人（婚礼当天西服革履的朋友大概要表示异议），一切都充满了希望。朋友上午接亲，傍晚婚礼，联想到两年以前单是从早上6点坚持到下午2点就几乎让我跟孙同学连身体带灵魂被一并掏空，最初听到这样的安排时，我很为一对新人担心。可晚宴的时候朋友夫妇非但精神俊朗，谈笑风生，甚至还有闲情逸致带我们这些远道之客兜风看海，我才不由得喟然而叹：其实婚礼，也可以办得很享受。就不提我当年那家名为“关爱”的花两万块钱自己操十万块钱心的婚庆了，单说亲友参加婚宴顶着随多少钱礼吃多少钱饭什么时候把礼再要回来那一脑门子官司，也会让整场仪式演变成一场亲友间的可逆传销。而朋友的婚礼直到晚宴开席后两个小时，大多数宾客也还是没走，他们把婚宴吃成了真正重要的宴席，以祝福为主导的情绪贯注始终。至于婚礼本身，我亲临场地以后，跟朋友说了这么句话：要是能有这么一个地方，再办一次也值。
12、我们从绍兴东站出来，没有找到传说中的钢材市场站，阴差阳错地走到了BRT快速公交站，购票和进站的流程如同地铁。我自作聪明地决定在鲁迅中学站下车，后来到了人民路口就着急忙慌地把孙同学招呼下来，因为我看见路牌显示这个地方距离鲁迅故居才500来米。如果我们早一步了解到鲁迅故居景区的真相——注意哦是景区——我们可能在更早的地方就下车了。当晚我们在摩肩接踵的夜市中品尝到了从未耳闻的油炸土豆，从此不健康的小吃名录上，我们就又多见识了一种。颇有意思的是，喧闹的夜市两侧，是与之格格不入的、大大小小的五金店，而非通常逻辑中的百货商场。在这条我们今后将反反复复走上十数遍的绍兴主干道上，你看不到太多绍兴本地风土人情的东西，它们都被深深地藏在名为历史的遗迹里，裸露在外的那些稚嫩疏落的现代商业产物，让这座名叫绍兴的古城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当它们有朝一日终于茁壮成熟起来之后，绍兴还在，也许古城就没了。也正是这种朝着现代化艰难挣扎的环境，曾经一度让孙同学脑洞大开，当她听见街边商店热情洋溢的《小苹果》后，设想带着一群大妈天团跳广场舞，误打误撞占领了绍兴的主干道，然后警察同志清场……说到这里问题来了，孙同学问：要是我被扣在了绍兴，你说，公司会不会还继续给我发钱？
13、鲁迅故居的现状，就是对上面或许武断判定的最好例证。在鲁迅故居这个已经成为“景区”的地方，我和孙同学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排队，一层又一层地排队，一圈又一圈地排队，一个U字形又一个U字形地排队，以致于每次走进一个景点之前，我都好像在翻来覆去地参观遗体、瞻仰遗容、传递内心沉痛的悼念——而这，也就越来越接近我真实感受的本质。无论是鲁迅祖居、鲁迅故居还是三味书屋，熙熙攘攘的人群阻塞着一条又一条狭窄的走廊，你必须学习如何从那些一脸无所谓地等人的大学生或者两眼冒绿光地拍摄着鲁迅家里锅碗瓢盆的游客身边并不优雅地捱过去，才能不被后面挤上来的游客顺理成章地顶到你的屁股。坦率地讲，无论是祖居还是故居，无论是鲁迅故居还是周恩来故居还是蔡元培故居，全都大同小异，“小堂前”“卧室”这样的介绍牌以及“德寿堂”这样的牌匾我也不止看到过一回。鲁迅故居里，我和孙同学更为关心的，其实是“屋顶上四角的天空”，它的确能让人产生一种不自然的“坐井观天”的联想。咸亨酒店门外，孔乙己已经升格为头牌招待，蒲团不见了，两条废腿重焕生机，孔乙己就这样连同着中国人的精神，回到了当初就着茴香豆探讨“茴”字四种写法的那个年代——我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游记批判，都不会比写鲁迅故居都更有合法性。鲁迅故居、祖居、三味书屋里，都专门辟出了几间地方买折扇书画和零食饮料，这种堂而皇之的贩卖和消费，我要是周海婴，我得气死三回，鲁迅先生只是看得太透，才不会从棺材里爬出来骂。除了鲁迅文化纪念馆还可商榷，这个地方我不会再来第二次，它对于我心灵的荡涤和震撼程度，还不如厦门大学里那座鲁迅先生的塑像来得深远。最让人不解的，偌大一片园区，居然连一家书店都没有。后几天坐车经过那个地方，我都感到一阵一阵生理性的恶心。钱还敢挣得再不要脸一点儿吗？哦，对，什么时候鲁迅故居要是再收回门票，那才叫登峰造极呢。
14、这种大失所望的心情，让我和孙同学直接对附近的沈园恨屋及乌，不再有一点入门的兴致，直到我们从周恩来祖居和贺秘监祠里出来，才算稍微缓解了一点。周恩来故居是开展反腐倡廉活动的好地方，应该多让那群当官的看看周恩来总理的家训，红红脸，出出汗；而贺秘监祠，加上之前的鲁迅文化纪念馆，则能真正让学生产生对贺知章及鲁迅人格、作品的感性认识。孙同学发了一条微信，大意是中学语文老师口干舌燥地讲来讲去，讲鲁迅多么伟大，都不如让孩子实际来这个纪念馆看看来得有用，看了以后，自然什么都明白了。我承认她说得很对；不过，面对蹲坐在坏掉扶梯上的几位摆弄手机的大学生，我也不能不对这能带来多大效果产生怀疑。但我很快就没有这么多闲情逸致去多愁善感了，因为——我的手机坏了。
15、请允许我占据整整一个段落的篇幅来吐槽我的手机，它多灾多难的表现，足以视为对我一切刻薄评价的活该报应。这部被人捧到“大法”级别的一加手机，在我手里就从来没有好使过。起先是接二连三地收不到短信，以致于我每次到了接收手机新闻早晚报的时间，都会提心吊胆，生怕还得再把手机重置一回——对于这样的玄学问题，一加客服和技术人员显然是无法理解的，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比电脑重启还要简单粗暴的方式来一劳不永逸。从贺秘监祠出来以后，手机忽然无法读取SIM卡了。起先是收不到信号，我平均半个小时就要重启一次，然后好使二十分钟，在我吃着中式快餐的时候，我提心吊胆地下载完了当天的手机晚报，那是我的SIM卡在一加手机为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就要跟手机信号说拜拜了。等到孙同学挑完了一件称心如意的毛外套之后，一加就变得双目失明，不管怎么重启也无法识别我的SIM卡了。我们当然以为这是SIM卡接触不良，于是我们先是找了几根牙签，试图把卡槽捅出来（此处对Iphone5S发明的这种卡槽装置报以一万个喷），捅完重装还不行，而且更糟糕的是，一小截牙签直接设在触发槽里了，身心俱疲的我，又和孙同学投奔夜市里的五金店，买了一盒曲别针来用。很多年以后，我们依然会记得这样一个场景：我和孙同学坐在五金店门口冷冰冰的台阶上，拧眉瞪眼，咬牙切齿，对着一个外观白皙姣好的手机，用一根根掰弯了的曲别针，充满仇恨地捅、捅、捅，就像收拾紫薇和小燕子的容嬷嬷。结果么……如果紫薇和小燕子不是太过淡定的话，那她们就是被我俩给捅死了。可能也不算捅死的，因为回到北京以后挂着联想专卖招牌的一加保修员告诉我，我的手机进水了，算判损，换主板要再掏1050。嗯，好吧，我承认南方天气比较潮，连孙同学的面膜钱都省了。保修员从长相到声音都像极了何云伟，我听说得再掏1050的时候，表情大概特别像李菁。
16、手机事件之后，我和孙同学从客观形势上进一步确认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否则将我找不到她，她找不到我。一加倒是泰然自若，有无线网的地方，它可以当5.5寸的平板使，刷微博、看知乎、聊微信……总之，除了一部手机应该有的功能之外，它的表现相当不错。我们就这样亲密无间地来到了书圣故里，这是我们旅游以来感受最舒服的景区，没有之一。论商业化程度，它远不及鼓浪屿，较清河坊、西塘和曾厝垵也远远不及，我们多么希望它能够永远保持这个样子，可已经被旅游局染指的地方，哪儿还可能成为永远的净土，戒珠寺、蕺山书院、文笔塔、蔡元培故居……不是也已经开始收门票了吗？孙同学还感慨着蔡元培续弦时的那五条要求：天足、识字、男子不娶妾、可协议离婚、男子死后可改嫁，就被我稀里糊涂地拉到了蕺望亭——如果她事先知道这片领域其实相当于书生故居背后的一整座公园的话，她本应做好更为充分的心理准备的。暗香亭和另外的亭子里，发挥余热的老年团体正用麦克和公放音响唱着越剧，婉转凄厉，此起彼伏。要不是傍晚的时候我引导着孙同学到了仓桥直街，蕺山公园里爬上爬下的折腾怕就交待不过去了。
17、我们在仓桥直街吃饭的那家馆子，主人好像正在准备自己的晚饭，我们要的鱼和素菜，好似捎带脚顺手做出来的，也不跟你讨价还钱，按便宜的算。味道上，则是久违的真正家常，米饭绵软，鱼肉鲜嫩，暖胃顺心，真是意外之喜。对门卖烟酒的，是一对年长夫妇，走路都有点颤颤巍巍，耳朵也没那么好用，但体贴热情，莫名地就会让人感到美好。其实从杭州东站起，到绍兴这几天，我们吃的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中式快餐连锁，叫什么名字的都有，但流程都是一样的，各种便宜的小份菜肴任你挑选，最后一起算账，米饭随便添，所以我和孙同学每次都花销不多，可吃得都很饱。这样的地方，我在北京只吃过两家，共同的特点是菜难吃价又贵，还不如吃盖饭划算，如果说这两家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其中一家，在某天凌晨，像爆米花一样碰的一响，让住在2公里之外的我也听了一耳朵。后来看新闻才知道，煤气爆炸；好几天里，偶尔经过，还是黑乎乎的一团。仓桥直街外面，类似于休闲活动中心，有旋转木马和飞椅，还有突然从儿时记忆里破土发芽的套圈游戏。不远处，一位口齿伶俐、表演大方、激情澎湃的男子在滔滔不绝地向围观群众推销什么产品，我们进仓桥直街时是下午5点来钟，快9点时我们离开，他居然还在说。从仓桥直街走回宾馆，路过一家号称人文图书超市的地方，里面卖的最多的，是青春文学和教辅。图书超市上面是鲁迅电影城，再上面是北京人民特别熟悉又暗自向往的四个大字：天上人间。
18、我们在购买会稽山门票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它现在已经和大禹陵不分彼此，我们攀登会稽山的全过程，就是膜拜这位更多是传说意义上的治水功臣的“朝圣”之旅。我对于香炉峰的怨念，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此，与其说会稽山和大禹陵彼此成全，到不如这样的规划到头来成了彼此限制，但考虑到根据百度地图上标记，香炉峰和绍兴公墓也捆绑在了一起，这种更甚一层的彼此限制，让我在逐步感到释然的同时，觉得无数以攀登会稽山为名的渺小游客，兴高采烈地聚集到高大巍峨的大禹的裆下，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大禹对这件事情大概不是很满意，他一手紧紧攥住治水的工具，另一只手义正词严地向外挥出，表情上写满了No。我们从2000级台阶的会稽山下来，浅尝辄止地刷了下百鸟园的门票就出来了，相比于对千姿百态的大自然灵物的憧憬，我们更加在意的是一个叫做禽流感的东西，再说鸟类拿表演捞钱的把戏，我们在大连也见过。山下山上游过一遍，才发觉大禹陵真正有意义的景点，一个是登山以前沿途上各种神兽的溯源解释，再有就是刚进门时水雾缭绕的九龙坛。不少地方还立着“尚未开发，游人免进”的牌子，也许再过几年故地重游，又会是一番别的景象——从门票的价钱开始。
19、我们在绍兴的最后一天，由于孙同学对我孜孜不倦的上下求索搞得心有余悸，以及我对兰亭景区诸多人为修饰的抵触不满，最终改为了宾馆休闲与特产采购。虽然我们还是走到了秋瑾故居门口，但我们早已对绍兴老宅的布局风格烂熟于心，也就没有了一窥究竟的冲动。孙同学对于一家叫“老婆大人”的零食连锁极为满意，虽然回到北京以后经过更为周密的核算，她发现绍兴其实比北京也没有便宜多少钱。我们从秦望大酒店退房出来，在马路两边反复折腾了两次后，终于被公交带到了当初路线考察时圈定的钢材市场站。我庆幸那个时候我和孙同学还没来得及看《无人区》，否则即便青天白日走在那片尘土挥扬的郊区小道上，我们的内心大概也不会太过平静。游记写到即将结尾的这里，似乎还没有太多的人杰地灵，说到底，我和孙同学就是两个油盐不进的过客，既然旅行从来就与生活分道扬镳，扳回道岔的时候，搜肠刮肚写上两笔酸文假醋，权作一个“到此一游”的标记，也算响应国家旅游办的号召，文明出行，从我做起了罢。
2014.1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