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教语文课的谢老师，我认为她是又懂教学又懂管学生，特别邪门，她一上课，课堂立刻安静。
谢老师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不过一副知识分子一丝不苟的衣着，让人油然起敬；说话永远慢条斯理、顿挫有序，她的言谈举止，总是让人不由想到一个词，修养！
这种有修养的老师，在我经历的所有中小学老师当中，她是第一人，也是第一。
最重要的是，她讲课善于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不拘泥课本那点死东西，可以把语文课本的每一课，都讲得很活，如同情景再现，再顽皮的孩子，也会被她那种气质和娓娓的讲课风度迷住。
很多一上课就打瞌睡的孩子，也能够跟着她的讲课，傻傻地笑个不停，不过这些学生可能天生就不是学习的料，下一次老师上课，一定把前一次上课老师讲的内容，忘得干干净净。
中学和小学一样，还是就近入学，随机分班，没有快班、慢班、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之分。所以，同一个班，学生差距确实很大。
谢老师讲课，大家都是大眼瞪小眼认真听讲，效果却千差万别。
我还好，她的作业，每一次得分都是优或者优减。谢老师也说，能够在她这里得全优的学生不多，有幸我也算一个。
一个学年下来，我的作文也是全优，而且全部作文都是语文课的范文，有几篇居然成为年级的范文。
或许，谢老师的课，是我文革十年中小学课堂上，唯独能够踏踏实实学习的课程。
不过好景不长，谢老师只教了我们一个学年，就退休了。
从此以后，老人家归隐山林，我N多次打听，未果。
粗算一下，她应该比我大约大四十岁，如今已经是近百岁高龄的老人了。
北京丰盛中学，文革以前是北京第九女子中学，学生有很多是华侨子弟，所以师资条件是有基础的。
文革以后，学校完全变味，和周边很多三流中学基本无差别，很多不错的老师，都离开学校，自找前程，像谢老师这种精英老师，我们入学后已经所剩无几，在她身上，我能够领略到文革前很多优秀老师，是怎么为人师表的。
后来的老师，不能说他们没有责任心，当时社会就是这种情况，所有中学几乎都是这种“教学”状况，你不从众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特立独行去狠抓学习，更是不可能。
特别是1973年，社会上掀起了反“师道尊严”的活动，“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这些中学的老师们，要想明哲保身，没有选择。
像“没的说”那个男老师、教数学的那个文弱的张老师，他们选择的这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教学方式，是大势使然，又是不得已而选择的生存方式，都是可以理解的。
那时候的人很单纯，政治口号确实是漫天飞，但大家很执着，相信那些政治口号。
我们那时候始终有一个冥顽不化的误解，就是觉得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人民是最富裕的人民，我们是在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里过着幸福的生活。
后来，我们还很相信交白卷也是“英雄“。
在这种社会价值观念的导向指引下，社会性的从众，是一种必然。绝大多数人是很难脱俗的。
或许现在很多人会质疑，那时候的人怎么会这么无知、这么盲目呢？
全民的“孤陋寡闻”，这是一种集体性的价值从众。如果我说，今天的人一样“孤陋寡闻”，您肯定反对，但事实上，这些年确实是在不“孤陋寡闻”的时候，做了一些比孤陋寡闻还孤陋寡闻的事情。
二十多年了，中国人在这种“一切向钱看”的集体性社会价值取向指引下，确实做了一些孤陋寡闻的事情，照样出现了集体性社会从众。
虽然也有脱俗者，但也是微乎其微的少数。众人皆醉我独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太难了。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社会，从物质到精神，价值观念的从众，绝大多数人很难超越，这不仅仅是时代带来认识上的局限这么简单。
从这个角度看，我更佩服如谢老师那样，能够有自己的坚持，她们这种人，应该成为我们社会中真正的楷模。
仅此，我们不能不向这个“例外”谢老师深表敬意了。
图片：文革期间的中学课堂，全班同学似乎只有三四个女生在听讲（照片选自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