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双方在日本马关的谈判中，日方可谓是牢牢按住了大清的死穴。只要李鸿章一在条款上讨价还价，伊藤博文就恐吓他，说要挥师西进，直取北京。
伊藤博文的威胁显然是奏效的。身处北京的慈禧和光绪，是真的害怕有朝一日让日本兵打到紫禁城，闹出大清太后和皇帝无家可归的大笑话，因此只好考虑“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用国家边陲疆土，来换取京都的一时安宁。他们给远在日本的李鸿章发了一道上谕，责令李鸿章尽快答应日本人的要求，让对方赶紧撤兵。
“如竟无可商议，即遵前旨与之定约。钦此。”
光绪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用玺，标志着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正式向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后辈晚生屈膝投降。
光绪签字，是代表大清国承认战败，但并非所有中国人都已屈服。李鸿章可能觉得，他在日本差点丢了性命，给大清“省”下一亿两白银，已经非常不易。可在大部分中国人看来，日本狮子大开口所提的条件，仍是不可接受的。
许多有识之士提出，辽东和台湾绝不可弃，应该撕毁《马关条约》，与日本再次决一死战。而且，这些人不全是空有一腔热血的愤世嫉俗青年，他们的建议中，不乏具有可行性的举措。
有人认为，日本举国出征，国内防守势必空虚，应再派水师直捣倭国本土，用围魏救赵的方式解北京兵围。也有人提议，既然日本以攻占北京为要挟，那只要大清迁都，日本就失去了手中的筹码，则毁约再战，相持日久，最终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这两种建议，都有一定的道理。在这里，我们重点谈谈第二种：迁都。
迁都之议，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就有人提出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实际施行。三十五年后，洋人再次威胁京师之时，人们又再次想起了迁都这一方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康有为。
康有为是大清迁都论的忠实拥趸。据康有为自称，在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提出过迁都的建议。
至于为何是“自称”，我们后面再讲。
康有为第一次提议迁都，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康有为在当时，写下了一篇洋洋洒洒近两万言的《上清帝第二书》，阐述了他关于迁都拒和的策略。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
说句题外话，“公车上书”，并不是指康有为从广东搭公车到北京上书。公车是举人的代称，举人也就是学子。如此看来，中国在国际外交的失败，引发了国内学生运动，这倒算得上破天荒第一遭。
康有为在上书中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四大方略，其中迁都，是釜底抽薪的“定本”之计。
定本，定的是国本，是天下之本。只有国家根基稳固，才能练兵自强，变通新法。如今大清屡遭外侮，国本不固是主因之一，其根源在于近代以来，北京天险尽失。距离海口过近，使北京成为无险可守之地，这也导致清方在谈判桌上处于极端被动的难堪处境，“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若坐以待毙，以后每个国家都来威言恫吓一番，大清都得乖乖割地，最终难免落得瓜分豆剖的下场。
对于新都的选址，康有为也在上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梁， 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
康有为将自已认为合适的建都之地，选在了西安。
康有为想以西安为大清新都，看中的是它深居内陆，远离出海口，又有函谷关、潼关天险可守，可以避免戈登所说的，“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而更直接的好处，是暂时远离了辽东日本军队的威胁。如此一来，则是战是和，还能从长计议。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康有为提出迁都西安，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日本倾举国之力来伐，若清廷真能下定决心，与日本进行持久战，最终也许能拼一个“惨胜”的结果。这对许多国人而言，是比屈辱求和要好得多的结局。
然而，康有为毕竟是远离朝堂的草野之人，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光绪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一个扯线木偶。因此康有为的目标很宏伟，但提出的实现方法却很幼稚，根本无法操作。他认为，只要皇上向群臣“讲明利害”，就能“急断乃成，亟法汉高，即日移驾，奉皇太后巡于陕西。”
据说康有为这份上书被都察院驳回，没有让光绪读到。如果光绪读到了，不知道会不会在心里大骂康有为一顿：你还让我效法汉高帝。有太后在，我能当个汉献帝就不错了。
另外，即便慈禧和光绪真的为了暂避风头，迁都到西安，但要他们卧薪尝胆，向日本“示之以虽百战百败，沿海糜烂，必不为和”，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与日本进行长期全面抗战，也是很不现实。实际上，彼时之大清朝廷，对打持久战既无充分远见，也无足够魄力。况且，那个享受惯了奢华生活的慈禧老太太，又怎么愿意去吃这种苦呢？
上位者们只想尽快息事宁人，加上中日议和也已是既成事实，因此最终迁都西安之议，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