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内忧外患

7.后金的噩梦

王在晋走了，可辽东经略的工作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秉着“谁惹出的麻烦谁收拾”的原则，孙承宗主动请求出任辽东经略，这就是所谓的“帝师督辽”。

以孙承宗的观念，王在晋的战略是错误的，是无法做到收复辽东消灭后金真正解决辽事问题的，而自己虽说没有把握，但相对其他人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如若把天下大事交给不可知之人，不如交给不可知之我）

到任辽东经略后的孙承宗第一个要见的就是连写两封举报信的“上访群众”，这个人的名字是袁崇焕。

袁崇焕，祖籍广东东莞水南袁屋坪（今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水南村），祖上经营药材生意，所以老往深山老林跑，往返与广东东莞和广西藤县之间，后来为了靠近原材料产地节约生产成本所以迁居到广西藤县（今梧州市藤县），14岁的袁崇焕考上了秀才，按规定要入县学读书，上学需要办手续，也就是所谓的学籍，所以学籍就落在了藤县，祖籍、居住地、学籍、现住址、户口所在地、暂住证这些乱七八糟搅在一起，到底是广西藤县还是广东东莞就成了历史遗留问题，之后还有沈阳自称袁崇焕后人等等（袁崇焕六世孙富明阿，据说是袁崇焕小妾所生，这又是一个精彩的小说故事），至于袁崇焕到底是哪里人，我只能说：

中国人。

关于科举有这么一句话，典故出自哪里我记不太清，大意就是说十几岁的少年考中秀才很正常，不是证明这孩子天资聪颖前途光明，因为很多人到了中老年甚至白发苍苍的时候还是原地踏步，可能十几岁中了秀才六七十岁还是秀才，秀才好考，所以不说明问题。（相对好考）

考上了秀才不等于前途光明，考不上也不等于这辈子就没希望了，这个道理31岁的洪秀全可能是最有发言权的了。

袁崇焕考中进士是36岁，然后工作分配到了福建邵武去做县令，应该说这份工作还算比较清闲的（没给你分到辽东），民风淳朴，自然环境优越，很少发生特重大刑事案件，也可以称得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袁崇焕在职期间工作勤恳，比较亮眼的表现就是有次一户老百姓家着火，袁县长恰好在附近，周围跟班刚准备大呼：

“领导您先走！”

只见眼前一道黑影穿过，“领导”二话不说挤进了人群，跟班再一看，原来是领导在那里帮忙救火。

据目击者称，为了更好的救火，袁县长虽然穿着靴子但很快就三步并作两步爬上了屋顶，至于身手，评价只有四个字：

如履平地。（《邵武县志》）

看样子小时候爬树这类事没少干。

在附近百姓称赞袁县长爱民如子的时候，在此刻正蹲在墙体脸上可能还一脸“烟熏妆”的袁崇焕忙着指挥救火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参与救火的县令日后将赶赴辽东，去烽火连天的辽东，成为整个明王朝的救火队员，去开启他褒贬不一但却波澜壮阔的人生，去成就一段传奇。

命运有时候真是如此难以捉摸。

日常工作之外，袁崇焕的爱好和他未来的老师孙承宗一样，喜欢谈论军事，这也是他唯一的爱好。

在邵武县内，有一个退伍的老兵，而且还是辽东老兵。

（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

有时候人和人的差距比人和猪都大，都是当兵，有的是内陆和平兵，有的是边军，边军又分为其他边军和辽东边军，在辽东之前是蒙古之后是后金，共同点是都是骑兵为主，明朝大多时候都打不过，区别是蒙古抢劫，抢粮食抢财物抢人口，而后金不光抢还要占，不光占还要住，最过分的是不光住不光吃拿卡要还要变换产权，把你家改成他自己家。

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没有用，伦理没有用，习俗没有用，有用且唯一有用的只有暴力。

当兵难，当边境的兵难，当辽东兵更难，当辽东兵还能保住命那是难上加难，不仅保住命还活的回来那机率近乎等于彩票中奖。（至于怎么回来，我不清楚）

袁崇焕除了工作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就是和这位老兵谈论军事，有些时候甚至谈论到高潮都连公文都不批了。（反正工作也清闲）

增长见识的方法不外有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兵书袁崇焕想必读了不少，但都是理论，而这位辽东老兵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传授给了当时袁崇焕无法接触到的知识：

实践。

理论需要实践的实行，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引，只有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一个合格的军事家就此诞生。

天启二年（1622），身为地方官员的袁崇焕随福建大大小小官员组团赶赴北京，这当然不是公费旅游，而是对于地方官员三年的工作表现进行考核，是为“大计”，与京察（中央官员的考核）区别故称“外察”

评价有五种分被对应五种命运，评价不同命运自然不同：有政绩干得好，立即升职；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列入后备干部名单重点考核；勉勉强强说得过去，及格，留任；没捅大篓子，勉强及格，列入提前退休名单；干事不积极，工作不努力，还捅了大篓子，请回家卖红薯。

所以说政治前途如何，就看这一哆嗦了。

结合袁崇焕上房救火的表现，最次也是第二等，保二争一，结果大概就是再当个地级市领导，然后再等下届外察，成为省会城市领导，然后继续再干三年，成为省级领导（布政使）然后在几个地方平调几次，成为巡抚，然后进入中央，然后成为六部尚书。

掐指一算，六年起步十二年封顶，等袁崇焕到了五十岁上下少说地方封疆大吏高说就是庙堂之上六部大佬。

前提是袁大人在未来除了要有工作成绩外，还必须身体健康，还得注意安全，万一得病病死，摔跤把头磕破一个大窟窿，也就没戏了，还要注意站队问题，避免牵涉到政治斗争而且站到了失败那一边，那得了，您再等等，少说再加三年，多了就是这辈子原地踏步，甚至提前养老。

至于经济和作风问题，禁不禁得起诱惑不知道（估计没人禁得起），反正得耐得住寂寞，熬资历就是如此，等老一波死的死退的退倒的倒，就会轮到你。

这可以说是大多数官员的共同命运，甭管哪朝哪代都是如此，其实想来也不错，虽然时间长点，但好在相对安稳，好在门槛低，对于能力没有特别要求。

大多数，即为平凡的普通大众，即为平庸的凡夫俗子，即为数量上的可有可无，对于牛人猛人、二代、人品极佳撞大运者、立志名垂青史、天赋异禀等并不适用，这不是他们的命运，也不是袁崇焕的命运。

本该回去做个地级市掰起指头数年头的袁崇焕接到了通知，福建户口变成了北京户口，原工作单位从福建布政司变成了国防部，县令变成了处长：

兵部职方司主事，正六品。

升官正常，但是从地方官升成中央官员，完成了“地方——中央”的质的飞跃，鲤鱼跃龙门，这种情况一般得到省部级才会发生。

这运气忒好了，没错，袁崇焕有运气，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叫做侯恂的御史，而这位御史很欣赏他，于是一封推荐信，然后袁崇焕升职加薪。

很多年前的李成梁也是如此。

那么问题来了，侯恂为什么要推荐袁崇焕？非亲非故，难道是袁崇焕是侯恂私生子？难道侯恂会看相？难道因为都是男人？难道因为侯恂一时高兴？

都不是。

在邵武知县袁崇焕喜欢谈兵，甚至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为军事而生的。（以边才自许）

而袁崇焕的新工作单位是兵部，这二者之间难道没有什么联系吗？

没有就怪了。

事情的经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侯恂听到了袁崇焕的一番军事评论，对辽东形势更是头头是道，顿时觉得此人身为文官中难得懂得军事之人，如此人才当个可有可无的一县之长不如放到能让他发光发亮的地方，于是有了推荐信，于是就有了袁崇焕的兵部工作。

侯恂是袁崇焕的贵人，但更是发现袁崇焕军事才能的伯乐；袁崇焕遇到了侯恂是运气，但更是他自己才能的展现，是他当邵武知县三年谈兵爱好的回报，如果是没有谈兵的爱好，遇到了侯恂也不过是插肩而过。

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而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换句话说，有准备的人生命中遇到的机会会更多。

这位侯恂也不是跑龙套的路人甲，而是东林党人，推荐袁崇焕没多久就成了贵州巡抚，后来还做了户部尚书，也下过狱，出狱做了兵部侍郎总督保定七镇军务，不过对历史最大的影响却是推荐了两个人：袁崇焕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后来的左良玉。

侯恂有个儿子叫做侯方域，是“明末四大才子”之一，他一生最爱的是李香君，“明末四大名妓”之一，可谓风流才子才子风流，著名的戏剧《桃花扇》就是讲述他们的故事，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侯方域另外一重身份：

复社的创建者、领导者之一。

复社在崇祯和南明时期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其力量之大故有“小东林”之称，是个有牛的组织，牛到干预朝政，谁当首辅他们说了算。

再说袁崇焕，果真不负侯恂所望，来到兵部工作要努力有努力要能力有能力，深得兵部领导认可，然而新官上任三把火努力了几天，袁主事的工作就出了问题，问题其实也不大，也就是没来还没请假，去哪了不知道。

世界那么大，你想去看看，那你也得告诉你去哪看看啊。

搁平常也就算了，可现在正是多事之秋，当时广宁失陷，明朝在关外再无一块地盘，京城戒严六部官员都得上城门站岗，作为直接负责的兵部整天开紧急会议忙不完的工作，这种时候袁崇焕居然不在，工作还想不想要了？

有人跑到袁崇焕家里问，家里人表示这几天压根就没回家还以为是单位加班，出于同僚情谊，来人当即没有再问，而是表示袁主事加班太累托自己通知家里一声，可心里却有了答案：

一定是在青楼！

还没等去找，袁崇焕回来了，众人一看这哪里是去青楼了，分明就是去挖矿了，只见袁崇焕风尘仆仆，一身尘土，一脸因为风沙吹打的沧桑，看样子这几天十分劳累，可却一脸激动，直接找到上级，表示要求调动工作，要求前去镇守山海关。

“予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

主动要求去山海关？

当时别说山海关，就是北京有些官员都不想呆，拼命打报告要去地方检查工作，甚至下放地方去边远山区扶贫锻炼都可以，只要不在北京干啥都行，距离北京越远越好，“苟出春明一步，即为放生之场”，春明就是指北京，只要出北京一步，那就是逃出生天。

至于前线的山海关是什么情况可想而知。

这时候山海关前线来一个不嫌少来两个不嫌多，“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时候出来一个主动要求去前线的，那真是“霹雳一声震天响”“雄鸡一唱天下白”，“黑暗里一抹光”，“百花丛中一点绿”英雄模范有了，榜样典型来了，这样的榜样不宣传？这样的精神不弘扬？于是到新工作单位没几天的袁崇焕立即官升一级，出任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

袁崇焕在离京之前的活动安排我们不得而知，大概就是同僚送行、家人送行，很多人在心中叹息或是嘲笑：

“放着好好的中央官员不做，偏偏要去要命的辽东前线，这不是傻吗？”

在官方看来，这是榜样典型，这是歌颂弘扬，这是大无畏，这是奉献精神，但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就是傻。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作为个人要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要精打细算去提高自己在世俗世界的生活，或为名或为利或二者都要，然后老婆孩子热炕头，豪宅豪车美女，二奶有八个，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仅从目标来讲）

可如果人人都这样，国家和民族怎么办？危难之中又会有谁愿意冒着损害乃至牺牲自己利益的风险挺身而出肩负起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救万民于水火的历史重任呢？

如果没有这样的“傻子”，如果困难前大家都是各自打着自己算盘的“聪明人”，那下场只有八个字：

家破人亡，亡国灭种。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

但有史料记载了袁崇焕离京之前做的一件事：拜访了当时在北京等待调查的熊廷弼，二人相谈甚欢，因为当熊廷弼问袁崇焕打算怎样应对后金的时候，袁崇焕的回答只有四个字：

“先守后战。”

熊廷弼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袁崇焕，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并且把自己的看法倾囊相授，袁崇焕从中得到了很多启发，二人一直聊到深夜才不得惜别，并约定下次再把酒言欢。

你永远不知道这次的告别是否会成为诀别，这是袁崇焕和熊廷弼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来到山海关的袁崇焕一头扎到工作里，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袁崇焕深得王在晋赏识，出于对领导的“感谢”，于是就有了叶向高收到的群众来信。

换句话说王在晋是被他欣赏的委以重任的下属袁崇焕举报了。

要在当下这可能就是“忘恩负义”“喂不熟的白眼狼”，可袁崇焕是有着类似“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追求的，也就是说袁崇焕是个讲原则的人。

在袁崇焕看来王在晋的策略是错误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和领导不领导，提拔不提拔都没关系。

孙承宗了解了情况后，很欣赏眼前的袁崇焕。

“如果按照你的认识，你认为当下之计该如何啊？”

充分听取学生意见，这是孙承宗当家教时候培养的好习惯，如今他也用在了军事上，博采众长。

袁崇焕早有准备，他指了指地图，说出了那个在他心中深藏许久且反复排演无数次的名字：

宁远。

袁崇焕，孙承宗的学生，孙承宗最欣赏最信任的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将肩负起力挽狂澜的责任。

但最欣赏最信任并不代表最器重最依靠，更不代表最重要，孙承宗在辽东最器重的不是袁崇焕，袁崇焕目前也不是明朝在辽东最重要的人，而是另有其人：

马世龙。

孙承宗在以大学士身兼兵部尚书之时，鉴于辽东形势，对当时明朝的军事有这样一番认识：

“这些年士兵大多不训练，粮饷大多不核查。让将领领兵打仗，却让文官负责招兵训练；让将领在前线冲杀，却让文官在后方指挥作战；在边关应该重视军事人才，却每天增派文官；把边事交给了经略和巡抚，却把选择战守的权利放在朝堂之上。这是极大的弊端。”

（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

这段话的意思只有一个：作为门外汉的文官权利过大而作为专业人士的将领权利太小。

这番看法可以用一个成语形容：

一针见血。

应对之策必须加强将领的权利，选择一个沉稳兼具进取心的大将授予他节鉞，让他自行升迁他的将领，给与他充分的权利。

从宋代以来，文官高于武将，以文制武，军权、军队的后勤补给、军队的军事训练、军队内部的人才考核都由文官掌握，鉴于当今形势这种局面必须改变，而孙承宗选择改变这一切的人就是马世龙。

马世龙，回族，宁夏人（今银川），之前是永平副总兵，孙承宗掌管兵部后发现此人是个人才，升任三屯营总兵，孙承宗出关就任辽东经略时点名马世龙随行，推荐马世龙成为山海关总兵。

总兵的头衔往往是由所管辖区命名的，比如李成梁征战辽东就是辽东总兵，掌管整个辽东；有的将领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只能掌管一座城，比如开原总兵；问题是如今地盘都丢了，这些总兵是有名无实，空头支票，就剩一个山海关，所以山海关可以说是唯一一个真真正正的总兵，而且地理位置如此重要，保卫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个总兵的位置很显赫，隐隐有诸将之首的含义。

马世龙，明朝在关外唯一名副其实的总兵。

天启三年，在孙承宗的请求下，天启皇帝赐马世龙尚方剑，孙承宗代表天启如汉高祖故事为马世龙筑台拜大将，授予节鉞，拥有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而且所需的军马钱谷不用上报审批，随便拿随便用。

（承宗为筑坛拜大将，代行授钺礼，军马钱谷尽属之）

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马世龙拥有了独立的军事指挥权力，不需要上报，不需要批准，不需要那些文官的指手画脚，只要马世龙认为可以打，就可以自行发起战斗。

战场变化万千，战机稍纵即逝，身在前线的将领要有主动出击的觉悟，有觉悟但没权利，打不打得经略巡抚说了算，等上报等批准等开完会，战机早就没了，敌人早跑八百里开外了；可有时候明明没有战机，上面命令要打，上去了一败涂地，然后文官说这是前线将领作战不力，各种处分。

这仗能打好就怪了。

孙承宗授予了马世龙军事指挥权，这是加强将权的举措，这是加强战斗力的举措，这个攫夺是正确的，但也正因为这个正确的举措在短短的两年后孙承宗告老还乡。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彩票中奖焉知非祸，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

马世龙，孙承宗的学生，孙承宗最信赖最器重重视的人，在天启五年前除孙承宗以外是明朝在关外最重要的人物，拿着尚方剑，掌管十余万大军，无人可以比肩，包括现在的袁崇焕。

除了马世龙和袁崇焕，孙承宗还发现并提拔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满桂、何可纲、祖大寿、赵率教、孙元化等等，在未来的日子里正是这些人成为了明朝在辽东战场上的中流砥柱，他们的命运冥冥之中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或褒或贬，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或名满天下，或反目成仇，甚至投降清朝成为新朝之臣。

在历史的潮流中，没有人可以执掌自己的命运。

但在现在，他们还是同心协力的战友，荣辱与共的同僚，互相欣赏的英雄，生死与共的兄弟。

如果把成功的因素归纳为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孙承宗及其赏识提拔重用的袁崇焕、马世龙、满桂等人才就是人和。

但只是人和的一部分，尽管可能是重要的一部分，却并非全部。

人才固然重用，但有时候人也很重要。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支优秀的军队除了优秀的将领外还要有优秀的士兵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一定的战斗力。

可以说辽事以来明朝就是输在了这个上面。

有些人为了不上战场整日装病，这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不是让人病，而是让动物病，自己不病让马病，千方百计让马病，直到病死。

如果没病，那就一刀下去，吃马肉火锅。

马，是战马；杀马的是明朝骑兵。

马肉火锅是其次，重点是马没了，骑兵就成了“奇兵”，瘸了条腿的骑兵自然是不能上战场的。

骑兵有马可杀，一旁的步兵可就骂了娘，所以只好把手里的武器往路边草沟里一扔，到时候就说撤退的时候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轻装上阵，丝毫没有“剑在人在，剑亡人亡”的觉悟。

打仗时候带头跑，领饷时候带头冲，当时退往山海关的明军旧部不乏这样的“人才”。

上梁不正下梁歪，士兵是这样子，上面的将领也很忙，忙着嫖娼和赌博，不仅自己要快乐还想着靠着嫖赌发家致富，各大酒楼夜总会赌场妓院都有他们的股份。

（而将复以嫖赌身先之，被参之将潜伏关门，明开赌场）

对于这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纯粹浪费国家资源的废物们孙承宗就一个字：

滚。

孙承宗一方面继续从其余八边重镇抽调将士，一面开始从落难的辽民之中招募士卒，这些辽民饱受战乱之苦，对打碎他们安稳生活的努尔哈赤及后金满怀仇恨，再加上亲人离散，家破人亡，这些账通通要算在后金的头上，这是成为士兵的精神优势；另一方面抛家舍业，携家带口，生计没了可生活照旧，当兵吃粮也是一种不错的出路，这是现实所迫；而这些百姓中出来的士卒，没有行伍的陋习，不懂行伍的潜规则，赌博嫖娼也没有接触，唯有踏实肯干不怕吃苦，这些都是成为优秀士兵所必备的条件。

这样一来，人才和人都有了，人和算是齐了。

可是地利却是个问题，因为在谈地利之前，得先有个前提：

地。

地都没有，哪来的地利。

除了山海关，明朝在关外连块地盘都没有，但好在地盘没有地还在，后金为了避免战线过长更主要的是后方辽东此起彼伏的反抗所以也没过辽河以西，这些地就成为了无主之地，只要过去修修城池就还是大明的国土。

经过商议，孙承宗采纳了袁崇焕等人的建议，再经过整改，计划在山海关外两百里的宁远（今兴城）修筑重镇，如此一来山海关到宁远的方圆两百里的土地就成为明朝在关外的地盘，也是山海关的屏障。

这道屏障也就是著名的“关宁防线”。

负责修筑宁远城的最早是祖大寿，之后是袁崇焕合修，总之一句话，修宁远所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修四五座城了。

天启四年九月，宁远城正式落成，袁崇焕望着高大的宁远城，望着消耗了无数人心血的坚固城墙，犹如父母深情的看着自己的孩子，在他看来这虽然是第一步，但却是载入史册的第一步，按照孙承宗和他的商议，宁远作为第一座城，然后还会有第二座第三座第四座，用重城作为推进的先锋，不断推进，再往前就是广宁，再往前就是辽河以东，再往前就推进到后金的家门口，到时候后金肯定要来进攻，利用防御战消耗后金的有生力量，适当时候再全线转入战略反攻，一举消灭后金。

这种想法具有可操作性，某种程度来讲也是很稳妥的，但至于完成这些要花多少银子他们并没有想过。

明朝之后的财政崩溃也就因此而来。

不过就当是来看，孙承宗在辽期间的工作卓有成效的，业绩可以说一路飙升，重点有以下几点：

1.修筑、收复九座重镇，堡垒四十五座。

2.训练辽东明军十一万，具有一定战斗力；而且多军种协调发展，有机械化战车部队（车营）、海军及海军陆战队（水营）、火炮部队（火营）、特战旅特种部队数支（前锋后劲营）。

3.开拓地盘四百里，开垦荒地五千顷，年收入可达十五万两白银。

4.战略上形成关宁防线，成为山海关坚固的屏障，成功的保卫了北京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

有评价认为在孙承宗镇守辽东期间，来自后金对山海关的警报日益解除，北京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大家该吃吃该喝喝，不再因为辽东战事忧虑，就跟忘记有这回事一样。

（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以。）

更是有人给予了孙承宗“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

孙承宗的才能打败后金收复辽东可能不够，但守住辽东仅有的土地还是绰绰有余的。

这是《明史》的评价，而《明史》是清代编撰的。

天启五年，孙承宗和袁崇焕决定以宁远为基础，再向前推进两百里到锦州，以锦州作为宁远的屏障，这样一来等于山海关有了两道屏障，而辽河以西大半土地也回到了明朝手里，这道防线的修成也就是未来的“关宁锦防线”。

根据探报，后金的统治已经陷入了反抗四起的境地，烽烟不断，而且还遇上罕见的灾荒，雪上加霜，火上浇油，水深火热，冰火两重天。

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站在了孙承宗这一边。

形势一片大好，前景一片光明，对明朝而言似乎事情的形势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所谓的“建奴”似乎已不足为惧，似乎胜利已经近在眼前，从上到下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乐观了几个月后的天启五年十月，孙承宗主动请求辞去蓟辽督师等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不是因为生病不是因为退休更不是因为辽东大事已定孙承宗可以安享晚年。

他是被逼走的，不得不走，不能不走。

因为更大的天时地利人和站在了他和他身后人的对立面，这股力量来自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

他所崇敬的，他所依靠的，他信赖的他坚信的给予他帮助支持的一切，都在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化为了过眼云烟。

他们是发起者，他们是主导者，他们是优势者，但最后他们也是失败者：

东林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