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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一名女囚

真实故事计划  · 公众号  · 杂志  · 2019-08-14 08:09

犯罪入狱后,李玫见过犯下各种罪行的女囚。女子监狱像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女人们在这里赎罪,也承受着彼此的恶意与善。

真实故事计划 480 个故事

故事时间:2013 - 2015年

故事地点:北京

2015年3月初,我在老家过完年回北京,剪了一头干练的短发,在阳光照耀下呈现出浅浅的酒红色。镜子中,我瘦了不少,肤色白了,整个人看上去气色不错如果不说,没有人知道这个32岁的女人刚出监狱。

我是湖南人,在北京读大学,毕业留京。我笑点非常低,笑起来脸上会露一道横印,有时脾气火爆,如同一个假小子。

2013年8月,我所在的广告公司涉嫌非法经营,老板和同事们都遭逮捕,公司也被查封。经过调查取证,确定主要犯罪嫌疑人两个:老板是主要责任人,我是实际执行人,负连带责任。我被羁押到看守所,等待开庭审理。

遭逮捕那天,警车一路颠簸,开到一座看守所门口。下了车,我看见一堵三米高的土褐砖墙,墙头围着一人高的铁丝网。正中一扇蓝色铁门,上面排列着矩形的立体方块,像巧克力板。

女警带着我到一个房间门口,门上面印着数字,还插有一个红色小旗子,上面写着“文明监室”。

监室的门共两层,外层是一扇铁门,中间有个方形的孔洞,内层是一扇铁栅栏门。两名女警打开门,解下我的手铐:“你是8号板,进去好好读一读监规,要全部背下来。”

我进入监室,环顾这个不到20平米的空间。房间是长方形的,铺着浅色地板砖,位于她左侧的是半米高的大通铺,白墙上印着1-10的数字。有9名身穿橙色号服的女嫌疑犯盘腿坐在铺上,她们看到我,微笑着对我点一下头,大部分人面无表情。

这时候,我的大脑从一片空白逐渐清醒过来,心里五味杂陈。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身陷囹圄,在这逼仄的房间度过漫长的时间,而这将会是伴随我一生的“污点”。


按照规定,嫌犯之间不能交头接耳,可还是有人会小声聊天,嫌犯们互相打听着彼此,比如叫啥名字,哪里人,犯了啥事,诸如此类。

刚进去的时候,有个人小声问我:“妹妹,你叫个啥啊?”我小声回答:“管教告诉我现在不能说名字,就叫我xxxx吧。”指了指胸前的号码。

“你在外面犯了啥事啊?”那个人依然好奇地追问。

“案情也不能说,因为还在调查阶段。”我说完,将领的生活用品塞进了铺板下面的空档里。整理好被褥,我像其他嫌犯一样,在铺板上盘腿打坐。这是看守所规定的标准坐姿。

当天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一个女嫌犯突然对我说:“嘿!新来的,你去点条鱼吧!”

我有些惊讶:“啥?还可以点菜呢?”

“是的,新来的嫌犯头一天都可以点一条鱼吃,这是里面的福利,真的,只有这一次,你不点可就浪费了!”

我心里嘀咕着,还有这福利?那我就点吧,正好分给大家一起吃。于是站起来走到门口的通话装置前,准备按下红色按钮。

“别按!她在骗你!”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那是一个眉头紧蹙,表情愤怒的女孩。

“别听她胡说!我刚进来的时候就被她骗了,说新来的能点麦当劳,我就真的点了,结果被管教一通教育。”女孩边说边狠狠瞪着那个女嫌犯。

“就你嘴欠!给我等着。”女嫌犯骂了一句,没好气地扭过头。

女孩悄悄告诉我,几乎每一个刚进来的人都被老嫌犯这样捉弄过,每次大家都默不作声,等着看那个人被骗被批评,然后开心窃笑。被捉弄过的新人,也自动加入下一次捉弄别人的队伍。她说自己被捉弄过之后,就看不惯这样的事情,所以站出来,因此也被大家孤立了,因为不合群。

女孩是重庆人,长相清秀,笑起来有两颗可爱的虎牙,生气时脸上一股杀气。她比我小三岁,因为寻衅滋事被抓,两人熟悉之后,我管她叫“阿丽”,她管我叫“玫姐”。

那个捉弄人的嫌犯,大约四十来岁,头发枯黄,驼背,嘴里总爱骂脏话,因为电信诈骗进来,用阿丽的话讲: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

看守所的生活很规律,嫌犯们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排队洗漱,六点半吃早餐,十点半吃午餐,十一点到一点午休,下午四点半吃晚餐,晚七点看新闻联播,之后可以看一集电视剧,十点准时睡觉(冬天会向后调整半小时)。吃饭时不许说话,必须把饭盆放在铺板上,蹲在地上吃。

周一到周五大部分时间都是“坐板”,就是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只能老老实实的坐在自己的铺板上,反思错误。周六日可以在室内自由活动。除了提审及会见律师外,嫌犯们24小时都不能离开监室,一直到开庭,宣判,下监,而在这之前她们都是犯罪嫌疑人,因此家属也不能去探视。

坐板的时候可以看书,监室内有个放书的隔层,里面大多是小说,有武侠玄幻类的,都市言情类的,也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克思主义概论》、《红岩》这样的书。娱乐设施就是扑克和象棋,到周末,总会有人凑在一起将上几局。

我所在的是“文明监室”。每隔一段时间评选一次,没有出现违反监规的,就会被评为文明监室,一旦有人犯错误,例如打架、辱骂管教等,马上就会取消,重新进行评选。整个女号就一个文明监室,所以被评上的女嫌犯们都尽量保持,生怕小红旗被取走了。

文明监室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励”,比如伙食改善,到院子里锄草,还可以领到针线,手巧的人可以做一些私人物品。

监室里有一个女孩手很巧,她之前是名会计,因为涉嫌挪用公款而进来的。她将饮料瓶子上面的塑料纸撕下来,再用手撕成很多细条,然后编制成一个精致的“卡包”。

每个嫌犯都会有一张储值卡,家属可以定期往里面存钱,但每周只能存500元,一个月最多2000元。看守所里提供采购服务,每人每周(有时会延长时段)可以买一次东西,有饮料、零食、生活物品等。女嫌犯只需将所需物品在单子上打钩,然后交给看管人员,之后看管人员会刷这张卡并将物品送到监室去。

还有人拿旧棉被或布头缝制一个“水包”,主要功能是将灌满热水的塑料瓶子塞进水包里保温。监室每天上午十点提供一次热水,很多人会拿塑料瓶接热水后,用水包保温,这样可以随时喝到热水,晚上还可以偷偷泡面吃。看守所的饭菜很单调,吃腻了,方便面就成了人间美味。

除了这些神奇的私人物品之外,我发明了一种“挖耳勺”。把剩米饭放在塑料袋里,用瓶子锤成泥,再搓成细条状,放在隐秘的地方晒干。这样制成的挖耳勺很好用,很多女嫌犯效仿。后来被管教发现,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一顿。

号里的日子也是生活,也要一天一天捱过去,人总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打发无聊的时间。

作者图 | 回家过年

每个监室里都分为三个工作小组,每组3-4个人,“板组”负责铺板的清洁卫生;“饭组”负责给每个人盛饭及收拾餐具;“地组”主要负责室内地板和厕所的清洁卫生。

每个监室都有一个组长和一名副组长,组长睡在靠近门口的铺位,被称为“头板”,副组长睡在靠近窗户的铺位,被称为“末板”。由于我表现良好,没多久就被管教安排在末板位置上。
号里每名嫌犯都是因为不同原因进来的,经常有“新人”被送进来,也有“老人”被叫出去,可以说是“铁打的监室,流水的嫌犯。”
嫌犯们在这里等待开庭,管教通知谁的案子要开庭了,那就是一个好消息,大家都会祝福对方。当事人祈祷自己能够被判得轻一点。大部分人通常在几个月或一年左右就会离开看守所,当然,也有呆了几年的老嫌犯。
慢慢地,我和同号们熟悉了起来。
有个涉嫌组织卖淫和非法交易进来的女嫌犯,绰号叫“白晶晶”,四十岁出头,看上去很年轻,皮肤白白嫩嫩,头发乌黑,就像二十岁的小姑娘。她很会保养,每天拿维维豆奶做成面膜敷脸。买一袋水果,只吃其中外皮完美的,有虫洞或烂的直接送给别人。
白晶晶最大的爱好就是把扑克牌摆在板上给自己算命,经常算了半天之后,紧锁的眉头一下子展开,噗嗤地笑了,嘴里念念有词:“嗯,不错,老子马上就要出去咯!”其他女嫌犯也会找她帮忙给自己算算,她给别人算的结果大都是:“快了,快出去了,很快就开庭!”
没多久,白晶晶真的被通知开庭出去了,大家说算的还真准。可是当天下午她回来的时候,却哭成了一个泪人。她边收拾东西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哎呦,没想到竟然判了老子12年,太重了哦。”然后当天就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号里还有个“神人”大姐,好像有特异功能。因为监室里没有挂钟,也不让戴手表,大家都不知道具体时间,每次坐板的时候,这个大姐就会突然来一句:“同志们,马上就要开饭了!”果然,没到一分钟,管教人员敲门说开饭了。每次她都能说的很准确,仿佛脑袋里装着一个闹钟。
大家很好奇,她究竟怎么知道时间。后来,她终于向大家坦白了这个秘密。她坐板的时候会盯着地上一个矩形的亮块,那是阳光透过窗户打在地板上的,她根据这个亮块与瓷砖的位置判断,当移动到哪一块瓷砖的哪一条缝隙,就是午饭时间,再走到哪个位置就是晚饭时间。当然,这个“特异功能”赶上阴天下雨就失灵了。
号里年纪最小的是一名16岁的女孩,她是一名体校生,人长得很帅,英姿飒爽,性格也像男生。在体校时,很多女同学和她走得亲近,男友常吃醋,两个人多次争吵。有一次,两个人吵急眼,女孩顺手拿起了一把水果刀捅了男友的大腿,刀子恰好插在大动脉上。男孩最终失血过多死了,女孩因涉嫌过失杀人而被捕。
年纪最大的是一名70多岁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不知道啥原因进来的,据说她已经进出过很多次了。
还有因为贩卖药物、走私、组织传销等原因进来的。可以说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大家闲得发慌,经常会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甚至会动手。
有一天早上起床后,嫌犯们按号码排队上厕所蹲坑,有个人内急,憋不住了,脱下裤子直接在地板上尿了起来。“地组”的人就不干了,让她擦干净,她偏不擦,说前面的人太磨叽了。后来两人撕扯起来,被赶来的管教及时制止,“文明监室”的小红旗因此丢掉。

虽说是“文明监室”,但和谐的表象下,总有一股暗流在涌动。在这里能交到真正的朋友太难了,阿丽算是一个。后来,我又交到了另一个朋友。


我交到的第二个朋友是个蒙古人,名叫“玛雅”,三十五岁左右,圆脸,虎背熊腰,体重大约180斤,她的鼻梁骨有些歪,眉骨上有一个明显的疤痕,她涉嫌盗窃罪,比我晚进来一个月。

玛雅只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和别人交流起来很费劲,刚进来的时候,她有些孤僻,大家也不怎么搭理她。

她是外国人,早餐标准和其他人不同:中国女嫌犯的早餐是粥馒头和咸菜,而外国人的早餐是牛奶面包和鸡蛋。号里10个人中,只有未成年人和外国人才能每天吃到鸡蛋。这引起很多人的嫉妒。

玛雅的饭量很大,爱吃肉,可是号里的午饭晚饭基本就是白菜、萝卜和零星几片肥肉,很清淡。玛雅把卡里的钱都买了各种副食,香肠、猪头肉之类的,很快花完了。后来再也没看到她买过任何东西,也没有人给她寄东西,每天只能吃看守所提供的号饭。

有一次,午餐是土豆炖牛肉。“头板”负责为每一名女嫌犯盛饭,每个人都很开心,因为一个月才能吃一次牛肉。轮到玛雅,“头板”一勺下去只盛了土豆却没一块牛肉。玛雅看着饭盆,急忙比划着说:“要那个,我要吃那个。”“头板”摇了摇头,又盛了一勺,只有两块牛肉。玛雅继续用蒙语和汉语混着说,意思是肉太少了,再来点。“头板”摆摆手,告诉她没有了,就这么多。玛雅急了,一把抢过饭勺。“头板”楞一下,伸手去抢,两个人眼看着要扭打起来。我上前劝解,说自己的牛肉可以分给她吃。管教及时制止了这场纷争,批评“头板”和玛雅。

“头板”狡辩说:“我真不是故意不给她肉的,就是正常盛的。”

我知道,大家就是在孤立玛雅,主要原因就是她每天都有鸡蛋吃。

负责盛饭的“头板”也很鸡贼,拿着饭勺当令箭,和谁关系不好,就不给对方盛肉吃,菜里有瘦肉,她先放到自己碗里,肥肉留给别人。

没想到那顿午餐过后,好几个人都拉肚子了。大概是因为平时大家肚子里的油水很少,一直吃的都很清淡,那天突然吃了那么多肉,难怪就消化不良了。

这次事件之后,管教向上级申请,为她们的监室多争取来了几个吃鸡蛋的名额,大家每天轮着吃鸡蛋。后来,看守所整体改善伙食,每个监室都有鸡蛋吃,每天也都能吃上肉了。

一个周末,我在看英文原版书,玛雅看到了,便上前用英文问我:“你会说英语吗?”我回答:“会啊。”于是,两个人就聊了起来。

玛雅是两年前从蒙古来到中国的。已婚,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和丈夫感情不合,两个人经常吵架,被丈夫打折了鼻梁骨,她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

玛雅先去了香港打工,没赚多少钱,后来经别人介绍又去了深圳,在东门町附近开一家服装店。介绍人是盗窃团伙的一员,他们将偷来的奢侈品牌服装和皮包,在玛雅店里销赃,然后给她分成。就这样干了没多久,被人举报了,玛雅因涉嫌盗窃罪而被抓捕。

玛雅说刚进来的时候,以为没几天就能放出去,因为自己不是直接偷东西的,罪行应该不重。所以进来没多久就把卡里的钱花光了,她没有通知自己在蒙古的亲人,只能等着开庭宣判,服完刑后遣返。

我觉得她蛮可怜的,经常拿自己的卡,买来东西一起吃。一袋猪头肉,两人狼吞虎咽一顿就给干完了。别的嫌犯买猪头肉都会省着慢慢吃,有的都放变质了也没吃完。

玛雅的父亲是电视台的,母亲是教师,家里条件不错,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这种苦。她不会要求我给她买什么,只有一样东西除外,就是她洗头要用沙宣洗发香波。我前后帮她买过好几瓶,每瓶89元。

自由活动的时候,玛雅教我学蒙古话,我教她中文,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好。我没想到在这里还能交到外国朋友,更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被孤立。

作者图 | 李玫的丈夫大壮


进来两个月,我已经有了两个好朋友,玛雅和阿丽,号里我们三个人关系最好,经常凑在一起聊天。

阿丽家是农村的,老公也被抓了,关在另一个看守所,公婆在老家带两个孩子,没有人给她汇钱,我经常帮她买一些生活用品。阿丽很过意不去,却无以为报。有一次天气很冷,我刚睡下不久,发觉有人在抚摸自己的脚,睁眼一看,原来是阿丽正在用双手帮我暖脚。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每天按部就班的打坐、吃饭、睡觉,重复又单调的生活让她觉得度日如年,猛然回头看,竟不知不觉过去四个月,已经是新一年了,时间似乎流逝得很快。

转眼到大年三十。这天晚上,看守所给嫌犯们包饺子吃,每人一大碗,猪肉大葱馅,大家觉得格外香。有人边吃饺子边哭,我也很心酸,想念家人,想吃妈妈做的红烧鱼,想回去热热闹闹过大年。

吃完饺子,“饭组”负责洗碗,“板组”负责擦铺板,大家看春节联欢晚会。看到沈腾的小品时,笑得前仰后合,还有人在拍手。当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了》歌曲响起时,整个监室沉默了,很多人都在抹眼泪。

每到法定节假日,看守所给嫌犯的福利就是可以全天(除了吃饭和午休时间)看电视,可以从早上一直看到睡觉前,那个春节我连着看了七天电视。

春节过去不久,有一天我见完律师回到监视,发现阿丽的铺板空了,听说阿丽被转到另一个区的看守所去了。没来得及和朋友告别,我只好在心里默念了几遍阿丽的电话号码,她说过,出来后一定和我联系。

阿丽被判了一年零七个月。

阿丽走后,我明显感觉,监室的氛围有些不太对劲。除了玛雅之外,所有人都不和我说话,周末也没有人和我玩。我问别人,没有人回答她,只是笑着摇摇头。

我马上意识到被大家孤立了。玛雅听不懂中国话,也不知道咋回事。我想了想,并没有得罪谁,一定是有人看我不顺眼,既然不是自己的问题,索性坦然面对。

又过了一个月,慢慢地有人开始私下主动找我玩了,但并没有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过了几天,有一个女孩终于忍不住悄悄告诉我,原来是“头板”故意让大家孤立我。头板是组长,所以大家谁也不愿意得罪,就默默接受了。

接去问“头板”:“我哪里得罪你了?为什么要孤立我?

“头板”说:“我观察了你一段时间,觉得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有些不解:“哪样的人?到底啥意思?”

“是王笛告诉我的,说你在背后骂我,说我丑,是母夜叉。”

王笛就是我刚进来那天,想捉弄我的老嫌犯,原来是这个人在挑拨离间。“她瞎说的!我没有说过你,不光是你,我没有说过任何人的坏话。”

“其实王笛告诉我的时候,我也不太相信,但她很会编瞎话,说得就跟真的似的,你也知道她因为啥进来吧。”

“她为啥要这么对我?我并没有得罪过她。”

“可能是觉得你太幸运了吧,没受过啥苦,于是就想整整你,她早就看不惯你了,觉得你有了好朋友,在搞小帮派。”

于是,我和“头板”一起去找王笛,三人当面把话说开。后来王笛也就不再为难我了。这次孤立事件才算彻底结束。

我后来才知道,之前每当被提审或去见律师的时候,就会有人在背后悄悄说我的坏话,阿丽听到了,就会站出来为我说话,甚至还和别人吵过架。

没过多久,玛雅也开庭宣判了,最终获刑九个月,服完刑后她就被遣返回蒙古了,并且五年内不得进入中国。

2014年11月,在看守所羁押了一年多后,我终于等到开庭的那天。

法庭上,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法官宣判,我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判决之后,我被转送到郊区的监狱继续服刑了。

回到看守所,管教带我到住了将近500天的“文明监室”里,让我收拾东西。管教说:“李玫由于表现良好,积极配合,所以判得比较轻,过年前就能出狱,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同号们纷纷上前祝福我,送给我小礼物,号里有个迷信的说法:只要有人把自己的东西带出去,那自己也就快出去了。

下监后,我丈夫大壮终于可以去探视了,看到我变瘦,他很心疼。我却很乐观,说里面吃得好住得好,每天都有自由活动,不必担心。毕竟很快就出来了,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说着两个人隔着玻璃竟乐了起来。

在看守所羁押的时间也算入刑期,我在监狱只服刑了三个月,2015年2月刑满释放了。

那天,大壮凌晨四点钟就到监狱门口等着我,七点钟,我出了铁门,两个人深深拥抱,没有痛哭。这一切终于结束,我又回归正常的生活。

出狱后,大壮先带我到洗浴城洗了个澡,又去理发店剪发,我将头发染成酒红色,丢掉所有从监狱里带出来的衣物,换上一身新衣,和大壮回湖南老家过年去了。

朋友问我:“这段时间,最让你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我说:“印象最深的是隔壁监室的死刑犯被押送去执行死刑。”

有一天凌晨,我突然听到隔壁监室开铁门的声音,没一会儿,就听到“哗啦哗啦”金属与地面摩擦的声音,那是死刑犯的脚铐。声音在走廊里回荡,越来越远,快要消失的时候,走廊尽头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

当晚我失眠了。过了很久,还会梦到惨叫声,仿佛就在耳边。

我听同号一个女嫌犯说,那个死刑犯杀了有外遇的丈夫,用剪刀捅死的,她家没有钱赔偿给公婆家,也没有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有这些悔罪情节,没准她就不会死了。

回想起来,看守所的生活就像做了一场漫长的噩梦,现在梦终于醒了,但屁股上因坐板磨出来的茧子提醒我,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说来也奇怪,有时还挺怀念里面的日子,但是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再进去了。

出狱不久时,我还有一些“后遗症”。晚上吃泡面,喜欢拿着塑料瓶子往碗里面加热水;在外面走路时,只会走直线,拐弯也是拐直角;有时还喜欢独自在床上盘腿坐;有一次半夜醒了,我竟然说,轮到自己值班了。

2019年8月8日晚上8点,我和玛雅、还有阿丽,在火车站相聚。
*本文根据当事人口述,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 END -

撰文 | 马鸣

编辑 | 李一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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