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她，仅仅存活8年，却生发了无数传说，造就了无数佳话，其影响与意义堪称“空前绝后”；
她，被誉为中国顶尖大师的摇篮与家园；从此走出了两位诺奖得主，四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六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她，一直躲藏在深重的历史帷幕之后，虽风姿摇曳，却也渐渐淡出“时尚”、“网红”、“小鲜肉”的视野，留下种种怀想，不无怅然，不无遗憾；
近日是她80岁了，已过耄耋之年的70多名校友从海内外各地纷纷奔赴北京大学为她庆生，为她送上发自肺腑的祝福---这些祝福，也许在下一个生日大寿的庆典中，已成绝唱，但它恰恰见证了这些老人的拳拳心意，赤子之心。
因为她，就是他们的精神母亲。
是的，她就是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
1937年11月1日，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壮士全部牺牲，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淞沪会战宣告失败。与此同时，中国还发生着另一件关乎民族命运的事情。
这一天，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了。
战火燎原，文化不亡、弦歌不绝
“七七事变”爆发，战火自北平燃起。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整个硝烟弥漫的北方，此时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这让三位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王世杰、傅斯年、胡适萌生了南迁合组临时大学想法。
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高等学府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摧残和凌辱。南开大学惨遭日军炮轰，日本士兵野蛮放火，学校建筑六毁其四，成为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北大、清华相继被日军占领，学术净土被蹂躏得面目全非。
据清华教授吴宓回忆：学校成为日军的兵营和伤兵医院，学校设施、仪器设备、图书均遭受洗劫，体育馆被用作马厩和食物储藏室，木地板全被拆毁，更有甚者，新南院竟成了随军妓馆……
清华大学的噩运是日寇摧毁中华文化的缩影，根据《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显示：北平沦陷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均遭洗劫；清华大学从建筑物到图书、仪器，均遭到日军疯狂坏和掠夺；北大沙滩红楼更是沦为日军宪兵司令部。
北平沦陷之初，这里的知识分子，都在面临艰难的抉择。吴宓悲愤无望地在日记中写道：“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
此时，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朱自清、闻一多等也在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到底该以羸弱之躯亲赴战场，还是该保住文脉，使“弦诵不断绝”。
时至8月，教育部终于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中明确了胡适等人的想法：“国民政府为使抗战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人才以应国家需要……特选定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
谁都未料到，这场民族浩劫里为保存中国高教事业的一纸书文，竟会造就了“一个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即日，离前线尚远且有部分已修建的清华校舍的长沙成为首选。8月初，经过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南大学校长张伯苓在南京的多方协商后，大家同意将三校从平津撤退到长沙成立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三校共计教师148人，学生1452人在长沙正式开课，后来，这一天成为了西南联大的校庆日。
但课桌未稳，部分教授和学生都还没来得及入校，长沙的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淞沪会战失败，上海彻底沦陷，紧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南京失守。日军进逼武汉，长沙遭空袭不断。
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惊呼：“国家亡了还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娘西皮全亡了！”
为保文化血脉，培育复兴火种，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远走西南复校。迁往昆明，一是可退至战线的大后方；二来滇越铁路通往海外，设备仪器可由香港经海路运往安南（现越南）再运至昆明。
1938年1月20日临时大学第四十三次常委会对南迁做出安排：临大师生分三路赴滇，水路与铁路留给部分教师及家属、体弱不适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而第三路则是完全徒步，得翻山越岭3600里才能抵达昆明。
于是，“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文学长征，只为保全教育之希望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引自当代著名教育家冯友兰老先生之词所作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满江红》，其中所用的“万里长征”指的便是这一段南迁之征。
取名“湘黔滇旅行团”的南迁队伍由体格健好、愿意步行入滇的师生组成，这其中还有以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教授为主席，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等11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
全团335人由原东北军师长黄师岳任团长，共编成3个大队18个小分队。并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们一律穿军装、打绑腿，背干粮袋、水壶及雨伞，行李由汽车运送，全体队员注射防疫针。
于1938年2月19日下午正式开拔，从长沙经益阳、常德、桃园、芷江、晃县（今新晃），贵州玉屏、贵阳、镇宁、平彝（今云南富源县），最后到达昆明。
这3000里的长征充满着艰险与阻碍，可闻一多却调侃道：“既得经验，又可以省钱”。他一路背着画板和板凳，每逢风景优美处就坐下写生，或将景色记于脑中，待休息之时勾勒涂色。
队伍中“苦中作乐”的可不止闻一多一人，著名化学家曾昭抡就“自成一趣”。他步行时不穿制服只穿长衫，即便是在“山路四十八盘”的贵州也完全沿公路行走，从不抄近路；每到中途休息或营地留宿，都取出防毒面具，向当地民众讲解防毒防空常识。
渐渐的这被迫的南迁之行就真成了名副其实的“旅行团”。湘黔滇的真实境遇给走出象牙塔的师生打开了书本以外的大世界。他们拜访苗寨、接触民众、调查社会，深刻地感受着祖国经济的落后和百姓生活的艰难。
经历68天的长途跋涉，1938年4月27日，湘黔滇旅行团全员抵达昆明，学生到达昆明并没有马上进城，而是先在大板桥休整一夜，次日举行隆重的入城式，精神抖擞，展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28日当天，昆明万人空巷迎接学生进城，大部队从东郊一路穿过市区，最后在圆通公园（今昆明动物园）止步。在唐继尧墓前的一块空地，团长黄师岳拿出花名册点名，点完后，把它交给前来迎接的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我把你的学生都给带来了，一个都不错，一个都不少，我现在交给你！”
历史将中国的精英托付给了昆明，昆明也倾其所有支持联大。1938年5月4日，长沙临大奉教育部令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它在昆明正式开课，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到达昆明就学的学生，加上在昆明接收的借读生，共有学生993人。
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3000里的南迁刚刚结束，但西南联大的“万里长征”才真正开始。国难当头，经费极缺，西南联大的师生只能在租来的土墙破瓦下坚持着他们复兴祖国的理想。
刘仰东所著的《去趟民国》中便对西南联大“穷”留足了笔墨：“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
联大校长梅贻琦虽与总理“平级”，但也一样过上了“穷日子”。他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就想给梁思成、林徽因所设计的联大新校舍多添一片砖瓦；为了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1940年后，梅家常连青菜汤都喝不起，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就是过节。
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
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因为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1940年，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联大的校舍也不再是北平时期的典雅，甚至用“简陋”形容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大经济学教授张友仁曾回忆那时的艰难景象：“我当时在西南联大经济系学习，那时的宿舍都是茅草房，上下通铺挤了40个人，教室是夯土墙、铁皮屋顶，窗户上糊的纸。课桌是带扶手的木椅，吃的是糙米陈米，有时还有耗子屎，菜里油水很少。”
可就算是穷到这个份儿上，联大教授的授课质量也没有打折扣。联大国文系主任刘文典曾有一句名言：“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这份秉承着联大校训“刚毅坚卓”的精神，正是那时联大上下对学业的执着。
“刚毅坚卓”影响着整个联大，也是在那时，联大师生全体投票通过了一个提案——将孔祥熙曾拨的用于西南联大建澡堂和改善伙食的十万大洋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最穷大学，竟是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艰苦的环境更如宝剑淬火的熔炉，使得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联大的“百岁学长”王继明感慨地说：“联大培养学生八千人，有诺贝尔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奖获得者、两院院士、教授专家多人以及当时直接参军抗战勇士千余人，其中不少人为国捐躯……在那种极端困难条件，确实是个奇迹！”。
在那个战火燎原的年代，与西南联大同时创校、迁移的大学其实也有数所。诸如1937年创校的中国人民大学和西北政法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前身“陕北公学”；以及与西南联大南北向望的“国立西北联大”。但为何只有西南联大独树一帜，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这个问题被问及联大学子汪曾祺时，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
他还在一篇文章中细数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
如此“革新”的老师并不止闻一多一人，著名史学家、哲学家陈寅恪在上课第一天就说：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当时的联大流传着一句话：老师们讲课，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更有趣的是，同一门课程，不同的教授也可以同时开课，像摆擂台一样，各自拿出看家本领吸引学生去听。如此自由平等的氛围，使得一种对学术“严谨、严肃、自由”之精神，激发着学生的独立思考，他们甚至敢挑战权威。
某日课间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文章，看了没有？”对面答道：“看了，你觉得怎么样？”问者很不屑地摇摇头：“毫无创新。”
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自负”的，可周围却没有人觉得刺耳。这两位年轻人，后来一个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一个成为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他们就是杨振宁和黄昆。
除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外，汇集北大、清华、南开可谓豪华的师资阵容，更是西南联大能成为奇迹的保证。曾有校友回忆在联大读书期间的课表：国文老师是沈从文，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还可选修华罗庚上的数论和闻一多教的《庄子》。如此多的大师要是今日能重现在一所高校里，要跻身世界前十名校恐怕不是难事。
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但西南联大之奇迹不在于他拥有大师，更在于他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大师。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常委会。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随后，三校回迁，各自复员，西南联大也成了如今的云南师范大学。
在西南联大存在的8年多时间里，在“自由”与“严肃”的学习竞争角力，8000名入学者中只有3882名最终毕业。他们大都继承了大师的衣钵，在各自的领域里继续着联大自由严肃之精神。
今天，正好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80周年的日子，这所中国教育史上公认的最好的大学，到现在依然被很多人怀念。我们怀念它师生平等并以“刚毅坚卓”为训的作风，怀念战火燎原、民族存亡之时，联大师生同仇敌忾，毅然弃文参军的勇气，更怀念它独立之思想及自由之精神。静而思远，这怀念的源头或许来自于现实的不尽人意。
如今的大学似乎没有把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培养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它们像是官员化的体制而不是学术的国度。加速发展的节奏下，大学“产出”的人才，量绝对远胜于质。流水线上灌输式的教育，恐怕没有很好继承当年“旅行团”所实践的“生活即教育”的理念。
近日在十九大报告中，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大学战略再次在被提及，要想数年间跻身世界前列，各大名校要向“西南联大”取经之处应该还有很多吧。
正如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说的：“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