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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两代人的成长环境都既有承袭，又有差异。而对处于社会剧变中的我们来说，与父辈、子辈相较，均是差异性更为显著。我们在巨大的代际差异中受到教养，又不得不在教养自己的孩子时直面相同的困惑。那无形飞驰的时间列车常让我们心怀不安：我们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对待孩子？成长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塞巴斯蒂安·哈夫纳或许与我们有着类似的境况，在《一个德国人的故事》中他犀利地指出：“每一个实事求是的家庭总是把自家的子弟教育得非常适合刚结束的时代。”
人性本身很少发生改变，但其施展的方式却深深烙下时代的印记，这或许正是“50后”“80后”之类的身份标签存在的意义，也是这些标签后面真实存在的个体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今天孩子恐怕已经很难想象——或许连我们自己都难免忘记，当初的我们是在怎样的氛围和语境下变成自己。与当今文艺青年的“西藏梦”“咖啡馆梦”如出一辙，50后、60后那被时代裹挟而变得过于沉重的青春里也暗藏着许多罗曼蒂克的、“小布尔乔亚”式的玫瑰色憧憬，这其中无疑就包含了“钢琴梦”。从苏联文学与西方电影带来的文化想象，到考学加分、出人头地的现实利益，都驱策着许多刚刚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穷中走出的父母，把微薄的余财投入到这项长期“烧钱”的乐器学习中。学琴过程的艰苦，回报的渺茫，终使美好的初衷被扭曲。在许多70后、80后琴童的记忆里，钢琴是吞噬自由与快乐的怪兽。直到渐渐长大，一些人才在新的机缘下重又发现音乐的美，走上自主的爱乐道路。
作为紧紧扣合时代潮流的精神产品，图书（包括童书）在这方面也并不例外。市面上占据压倒性数量的始终是传统的读物，传递着严肃刻板的思想观念或技术至上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仍是上一个时代的回响；但一些新书，尤其是从国外引进的书目，已经在传递新鲜、率性、真诚而又充满美学深意的信息，这无疑是下一个时代的前奏。
新世纪到来，处处皆是面向未来之势，与此同时，一股充满怀旧情绪的“民国热”亦迅速兴起。许多民国作家——尤其是过去受意识形态所缚、不太为官方激赏的作家纷纷走入人们的视野，作品被再度整理、出版。借此顺风，中西音乐交融碰撞的火花也获得重视，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李叔同、丰子恺两位先生。五十余首学堂乐歌，曲雅辞工；而丰子恺初发于《一般》杂志上的一系列介绍大音乐家与名曲的文章，不仅传递了知识信息，更承载着他的美育思想，成为不少青少年系统认识西方音乐的开端。这样的作品在本世纪初再次畅销，为又一代青少年带来音乐的启蒙。
二
事实上，为青少年及儿童写书，在中国是民国以降才兴盛起来的事情，而对西方来说也是晚近形成的传统，不过短短数百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创造性地把图画与文字相结合，创作出世界上最早的儿童绘本——《世界图解》，其伟大之处远不在于形式的新颖，而在于贴近儿童认知方式的写作角度。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巨著《爱弥儿》更是提出了顺应儿童本性、根据儿童的年龄进行教育的原则、内容和方法。如今看来平淡无奇的观念，在“小孩几乎一断奶，就被当作‘小大人’看待”（Philippe Ariès语）的语境下，说是石破天惊也并不为过。这其中包含的爱，穿透历史的长河，直到今天都闪烁着温暖的光彩。
客观说来，为孩子写书当然不仅是教育家们努力的结果，也是新兴的市民阶级日益强烈的诉求。以德国为例，除了从事的职业之外，教养亦成为区分阶层的重要标杆。所谓教养，是一个相当宽泛甚至有些难以捉摸的概念，用施万尼茨（Schwanitz）的话来说就是“人应该知道的一切”，包括科学、文学，当然也包括艺术和音乐。只有通晓这些知识，才有资格隶属“有教养的市民阶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突飞猛进，近现代的教育体系继而得以确立。另外，不难注意到，稍早时（即1709年）克里斯托弗里完成了改进现代钢琴的尝试。这种能单独呈现复杂的音乐结构、且普通人能在几年内大致掌握的乐器，很快就受到市民阶级的热烈追捧，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教养的一部分。
当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音乐教育所依凭的书籍都限于那些与教学直接相关的读物，主要是专门针对乐器学习者而作的练习乐谱，以及指导演唱和演奏技法的教学用书，如英国约翰·特纳的《声乐教学手册》（1833年）、美国洛威尔·梅森的《全国音乐教程》（1870年）等。直到1908年麦克弗森的《请你作为一门语言文学教音乐》，才拉开“音乐欣赏运动”的序幕。至20世纪20年代，音乐欣赏已经成为英美等国音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关的书籍也应运而生，如安·福克纳《在我们的音乐中听些什么》、梅布尔·格伦的《为美国孩子的音乐欣赏》等。同时，正是在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和绘画家涌现出来。这两条线交汇在一起，碰撞出绚烂的火花，成就了许多经典作品，也逐渐勾勒出今天的音乐童书的轮廓。
三
就古典音乐来说，其最为深厚的土壤毋庸置疑在于欧洲大陆，尤其在于以德国、奥地利为核心的德语区。有意思的是，自古登堡发明印刷机以来，印刷出版业也是德国的传统优势产业。由此看来，音乐童书在德语区的繁盛是意料之中。诞生于慕尼黑、如今主要在柏林和维也纳开展业务的安娜特·贝茨出版社或许是德语区乃至全世界出版音乐图画书最早、也最多的机构。与专业音乐出版社不同，身为综合类童书出版社，它天然地把目光投向广大儿童，侧重于音乐欣赏而非知识教育。它联合儿童作家、音乐教育家和画家，出版了若干系列、共计超过50本关于古典音乐的图画书，冠之以“音乐绘本”的总名。这些系列中，最重要的要数 “音乐大师”和“古典”系列。“音乐大师“讲述大音乐家的生平故事； “古典”则涵括了从《自由射手》到《魔笛》、从《天鹅湖》到《火鸟》、各个时期不同国家的声乐和器乐作品，均以故事的形式将音乐内容呈现出来，并给每个段落配上相应的音乐片段，作为光盘附在书后。其时代跨度之大，选材地域之宽，远远超越了音乐启蒙的通常范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为诸如《四季》《伏尔塔瓦河》《图画展览会》这样的标题音乐编写了合乎逻辑的故事，这对孩子理解音乐有很大的帮助。贝茨出版社的音乐图画书开创了一种“1书1 CD”的范式，自此往后，法国、荷兰、美国等地的许多出版社都出版了类似的书籍，其中有不少已经有中文版供中国孩子选择。
以贝茨出版社这套书为代表的音乐图画书，不仅占据了中国音乐童书的主流，而且在全世界都拥有众多拥趸。毕竟，这种套路十分切合惯有的学习方式。或许还有一个理由：它们提供的知识看得见、摸得着，可以通过记诵展现出来。这可不是音乐领域的特例，艺术、文学概莫能外，甚至在科学领域都十分常见。从小学课本里贝多芬为盲女写《月光曲》的可疑典故，到人们对梵高割耳、达芬奇画鸡蛋的津津乐道，毋宁说都是这种认知路径的体现——你知道了创作者的出身与经历，知道了内容的框架梗概，你就好像了解了作品。并不是彻底否认其用处，然而，仔细考究起来，这一切都不过是音乐、艺术、文学、科学的“周边”，而决不是它们本身！大学时曾选修一门哲学导论课，老师一再强调：“哲学不是苏格拉底说了什么，康德、黑格尔说了什么；这些你当然可以知道，但不要忘了，哲学归根到底是‘你应该怎样思考’。光是知道别人说了什么，本质上没有任何意义。”对于音乐等其他的学问来说莫不是如此。知道舒伯特在唱诗班的经历，肖邦对故乡的思念，总不是坏事；但千万不可陷进其中，产生“理解”的幻觉，反而忘记了音乐的本质。这一点首先就值得我们音乐工作者和成年乐迷反思：当我们把古典音乐从高不可攀的“神坛”拉下来的时候，有多少是借助了刻意放低姿态的八卦？巴赫有二十个儿子，亨德尔是个执着的吃货，勃拉姆斯苦恋师母克拉拉，斯特拉文斯基与香奈儿曾生出情愫……知道一肚子的轶闻趣事，可惜对音乐依然一无所知。
当然，用“八卦”做饵料去吸引受众，在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环境中也自有其合理的一面——它毕竟能快捷、大量地制造亲近音乐的契机。但这决不是我们止步的地方。 “简单的快乐”不过是冰山一隅；越深入，才越能体会潜藏的愉悦，而这样的愉悦才是冰山隐没在水下的庞然大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让我们进入音乐本体的书籍，更有助于实实在在地通过音乐达成幸福。
所谓“本体”，除却那些与乐器学习直接相关的内容外，对一般孩子和爱乐者来说，一则还包括了乐理等“硬知识”，二则是上升到较大文化构架中的音乐史，三则是欣赏（或内化）。这三者很难截然分开，往往自然而然结合在一起，只是在不同的书中各有侧重。偏向“硬知识”的，比如冰岛作家奥拉弗斯多提尔的“音乐鼠马克西姆”系列，以小老鼠马克西姆参观乐团和音乐学校等为主线，促使孩子对交响乐形成初步感知；偏向音乐史的，如德国著名童书作者赫富特纳的《没有音乐什么都不是》，用生动的故事梳耙历史掌故，让读者明晰音乐的发展脉络；偏向于欣赏的，则首推兼指挥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于一身的伯恩斯坦的若干著作，尤其是专为青少年而作的《年轻人的音乐会》，就融会贯通、深入浅出、正本清源而论，窃以为目前的图书中仍无出其右者。此外，技术手段的进步也为音乐教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若算上广义的“出版物”，则App中亦不乏创新杰作，如Touch Press公司开发的《贝多芬第9交响曲》等，这种将音、画、谱“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效果，是纸书所无法达到的。
更难于归类、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绘本”这种儿童读物对音乐的呈现。这里需要先澄清“绘本”这一概念。前面提到贝茨出版社的“音乐绘本”，严格说来并不属于现今业界公认的“绘本”范畴，而只是带有图画的故事书。真正的绘本，须得图画至少承担与文字大体相同的叙事功能，用日本绘本大师松居直的话说，带有图画的故事书是“图画+文字”，绘本则是“图画×文字”。就其外在形式来看，绘本的每个对开页（即左右两页）在一起形成一帧完整的画面。绘本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欧美兴起，发展至今，已成为儿童书籍中十分重要的类别，也诞生了许多传世经典。比起专门的音乐童书，绘本有更广泛的阅读基础；而音乐作为欧美社会中举足轻重的文化领域，亦是儿童绘本中相当常见的主题，一些与音乐相关的绘本甚至赢得了知名绘本奖项的青睐，如《大家来听音乐会》获得凯迪克银奖的、《指挥家》获得博洛尼亚最佳童书奖等。它们虽然很少给孩子提供具体的音乐知识，但是在文字与图画的相互激荡下，常能生发出独特的妙笔；其眼界之开阔，思路之大胆，也是囿于音乐这块小领地的作者难以企及的。在此随意列举几本佳作，挂一漏万，聊作代表：《拉小提琴的人》，改编自小提琴家约书亚·贝尔的街头实验，旨在提醒大人细心呵护孩子对音乐的好奇心，敬畏孩子的天赋；《吞下大提琴的害羞家伙》，以极其夸张、生动又富于节奏感的语言和画面，幽默地阐释了各种乐器的外形和音色，让孩子在捧腹大笑的同时认识乐器；《欧先生的大提琴》和《1000把大提琴的合奏》皆以战争为背景，讲述音乐给灾难中的人带去的深切抚慰，使读者看到，音乐的永恒性是一时一地的社会变故所无法磨灭的，对音乐的爱是留存在人性中极为珍贵的希望之光……
尾声
爱乐之人必能认同：音乐虽非唯一的确证幸福的道路，但一定是其中十分可靠的一种。就感官来说，音乐以极其直观的方式提供审美体验；就智识来说，它同时包含了理性的逻辑结构和感性的叙事张力。这种从音乐中体会到的深层的幸福，正是我们希望传递给孩子的生命馈赠。
如今，无论在柏林爱乐厅，还是慕尼黑嘉思台，抑或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甚至边陲小镇的教堂里，都常常能见到中国爱乐者的身影。国内学习乐器或声乐的孩子也与日俱增，音乐教育达到了新的热度。只是与以往不同，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摆脱全然功利的心态，更多地希望孩子以学习音乐的方式接受艺术的熏陶。当然，其中亦不乏惶惑与担忧，于我们这些在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境下长大的“80后”父母而言，收放之间尚难完全自如，对待眼花缭乱的资讯也常感目眩。
若想超拔于自身的局限，实非易事。所幸，百年来从不乏专业的音乐从业者，将热情与才华挥洒在音乐教育的热土上，给我们留下珍贵的财富。作曲家布里顿有《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这样的器乐作品存世；指挥家卡尔·伯姆携其子录制了本就是普罗科菲耶夫为孩子所写的音乐童话《彼得与狼》；伯恩斯坦等活跃于上世纪中后期的音乐家，则直接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介，向少年儿童普及音乐知识和理念（这在如今已经是音乐机构的日常工作）；至于阿布吕尔在委内瑞拉一手创办并推进的青少年乐团项目“el Systema”，更是改变了包括杜达梅尔在内无数孩子的命运，音乐具有的力量或许远超我们的期望乃至想象的边界。所有这些途径与探索，都值得抱以最高的敬意。而在这其中，古老的书籍依旧是值得信赖、且可行性极高、受环境制约较少的一种，是我们须臾不可离的良师益友。
书不是那爱乐的道路，书是指路的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