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篇写了海南自贸港和雄安新区，这一篇写的是上海的洋山港。
算是一篇填坑文吧，毕竟之前对洋山港挖了些坑。
吉利汽车的成功崛起和宁波洋山港并入上海，这两件是某某龙潜浙江时的大手笔。
时来天地同心力，这两件事，为某某后来能顺利入主东宫出任上海一把手，助力不少。
——旧文《像吉利这样的企业，我们不扶持，那我们还扶持谁？》
在前面，我们讲到了国家出于战略考虑，暂缓了可以马上落地的上海自贸港，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上海之所以能成为自贸港的最重要原因——
一、背景交代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海运因为运量大、运费低和货物适应性强等优点，成为国际贸易中主要的运输方式，像我国的进出口货物运输总量中，就有高达80%-90%是通过海洋运输的。
随着海运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断提高，那些因海运而兴起的港口城市比比皆是，而这些发达的港口城市往往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
什么叫深水港？
深水港，即水位在-15米以下的港口。第六代集装箱船及万箱位船，其吃水至少14米，如要进港系泊，当然要求航道水深和码头前沿水深均在-15米以下。
世界著名三大深水港：第一、鹿特丹。第二、新加坡。 第三、香港。
是的，随着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不断发展，具有惊人载量的超级货轮，大大减轻了航运公司的运费，成为海运的主流货轮。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货轮，中国的“中远发展号”，全场366米，比美国最大的航母还长，造价高达12.9亿美元，当这艘中国货轮下水之际，美国媒体这么描述它：
将自由女神像和华盛顿纪念碑放倒，首尾相接摆放在巨轮甲板上，仍有空位留给英国大本钟。
货轮越大，吃水线就越深，各国要想停泊这些吃水线深的超级大货轮，必须要有深水港。
就像三大深水港之一的新加坡。
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朝鲜、台湾、香港和澳门甚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从非洲和欧洲来的货物，无一例外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一方面因为大船太大，船上货物的目的地往往不单一，一方面因其他地方没有深水港（如当年的上海），所以国际货轮往往选择在新加坡转船。
所谓转船，就是先用大船将一大推货物运到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分拣出货物装上小船，运到目的地。
这也是之前提到的：
所以，上海的期货交易很热闹，然而期货交割没人选择上海，像中石油、中石化，都把期货交割地放在新加坡、香港等自贸港。
新加坡每年的期货交割的金额，达到了惊人的2万亿美元。
为什么就巴掌点大的新加坡，其第二产业竟然是炼油业，就是因为大伙把石油都集聚在那里，带动了油品期货加工等产业的发展。
——旧文《为什么不是上海自贸港，而是海南自贸港？》
是的，就巴掌点大的新加坡，却是世界三大炼油中心之一、世界三大石油贸易枢纽之一。
富得流油啊。
再加上，物流的中心一定是资金流的中心，资金流的中心一定是金融的中心，为了处理业务，世界各国的银行都需要在新加坡设立分行，一个人口不足500万的国度，外资银行就有几千家，银行员工就有几十万。这几十万金融高新群体，又催生了新加坡的商业中心、生活中心、服务中心，可以这么说，新加坡是想不发达都难啊。
介绍完富得流油的新加坡，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上海。
如果比起富，上个世纪的上海是甩新加坡一条街，远东第一物流中心，航运中心，第一金融中心指的就是中国上海。
然而，这毕竟是上个世纪，那时货轮远没今天那么大，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港水深8到13米，还能承接那些不大的货轮，（那时货轮都是乘涨潮出的上海港）但在今天动辄航母般大小的巨型货轮时代，并非深水港的上海港已落后于时代，大船都在新加坡转船，小船再去上海，对助力上海重返国际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上海港明显是有心无力。
新加坡虽然扼守马六甲海峡，但它就巴掌那么大，地理条件先天不足的新加坡，纯粹就是远东航运的中转港定位，而上海距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远东也是等距离，完全可以取代新加坡中转港地位，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体量世界瞩目，上海作为长江的入海口，长江航运可以辐射整个南中国，上海拥有广阔的内陆经济腹地，这是新加坡完全不能比拟的优势。
上海在各个方面都能力压新加坡一头，然而深水港却成为上海的死穴，上海历届政府对深水港是心心念念，如果给上海一个深水港和自贸港政策，上海不仅将笑傲新加坡，重返辉煌巅峰，更将大大带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
问题来了：
没有深水港，上海怎么办？
上海的回答只有一个字：
二、上海洋山港的三大阻力
上海没有深水港，但是浙江有。
这个地方，就是浙江舟山的大小洋山。
洋山镇又称崎岖列岛，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长江口与杭州湾的交汇处，扼沪、甬、杭之海上交通要道，与衢山岛隔海相望，是嵊泗县西部的一个海岛建制镇。
洋山港距离国际航线仅104公里，洋山港普遍水深15米以上，最高水深达到了惊人的90米， 是离上海最近的具备15米以上水深的合理港址。
是的，上海在本辖区内翻遍了天，也找不到可以用的深水港，于是将目光投向了邻居浙江，打算“抢”邻居浙江，啊不，是“借”邻居浙江的洋山一用了。
然而，上海想用洋山港填补自身缺陷的做法，遇到了三方面的阻力。
第一大阻力，是洋山自然条件的阻力。
看地图我们就知道，洋山是深水港没错，但洋山孤悬海外，建了港口后货还得运过来啊，上海要想将洋山港的集装箱送往上海陆域和长江腹地，就必然要建一座跨海大桥，而且是一座长达30公里以上的跨海大桥。
这就带来两个问题。
1、要建这样的一座大桥，需要巨额的先期投资，建大桥的钱谁来出？是上海出还是中央出，还是两者一起出？
2、洋山港方案提出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建设如此长度的跨海桥梁经验，国家有信心有能力建成这样一座大桥吗？失败了责任谁来负？
这是第一大阻力，可以看出，洋山港在水深方面是优势显然，然而孤悬海外的地理位置却十分尴尬，需要用大量的钱才能砸出来。
这也是浙江这么多年一直不开发洋山港的原因，毕竟浙江有宁波深水港嘛，宁波港建港条件完爆洋山港，浙江何必烧钱另搞一个洋山港呢？
对此，财大气粗的上海豪迈的宣布，由上海市全额承担建设东海大桥的费用，另外，按传统思维来看，如果为了更快回收资金，东海大桥势必是要收过桥费的，但这又将增加洋山港集装箱的运输成本，会影响国际集装箱在此集散的积极性，所以不差钱的上海市再次宣布，经过东海大桥的集装箱不收过桥费。
一句话说，孤悬海外的洋山港，本来没有一步登天的命，上海是硬生生地用钱砸出了一个深水港。
国际港口协会会长皮特斯特鲁伊斯，曾先后三次来洋山港，他感叹道：
“我走过世界上所有大港，也见过一些建在海岛的港口，但像依托洋山这样的孤岛，在离大陆如此远的地方，建规模如此大的现代化港口，殊为罕见。”
洋山港第二大阻力，就是邻居浙江了。
洋山毕竟是浙江的地盘，上海要来“借地”一用，还得先问问浙江答不答应呢？
首先，浙江心里，肯定是不情愿的。
当年上海官员曾对浙江官员说过这样一句话：
“（洋山港）给你们反正你们也不去搞，不如给我们搞得了。”
浙江是洋山港的生父，上海是洋山港的养父。当洋山港划归上海后，浙江曾希望洋山港的部分税费交到浙江，然而码头公司都是在上海注册，所以浙江想收洋山港的税费是别想了，而既然航政、港政等管理都归上海，那港口建设费等规费也就自然没有了。
浙江在洋山港上唯一能收的钱，是那一点可怜的货船进港领航费，上海做人留一线，给浙江政府留了点面子。
浙江“割让”洋山港给上海，却几乎一点好处也没有，更让浙江人难以接受的是，浙江的宁波港和洋山港是同质竞争关系，上海在洋山港搞得风生水起，浙江的宁波港就越风声鹤唳。
是的，这不仅是心理的不情愿，还是利益的不情愿。
因此，虽然洋山港大大有利于上海的长远发展，大大有利于长江流域的经济带动，然而这一切和浙江有毛线关系啊，你问浙江人“滋瓷不滋瓷”洋山并入上海，浙江人是明确的表示“不滋瓷”的：
是的，浙江人在网上的各种心声，纷纷要求“还我河山”。
（唯一支持洋山并入上海的浙江人，估计是洋山本地人，因为世代渔民的他们拆迁暴富了。）
这就是上海洋山港的第二大阻力——上海要协调好与浙江的关系。
上海除了要协调好邻居的关系，还要协调好与上头的关系，这第三大阻力，也是最大的阻力，就是中央对上海的态度。
毫无疑问，在长者当政期间，上海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作为上海发展关键的洋山深水港，长者更是亲自过问，拍板定锤：
2000年11月 江XX同志对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区作出重要批示，为尽快将上海建设成太平洋西岸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城市之一指明了方向。
2001年1月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XX率有关部委领导，视察了大小洋山港址现场，对加快洋山深水港区建设作了具体部署。
对此，如果说浙江还对洋山港有什么意见的话，那么在中央的鼎力支持下，浙江是肯定得积极配合的。
然而，洋山港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它至少有五期工程，我们来回溯一下洋山港的建设历史。
2001年，长者仍在位，该年，国家正式批准了上海洋山深水港区建设的方案。
2002年6月，洋山港一期工程正式开工，2005年12月一期工程竣工并开港投用。
（2003年长者退，涛哥接）
一期工程由港区、东海大桥、沪芦高速公路、临港新城等四部分组成，
一期工程的东海大桥和5个10万吨级深水泊位，是洋山港的起点。
2005年6月，洋山港二期工程开工，2006年12月竣工。
二期主要是建4个10万吨级泊位。
洋山港三期工程分两个阶段建设，一阶段工程2007年12月竣工，二阶段工程2008年12月竣工，一共建了7个10万吨级泊位。
（注意2006年，上海陈良宇落马。）
三期工程竣工，数量达16个的深水集装箱泊位，标志着洋山深水港北港区全面建成。
洋山港四期工程，是对洋山港最重要的一期工程，也是最纠结的一期工程。
洋山四期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39亿元，泊位岸线长近2800米；共建设5个5万吨级和2个7万吨级集装箱泊位（码头结构均按靠泊15万吨级集装箱船设计和建设）、工作船码头及必要的配套设施。工程设计年通过能力为630万标准箱。
2008年，三期工程就已竣工，在经过论证和设计后，2012年年初，上海开工了洋山港四期工程，打下了第一个桩。
然而，国务院环保部的一纸封文，让四期工程胎死腹中。
在洋山深水港向设计年吞吐能力1000万标准箱以上的“国际港”迈进之际，环保部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泼下冷水”。
环保部日前宣布，因环评文件未经批准而擅自开工建设，决定责令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区四期工程停止建设，并对施工单位罚款20万元。
这一拖，就从2012年4月，拖到了2014年12月才开工，四期工程被整整延缓了两年八个月。
之前一直顺风顺水的洋山港工程，何以突然被中央打压？
无他，黄海耳，良宇耳
经过三年的建设，四期工程终于在2017年12月完工开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自动化码头。
洋山港四期工程全自动化码头，全港仅需9人，作业效率却可提升30%。
从第一箱集装箱到港到装卸，全自动化的洋山港四期工程只需要不到2分钟 一艘万吨货轮全部卸货，普遍需要30小时左右，在洋山港，只需要20小时，这大大节约了时间，得到了全球海运巨头们的青睐。
（洋山港四期工程的辉煌成就，上了电影《厉害了我的国》）
因此，上海洋山港工程，虽然在一开始得到了以长者为核心的中央支持，然而，在涛哥时代里，上海似乎被刻意打压，洋山港四期工程更是直接被叫停。
要知道，上海是国家经济重镇，每任最高领导人无一例外地重视上海的发展，长者不必说了，本身就出自上海，太宗晚年次次在上海过春节，老大更是在上任第一年就推动上海自贸区，而涛哥呢？
涛哥03年上任后，长达3年没有视察过上海，甚至走到与上海交界的昆山村落，也没顺路去上海看一看，直到2006年，上海召开《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涛哥才第一次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去了上海。
在那次机会难得的视察中，陈良宇特地选定了洋山港为涛哥视察的第一个地点，试图取得涛哥对洋山港建设的支持。
6月12日，胡锦涛总书记出现在洋山港。从这里出发，胡锦涛总书记开始了他为期两天的上海考察之旅。
此次是顺道考察——本月15日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胡锦涛总书记将会出席。
造化弄人的是，06年6月，陈好不容易得到了些涛哥对洋山港的正面肯定，在当年的9月24日，陈就因社保案进去了。
而后，在洋山港所有纪录片里，都无“陈良宇”三字出现，一律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表达。
四、上海两大背景介绍
这一章，简要提下上海的两大背景介绍，好引出陈良宇事件的由来。
1、码头文化
码头文化，是一个比较生僻的词，大家比较熟知的是帮派文化、山头文化，对码头文化也许听的不多。
码头文化是江湖文化的一种，是河岸货运派生出的文化，代表是上海、重庆、天津这些码头城市。
码头城市人来人往，五湖四海，逐利江湖，形成了形“义”实“利”的山头文化，上海在这方面深受影响，表现为划分势力范围，拉帮结伙，讲江湖义气，重当前利益，上海谚语“勿识字有饭吃，勿识人头饿煞”，所谓的“拜码头”，正是其中的一种体现。
很多人都知道上海是海派文化，即在中国江南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欧美文化而逐步形成的上海特有的文化现象。诚然，在注意仪表追求审美方面，上海人是海派作风，然而，上海人在为人处世的本质方面，更倾向于实用的码头文化。
海派文化讲兼容并蓄、开放自由，然而上海是码头文化里的抱团保守。
海派文化讲商业文明、契约精神，然而上海是码头文化里的利益均沾。
上海因其重要的经济地位和带头大哥的分量，成为码头文化的代言人，江湖传言的“上海bang”，就是码头文化的政治注脚。
上海是这样的抱团谋利，铜墙铁壁，连打虎无数的老同志亲临上海，也只能拍几只苍蝇回去，怪不得十九大报告中，，某人特地在党建一节里这样指出：
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
——《十九大报告》
一看到十九大报告里出现“码头文化”，岱岱就下意识的想到了上海和重庆这两座码头文化的典范，而重庆已经地震两次，上海还无动荡之迹象。
上海，警之。
2、太平天国、十年文革
上海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受益于两场运动，一个是太平天国，一个是十年文革。
清末的五口通商，是上海的发迹之初，然而一开始上海仅是航运中心，并非经济中心，苏州才是江浙经济霸主，其次的扬州南京等千年古城，碾压上海都是毫无问题。
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洪秀全血洗江南，杀人无数，史学界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至少为2000万，范文澜在其《中国近代史》中说，扬州、苏州、南京在太平天国战争后：
“二三十里无居民”，“竟日不逢一人”。
太平天国战后东南财富遭受严重破坏，安庆、苏州、杭州都因此而一蹶不振。不过，这场浩劫的例外，就是上海。
太平天国曾三次进攻上海，均无功而返，无意之中，太平天国运动成就了上海的繁荣。因太平天国运动，江浙大量民众与富豪涌入了有安全租界的上海，上海从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步入超常规的大发展时期，迅速超过了宁波、福州、厦门等沿海城市而繁荣起来，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
先人在《上海闲话》中曾经感叹道：
“上海兵事凡经三次，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荣一次。”
如果说太平战乱奠定了上海从清末到解放初的经济地位，那么文革断代则成就了上海在天朝的政治地位。
在太祖考虑发动文革之际，北京已被彭真搞成“针扎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了，太祖的政令无法上通下达，于是他选择了上海这座全国政治地位第二高的大都市，江青等四人帮由此从上海起家，将上海当做大本营。
1975年，文革中的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持国务院，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野心被遏制，王洪文气急败坏的跑到上海肆无忌惮地叫嚷：“十年后再看！”
是的，那一年王洪文刚满40岁，而邓已经71岁了，王洪山叫嚷“十年后再看！”让邓心惊肉跳，他对李先念等老同志说：“十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
老干部们清醒的意识到了党和国家面临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后备梯队建设的问题，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在文革十年中又被整的一身是病不成人形，一旦撒手尘寰，谁来接班呢？于是我们看到，在老干部们粉碎四人帮后，第三梯队的建设几乎瞬间被提上国家日程，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干部被越级提拔。
其中，中国从建设初期就一直偏重于理科治国，各种建设需要大批理科人才，上海最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有全国最多的高校，1951年全国高校206所，上海占了全国的十分之一还多，有27所，北京高校是21所，广东辽宁高校各15所。
同时，作为计划经济堡垒的上海，也是工程师的集中地，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上海的工业产值是全国的四分之一，我们的长者曾担任过益民食品一厂的厂长，专门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生产军粮罐头，后来进一机部，带出了一大票一机部兄弟，这也是不用说的。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曾多次来到上海，对上海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工作表示支持，并对吴邦国、黄菊等年轻干部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邓小平指出：“上海有人才，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迟了。”
在上海，一批60年代出生、80年代大学毕业的优秀年轻干部先后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上海共提拔局级干部1388名，其中45岁以下的487名，占35．1％，年轻干部的比例正在不断攀升，并日渐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新生力量。
由此可见，文革十年引起的人才断代，让上海出身的优秀干部得到了极大的政治机遇，随着后面上海带头大哥的问鼎九州，上海干部的集体高升就更不在话下了。
至此，上海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日趋吃重，到如今，已有连续三届上海书记入常，强势非常。
坊间有云：“上海都督只有两条路，要么进中南海，要么进秦城。”
一次太平战乱，一次文革断代，助力上海成就中国政治经济的双重中心。
三、陈良宇的洋山港之殇
这一章尺度不太好拿捏，先这样写吧。
洋山港是上海突破发展瓶颈的重要条件，上海历届政府班子都心心念念，持续推进洋山港建设，然而，在陈良宇事件后，上海建设洋山港的进度被中央掐住了。
如钱穆所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贯穿中国两千年政治历史的主线之一。”陈良宇事件之所以到今天还热度不减，就是因为他的出事有一部分触及了“中央与地方”这根敏感之弦，另一部分就更敏感了。
中国向来讲究“大一统”，但由于国家太大事情太多，欲将一切都统起来困难重重，实际上还得依靠“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有点类似周天子，各省则类似地方诸侯，如秦晖所言：
“自1957年苏联中辍对“二五”计划整体投资以来中央财税占比就长期在30%以下，根本不可能形成对地方政府利益的有效约束！而且，越是在导致很大代价的时段，如大炼钢铁、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央财税占比就越低，甚至低到不足20%。
往往是地方自战争年代客观形成的“土围子”们自行其是，而造成的代价和责任却由中央来承担。”
上海可以说是实力最雄厚的地方诸侯了，在涛哥时代依然尾大不掉，和国务院闹起了一系列矛盾，当总理在国务院进行宏观调控时，陈良宇指桑骂槐，联和东南各省抵制国家的宏观调控：
“当务之急的大事，是寻找经金融倒退混乱、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是主要原因之一。宏观调控搞一刀切，是造成经济波折的原因。”
陈还在北京公开指责国务院推行的宏观调控严重影响伤害了长三角，在未来几年更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并放下狠话：若国务院不更改当前的调控政策导致东部经济受伤害，总理要负“政治责任”！
1995年陈希同、2006年陈良宇的案例，都有带头抵制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背景。
——温铁军
06年下半年，风云突变，中央雷霆派出巡视组进驻上海，以私自挪用社保基金为由拿下陈良宇，几乎是先斩后奏。一时舆论大哗，瞬间中国瞩目，陈不甘束手就擒，上演最后的挣扎。
九月二十一日，中纪委驻上海工作组报送《关于上海调查工作》第三份报告，该报告指：六月中旬，中纪委进驻上海，工作一直受到人为严重干扰。
陈先后在不同场合六次吹风称：
“有人要整上海，要搞垮上海，目标是要贬低、否定江总，要借反腐败排斥qing红、huang菊。”
“工作组不整出些问题，是不会罢休的。我们思想上、精神上要有准备。”
“宏观调控，七成是对着上海的，压上海是明的，排qing红、huang菊双管齐下。”
“上海市委、市政府有没有问题，谁都不能下结论。如有大问题，我陈良宇就不敢理直气壮！”
“反腐败，上海市委举双手支持，借社会民意整市委就难服！”
“有问题不要都向中央送，搞垮上海，谁高兴？不要想得这么单纯！”
韩某代理上海书记后，快马加鞭，连本带息追回被挪用的资金，一时陈良宇定案的条件都不成立了！
上海按照依法、合规、安全、足额的原则，上海日前已连本带息收回社保违规资金37亿元，目前这笔资金已全部进入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有关账户。
于是我们看到，在连本带息追回社保资金后的两个月后，韩的代理书记做到了头，上海迎来了新的书记。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最后，小梁王黯然秦城，在次年两会的记者会上，总理意味深长、似有所指出的引用了《沉思录》里的一句话：
“那些曾经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像一缕青烟消失了……”
陈案过后，上海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而后，趁机想“扩大战果”的国务院，动议上海将洋山港交还浙江，还好，某某已经明白洋山港对上海解决发展瓶颈的极大重要性，也有能力安抚浙江省内就洋山港对上海产生的怨气，于是他婉拒了国务院将洋山港交还浙江的要求，给上海留下了洋山港这块宝地。
国务院看洋山港没能脱离上海，而后以环保名义叫停了已开工的洋山港四期工程，并不再重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定位，在陈案之后，国务院重点支持建设天津港，在4万亿大放水的时期，对天津投入千亿巨资，某人想让家乡天津取代上海的航运地位。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天津港虽然是深水港，却不是不冻港，而且不具备中转港的条件，国际上去日韩的货物不可能绕道去天津中转，国务院放弃洋山港转而重笔投资天津港的做法，是重复的浪费投资，是为了削弱地方藩镇实力而浪费国家资源的短视做法。
所以说央地关系是千年未解棋局，地方藩镇势力坐大架空反抗中央，是误国误民，中央过多制约地方导致地方没有发展积极性，也是误国误民，央地关系，需要找一个可以平衡两者积极性的临界点。
四、某人在洋山港中的作为
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某人在上海洋山港事件中的作为，那只需要一句话：
低调才是王道
是的，初期上海在长者的支持下向浙江索要洋山港，时任浙江书记的某某很顾全大局，没有从浙江一省之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大局出发，近乎无偿地推动了洋山港的“脱浙入沪”。
而后，陈良宇倒台，国务院出于对上海的顾忌提过洋山港交还浙江的动议，时任浙江一把手的某某，没有对上海落井下石，婉拒了这一提议。
而后，码头文化、抱团盛行的上海，抢救陈书记无果后，韩代市长被下课，隔壁的浙江书记摇身一变为上海书记，某某再一次的表现出他的政治成熟，他没有去踩陈的雷区，而是组织上海班子对陈案进行各种检讨，（时任上海办公厅主任的小丁，对初来乍到的老大稳定局势帮助很大），在国务院封杀陈的政治遗产洋山港四期工程时，明白洋山港重要性的某某，并没有向国务院据理力争，给中央传达了“有政治原则”这一良好印象。
然而，狮子终将显出爪牙，雄鹰终将展开双翅，2012年年末某人正式上位，2013年中央即批准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要知道，在胡温时代，上海这么多年连保税区都没争取到，现在某人上任第一年就给上海一个“自贸区”，上海无比振奋，果然还是自家人亲啊。
随后，在2014年，被一纸封文叫停两年多的洋山港四期工程，经过新一轮方案报送后获批，14年12月四期工程全面开工，上海终于在洋山港上抛开一切束缚，甩开膀子干了。
2015年5月25日，习近平在浙江舟山新区调研时，听取了宁波—舟山—上海的海上大通道建设项目后，指着展板说：“上海在上面那个角，宁波在下面这个角，舟山的位置恰似‘二龙戏珠’。”
2017年洋山港四期工程完工开港，已经连续7年排名世界第一的洋山港，更加如虎添翼，其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000万标准箱，是全球港口年吞吐量的十分之一，将新加坡远远甩在后面。
新加坡港被上海港甩开，集装箱吞吐量仅为上海洋山港八成
洋山港不仅让新加坡惊呼，也让美国惊呼，因为这一个洋山港，就等于美国所有港口吞吐量之和！
上海可以傲娇的说一句：MMP，要不是当年姓温的叫停我们的四期工程，我们的洋山港早就能傲视全球了。
而某某只是微微一笑，明白上海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某某，没有在当年跳出来为上海利益和中央据理力争，如今，上任后的他频频对上海释放改革红利，第一个任期的第一年就放开上海自贸区，如果不是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他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是计划要放开上海自贸港的。
第一个5年搞自贸区，第二个5年搞自贸港，某人对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他明白在不触及政治原则的情况下，全局性的经济发展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在处理央地关系中，如何保障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地方该如何从大局出发不因私废公，中央又该如何令行禁止和领导地方，那些年某人在洋山港事件里的一系列作为，很好的回答了这些问题。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经过几十年基层实践锻炼、深知央地关系困局的某人，在今年十九届三中全会中，严正地指出：
治理好我们这样的大国，要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要统筹优化地方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构建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令行禁止的工作体系，中央加强宏观事务管理，地方在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前提下管理好本地区事务，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合理设置和配置各层级机构及其职能，增强地方治理能力，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
当他在十九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国几千名央地高级干部宣讲这段话时，他是否想起了上海洋山港外的碧海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