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青年文学》2017.5
转载于《小说选刊》2017.6
京城大蛾
1
一个朋友没评上正科，晚上，他叫我出来喝酒。
我们在小馆子见了面，点了凉菜、热菜，我带了瓶苏格兰威士忌。他抚摸着瓶身，嘴角难过地往下沉：“这是北京带来的？”我说也没啥，北京任何一家便利店都能买到。
他叹了一口气：“要结婚的人了，北京还没去过。”我说你在家挺好，有地位，不像我，在北京一个公司小职员罢了。他没说话。我把威士忌倒在一次性塑料杯里，菜上来之前，和他先喝了一个。热流滚入胃袋，立刻微醺了。他咂摸着酒味，半晌才再次开口：
“你说，北京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前途无量，不到三十岁已是副科，对象也是公务员，两个人刚买了新房。我去过那儿，在本市的河边，一开窗就能看到小时候玩耍的沙河。河水清澈见底，沙洲上有白鹭，经常在河面盘旋。房价一平米八千块，市长在同一个小区有别墅。
他一开腔，我就知道这人老毛病又犯了。他对我说，几年来，每天下班，他都去河边散步。“河边有很多老头钓鱼，还有玩耍的小孩子。我就想，二十年前，我就在这条河边玩，二十年后，说不定我也还是在这钓鱼，跟这些老头一样。”他犹豫了一下，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仿佛能看到二十年后的自己朝我走来。”
我劝他别瞎想，北京没什么好的，至少我见过的如此。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像马尔克斯一样，在伟大首都搞创作是不？他沉默了。
他从小就想当作家。我笑话他是做白日梦，他总是嘿嘿一笑，那种笑很有野心，意思是你等着瞧吧。整个大学时代，他都在不停地写东西，但从来不给任何人看，像秘密一样捂着藏着。后来，他给我看过一篇发在晚报的小说。我把报纸扔在桌上，问稿费多少钱。从那之后，他再也没给我看过他写的小说。
大四时，他冒出了去北京的念头，像着了魔。他反复跟我解释，“得去北京，你看看大作家，都是在北京成长的，余华、格非、阎连科都去了北京。我在这不行。我必须立即去北京。我已经不年轻了，在这个年纪，很多大作家差不多都出书了。”他当时这么跟我说。于是就考研究生，考北京的名校。第一年没进复试，第二年也没有，第三年，父亲让他考了公务员。本市最好的单位，一考即中。这就是命，他喟然长叹。
“我不怕吃苦。”沉默了片刻，他说。
“在北京，比你能吃苦的人多的是。”我对他说，“很多人把吃苦当做是正在奋斗的错觉，其实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他再次沉默了。我们又喝了两杯，就在那时候，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罗文这个名字。
那是我刚到北京时遇到的事。想了一会儿，我说你不是想去北京当作家吗？我就认识一个。“你还能认识作家？怎么没听你说过？”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轻蔑，仿佛我是一个俗人，仿佛文学的事儿，我这种外行难以触及。对此我早就习惯了。虽然我和他一样读中文系，也读马尔克斯、海明威和库切，但我不写小说，只是读罢了，我没有他那种文艺青年的抱负。
我说这件事太离奇了，以至于分不清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感觉还跟看电影似的。你要是想听，我就当个笑话跟你讲讲。
朋友的鼻子里发出了轻微的嘲笑声，他说：
“你讲吧。”
2
刚去北京那会儿，我住在一个地下室，三环，一月七百块钱。地下室有三层，最下面冷得像老鼠洞，臭气一层比一层难闻。我一个人住单间，还算过得去，但还有一家三口住一间屋子的。什么人都有，卖保险的、卖房子的、贴小广告的、送快递的。总之，那地方糟透了，自打我住进去的头一天起，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快点离开。
这个人住我对面，洗澡的时候偶尔碰到。地下室有一个公共厕所，所有人都在那儿洗澡。他个子很高，平头，浑身的肌肉非常匀称。两条健壮的大腿，看上去千锤百炼。
那时候刚过完年，北京还很冷，他竟然用冷水洗澡。一边洗一边大声唱歌，唱《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歌词大概没记全，很多地方含混带过。在简陋的地下室厕所里，他洗得很开心，那劲头简直像在一家五星级大酒店。
刚开始，我闷在房间里投简历，每天都要投上几十份。看电脑累了，就去门口抽烟。对面的门经常开着，似乎从来不关。他坐在一张电脑椅上，半仰着看书，封面遮住了他的脸。我看到书名是《菲尔丁小说集》。我跟他打了招呼，问他是干什么的，他用让人有些尴尬的神情说，他是个思想者。
京城还真是什么人都有，我心想。他问我是不是刚来北京，我说是的。“进来坐”，他把我招呼进了房间。
房间的地板仿佛刚刚拖过三遍，在白炽灯下反射着光。墙角放着一张宽大的书桌，上面摞满了书，像一座纸城堡。一盏台灯垂着头，照亮了摊开的白纸，上面似乎写着几行字。旁边搁着钢笔和墨水瓶。墙上贴着几张作家照片，我看到了海明威和科塔萨尔。照片是用A4纸打印的，全是黑白照。
墙角有一只行李箱，对面的窗户下面挂着两件衣服。多余的装饰品一概没有，垃圾桶看上去像从来没装过东西，只是在那里搁着罢了。总之，一切极度简洁。在那个肮脏腐臭的地狱一般的三层地下室，他的房间简直像海明威写的，“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我们聊起了天。刚到北京那会儿，浑身上下都洋溢着一种微妙的氛围，很容易跟陌生人掏心掏肺。大概是京城太大了，每个人都从外地过来，像细弱的浮萍一样在这里漂，不由得会产生一种命运相通之感。
他告诉我，他在这已经住了半年。之前，他游历了厦门、福州、杭州和上海，每次待半年左右，这次决定暂时留在北京。我问他在这些地方都干什么？他的回答我现在还记得，记得清清楚楚，一字不差。他当时对我说：
“思考，写作，生活。”
如果平时有人这么说话，我一定会哈哈大笑并且再也不把他放在心上。但在当时，可能是因为环境和氛围，也可能是因为他认真的眼神，我压根笑不出来。我特别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生活的，生活费从哪儿来？去了这么多地方，路费都不少吧？父母不管他吗？
我想到了许多小说里的人物，苦行僧，流浪者。多多少少，我有些激动。到底是北京啊，我心想。这样的家伙，如果出现在我的家乡，一定会被人看不起，像条狗一样受尽嘲笑，被人骂做“不通时务”。我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从杭州到北京，走走停停两个月，大概花了两百块吧。”罗文说，“至于生活，生活并不花费太多。你知道梭罗吧？你觉得不够，是因为你的欲望太强烈。生活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几件衣服，几本书对我来说足够了。对我来说，随时可以收拾行李，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
可是，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两百块钱能让一个人生活两个月？他回答我：“没什么难的，逃票你不会？我去了这么多地方，火车上唯一花的钱是有一次买了瓶矿泉水。”
这都可以？我在脑子里问自己，安检怎么过，查票怎么办？但他接着说最喜欢坐动车。“动车最容易逃票，几乎没人查。”我压根不相信他的话。我坐过动车，要把票插入机器才能进站。他很显然对这个问题厌倦了，只是随便地说：
“你得观察，胆子大一点。”
我不是那种适合聊思想和哲学的对象，总是对具体的问题感兴趣。他的表情和语气显露出淡淡的轻视。过了一会儿，我提出告辞，他同意了。
我注意到房间的另一面墙。最初，我以为贴的是什么壁纸，走近了才发现，一整面墙贴满了大而光滑的白纸，写了不少字。我凑近墙仔细看。
写的东西五花八门。我看到了北大、北师大的课程表，一些课程被他用黑色的水笔圈了又圈，英国小说史、黑格尔思想研究和心理学概论；还有一些大概是他的笔记，标注着日期。字体有的整齐，有的潦草，有的像喝醉了之后写下的胡话。在占了半面墙的字中间，醒目地用红笔画着一个日程表。我几乎立刻想起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那一张。罗文的日程表上写着：
6:00——9:00 跑步，锻炼
9:00——12:00 写作
2:00——5:00阅读，笔记
5:00——6:00 冥想
8:00——10:00 跑步
下面有一行小小的标注：
上课时间除外。
我问他，你很喜欢跑步？
“对。”他回答，“灵魂和身体是统一的。”
说完，他把我送出了门。
3
工作不好找，简历投了一个月。我的学校一般，只能去小公司碰碰运气。面试去了几家，也都没过，钱倒是花了不少。有天晚上，为了省下打车钱，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地铁站。
北京晚上风大，那地方正在修路，风吹起来全是沙尘。晚上回到家，又没有热水，我自己烧了一壶，把毛巾打湿了往身上擦。那一刻，我差点就坚持不住了。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和别人一样回家考公务员？那会儿我觉得，自己简直不像人，像老鼠，像一只令人作呕的窝在洞穴里的老鼠。
我好几天没出洞穴，甚至没下床，被子裹在身上玩儿游戏。被子潮乎乎的。你见过超市卖的香飘飘奶茶吗？一块钱一包的那种，喝下去甜得要命。香飘飘我买了几十包，我只买的起这个，也只想喝这个，又热又甜地喝下去让我有了虚假又饱满的幸福感。我一边喝奶茶，一边忍着眼泪，一边玩儿游戏，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罗文走进我房间的时候，我就是这个状态。
他把脸凑过来，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居然笑了。我听到他说：“你这是要死啊。”然后就被他拽了起来。我被他架出了老鼠洞。五天以来，我头一次见到地上的阳光，它是那么残酷、无情，像是要把我给照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挣扎着想回到洞穴里去。我相信，如果没有罗文，我绝对不会重新回到地面上。
罗文说，来了一个多月，北京好玩儿的地方都没去过吧？忘了狗屁工作吧，人生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我已经无所谓了，只是任由他胡说八道，跟着他往前走。阳光明亮地照射着，让我畏惧。我觉得自己像一具行尸走肉。
吃过饭后，我们去了北大。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课，讲的是现当代文学。已经很久没听到有人说沈从文、老舍和巴金了，他们仿佛是一些老去在回忆里的名字。北大的课堂，北大的老师，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我渐渐产生了重新活过来的错觉。罗文甚至要到了一个女生的微信。
晚上，我们一起去了什刹海的酒吧。我点了威士忌，酒太好喝了，深邃、激烈、火辣，比香飘飘奶茶好喝一万倍。什刹海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快乐、亢奋。欢笑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又渐渐远去。风很凉爽。那是我在北京一个多月过得最好的一天。我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读康德、读尼采，听摇滚，像疯子一样强迫自己看超过三千部的电影，否则就觉得没脸见人……你记得吧，虽然不写小说，但我也曾经文艺过。
我的眼神迷离起来，或许，这才是北京。我又喝了啤酒，歌手唱起了民谣。歌声中，罗文对我说：
“你太紧张了。你应该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
我大声地说这种生活根本不可能，我得找工作，挣钱，买房子，找老婆，生孩子……他们被我逗笑了，笑得直不起腰。
罗文说，你已经被周围人绑架了。你应该读读尼采，读读克尔凯郭尔。去旅行也行，总之，别管别人怎么想。我说你少来，尼采的书我大学没少读，抵不上我爸骂我的三句话。不考虑这些问题，将来要吃亏的。我这么跟他说。话一出口，我就觉得怪异，这话仿佛是从我父亲嘴里说出来的。
“我大二就退学了，人要过有难度的生活。”罗文轻描淡写地回答。
那一刻，让我害怕的是，我竟然这么羡慕他。他开始跟同来的北大女孩讲自己写的小说，自己的经历。罗文说，他已经三年没和父母联系了……他俩再也不看我一眼，我觉得自己愚蠢透了。他们似乎完全不把我的痛苦当回事。
“那你怎么赚钱，怎么生存？没有生存，谈什么生活？”我几乎是怒吼着喊出了这句话。
那两个人面面相觑，大笑起来。
我真的喝醉了，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我在洗手间用冷水浇了头，回来的时候，刚好看到罗文和昨晚的女生端着脸盆从房间里出来，脸盆里搁着牙刷和毛巾。冷水从我的脑门上流下来，顺着脖子和腋窝流了下去。我愣愣地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我被他们看得很狼狈。
“他们睡了？”我朋友插嘴问。
“岂止睡了，他们在一起了。我简直搞不懂沈琪在想什么。”我就了一口酒，接着讲故事。“现在想想，可能是我的存在衬托出了罗文，让他身上的某种特质得到了放大。”
女生叫沈琪，几乎没跟我讲过几句话。她像疯了一样迷上了那个家伙。后来我才知道她有多有钱，咱们努力一辈子，恐怕买不了她家的一辆车。这种女生，居然肯在耗子洞一样的地下室和罗文在一起睡觉……我觉得她只能是疯了。
她一周来一次地下室。晚上，地下室非常嘈杂，可以听到隔壁小孩的哭闹，不知是谁弹起了五音不全的吉他，有人摔碎了什么东西，电视播放着晚间新闻……隔着走廊和两道门，沈琪的尖叫声传了过来。她不停地喊着罗文的名字，罗文，罗文，罗文，往下就不堪入耳了。我当时猜测，虽然说出来不太好听，但罗文一定是被她“包养”了。我一直纳闷他的收入来源，现在，我总算明白了。
一个星期之后，我才敢问沈琪的事。罗文说，沈琪家在北京有一套别墅，他去过几次。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提着一盒蛋糕，保姆以为他是送外卖的。
罗文笑得非常夸张，眼睛瞪得溜圆，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他还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她以为我是送外卖的，哈哈哈，她以为我是送外卖的！”他笑的时候脸几乎伸到了我的脸上，像是在质问我。
他的笑声回荡在阴冷的地下室里。不知为何，跟我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大笑。我总有一种感觉，仿佛那些让我焦虑的问题，在他看来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有时候是在自嘲，有时候则是在嘲笑别人，有时候则是毫无顾忌的得意。
我问罗文，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再次大笑起来：
“你知道，我把过太多妹了。”
他笑着摇摇头，叹了口气：
“我把过太多妹了。”
那样子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在自我感慨。
一天，我在房间看书，从罗文那儿借来的《瓦尔登湖》。正读着，有人敲了我房间的门。进来的人是沈琪。
她来找罗文，但他没在房间，我让她坐着等一会儿。她进房间的时候我看到，她的两只手里抓着一、二、三、四、五、六，整整六双高跟鞋。我之前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高跟鞋，黑色的两双、红色的两双、金色的两双，它们一尘不染，璀璨夺目，简直像六件闪闪发光的艺术品。
她一屁股坐下来，弯腰把六双高跟鞋搁在地上。我翻看着书，但已经找不到刚刚读到哪里了。我听到沈琪问：
“他跟你说起过我？”
我回答了，生怕她再往下问，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话。她出现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的屌丝气质在一瞬间暴露无遗。我把书搁在了桌子上，那样子一定很可笑，就像小学生一样端正。但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书抖动得非常明显。
还好，她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自顾自点了一支香烟。她把香烟含在唇间，眯着眼抽了一口，一点一点地把烟吐出来。烟缭绕而上，像某种物质的魂魄，一直飘到潮乎乎的长着黑绿色霉斑的天花板上。她眯着眼睛看着那烟，完全把我给忽视了。她长胳膊长腿，整个人陷在了椅子里，脸藏在黑色的头发间，看上去非常颓废。我觉得她真是酷毙了。
过了一会儿，她把脸侧过来，对我说：
“加个微信吧，罗文有什么事我好联系你。”
我加了。她把手机伸过来让我扫码。我掏出了自己的手机，触目惊心地看到了屏幕上蜘蛛网状的裂纹和缝隙里的黑色污垢。扫码之后，我几乎是惊心动魄地把手机重新放回了口袋。
没过多久，罗文回来了，我们都听到了从走廊里传来的脚步声。
我长出一口气，他再不回来，我就要晕倒了。转瞬之间，沈琪精神倍增，像打了鸡血。“等了你老半天！”她隔着门喊起来，长长的十指伸进去夹住六双高跟鞋，像抓着两串香蕉，“哐”地一声撞开门出去了。我听见门外传来了她的笑声。
“说！哪双好看？”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些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高跟鞋……
4
五月份，我终于找到了工作，一家公关公司，我主要写一些软文。工资不高，但对于拯救我的生存来说，已经足够了。总得先生存，往后才能生活不是？我买了一副新耳机，到公司有一个小时的路，路上，我就听歌。
公司楼下有家便利店，我偶尔去买早点。在那时的我看来，便利店商品惊人的齐全，最吸引我的是那些外国烟和外国酒。
我不止一次地从外国小说中读到它们的名字，威士忌、伏特加和龙舌兰，《苏州河》里马达和牡丹自杀之前，不就喝了一瓶伏特加吗？我找遍小城所有的超市，也找不到一瓶货真价实的伏特加。货架上只有一看就是国内生产的假货。
但在北京，普普通通一家便利店，就有十几种外国酒，而且并不算贵。伏特加，是自由的象征。发工资那天，我买了一瓶。一个人喝很无聊，就去了罗文那儿。他的门几乎不上锁，自从上班以来，我有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了。
他背对着我坐着，脸对着里面的窗户。
一扇巴掌大小的窗户，外面有一层生锈的铁丝网，封死了。从窗户出去是一条人行道，白天的时候，可以看到行人的鞋子从窗前走过。
玻璃外面很脏，像蒙着一层雾气。顺着他的视线，我只能看到一盏小灯，发出乳白色的光。我看出那是路口的路灯。灯柱上面贴满了小广告，电线乱七八糟地缠绕着，像一个人五天没洗头。一到晚上，灯泡下总聚集着乱舞的飞蛾。
有些蛾子大得吓人，像人的巴掌，翅膀上面还有两只忽闪忽闪的眼睛。它们飞舞的时候，从翅膀上挥洒出金色的粉末……
罗文转过来，我向他展示了手里的酒。
“我不喝酒，最近要跑马拉松。”他说。
也好，罗文并不知道伏特加和自由的关系。他本身就是自由的人，我的伏特加故事大概只会让他发笑。我注意到他眉头皱着，似乎在想什么事情。他对我说：
“你可以就在这喝，我看着你喝没关系。”
他找来了一次性纸杯。我把伏特加拧开，倒在里面，喝了一口。整个大学时代朝思梦想的东西就这样被我喝了进去。胃里火辣辣的。那味道像浓缩的二锅头。
我问罗文刚刚在看什么。
“没什么。”他伸了一下懒腰，“你呢？最近上班怎么样？”
“还好，就是得不停地写广告，全是垃圾。”
我俩沉默了一会儿，他看上去不在状态，有些低落。我问他最近有没有发表什么新作。他脸上出现了厌烦的神情。“不能为了发表而写作，要为了思想而写作。”
他给我了几个泡椒凤爪。凤爪白生生的，放在嘴里像是婴儿的手指。我总以为这东西用老太婆的嘴加工过。我不知道老外是怎么喝伏特加的，但在北京的地下室，我就用凤爪配伏特加喝。
“对了，你加了沈琪微信？”他像是不经意间问了我。我回答说是的。
“把这个婊子给我拉黑。”
我以为我听错了。
他生了极大的气，像上次一样把脸凑过来。他的话里包含了十足的嘲讽，唾沫星子砸在了我的脸上。我浑身不舒服地哆嗦了一下，用手擦了一下脸。他完全没在意，看了我一眼，接着骂：
“女人，不是想钱的婊子，就是有钱的婊子。”
我这才意识到，很久没见过沈琪了。
当时，罗文喝着白开水，我喝着伏特加。他彻头彻尾给我上了一课，高谈阔论关于女性的观点。他讲起之前的几个女朋友，那模样简直有些咬牙切齿：“你知道女人是什么东西吗？就是给你找麻烦的东西。一会儿想吃这个，一会儿想喝那个，一会儿想买这个。你要是做不到，她就会离开你。”
我问他到底交过几个女朋友。
“有几个吧。” 他嘴角微微发笑，语气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几分得意。我一下子又觉得，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愤怒。
我想，之前猜测的“包养”，大概是弄错了。但沈琪不是很有钱吗，还会让他买东西？我越想越糊涂。泡椒凤爪顶不住伏特加，胃开始疼了起来。我只喝了不到一半，跟他说我要回房间了。他说可以，回去吧你。我推门的时候，他站起来送我：
“在我有钱之前，绝对不会再碰女人。”
大概是从那之后，他更加拼命地学起了英语。在我上班之前，他就已经起床大声地朗读了。之前，我在他的墙上看到过学英语的计划，但从没见过他这样努力。有天，他跟我说认识了几个老外，他们甚至一起游览了颐和园。
他的书桌上，多了一张和老外的合影。
照片上有三个老外，两男一女，头发都是淡淡的金色，眼睛很蓝。罗文在他们中间，应该是他举着相机自拍。四个人都笑得很开心，尤其是罗文。他的笑没有丝毫防备，我见过罗文朗声大笑，但从没有见过他笑得这样平常，这样普通。
照片让我感触到了一点复杂的东西。“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罗文甚至这么对我说。我不无心灰地想到，或许，我连罗文的朋友都算不上。可除了我，也没有见过他有和别的人来往。我开始替罗文感到难过了。
周末，四个老外来到了地下室。他们甚至搬来了一台电脑和幕布，在罗文的房间里玩儿起了游戏，实况足球。我的门半开着，看到罗文一趟一趟地从房间里出来，买回来啤酒、可乐、薯片和香烟，又一趟一趟地把空啤酒瓶从房间里拿出来。
老外很吵，从他们的嗓音里发出了我不懂的音节。我想上去帮忙，他几乎是表情冷漠地拒绝了我。
他们一直吵到很晚，晚些的时候，罗文拖着一个老外出了房间。我闻到他身上的酒味儿和狐臭。味道大得惊人。老外高出罗文不少，他只能吃力地架着他，脑袋从老外的腋窝下伸出来。老外半醉不醉，嘴里含糊地嚷嚷。这次我听懂了，他问厕所在哪里。
我要上去帮忙，罗文再一次拒绝了。他的反应让我非常惊诧：他尽量让我离老外远一些。仿佛这些老外是他的私人物品，我没有资格碰触。
我看着罗文一点一点把老外扶到厕所。
后来响起了音乐，我不记得罗文还有音响。事实上，他房间里既没有网线，也没有电脑，几乎没有任何现代设施。等老外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了。“罗文！”我听到他们用古怪的普通话喊着，“罗文，罗文，好人。”
第二天早上，罗文来到了我的房间。
“抱歉，昨天没顾上你。”
他的两只手插在裤子的口袋里，看上去显得很自然。
没关系。我跟他说。
“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罗文说。
“你跟我说过了，我看过你们的照片。”
他有些尴尬了，没话找话地说，你今天不上班吗？我回答说是周末。他点点头。半晌，我问他老外是哪里认识的。他似乎如释重负，跟我说是留学生，一边说，一边坐了下来。我们又闲聊了几句。
“其实，我最近在考虑移民。”
“移民？”我惊诧地问。
“在国外写作才更自由，你明白吧……”
他言辞闪烁地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
我问他钱从哪里来呢？他用以往那种微弱的厌烦的表情说：“只要你想，总会有办法的。”他是如此的自信，听他这么一说，移民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随随便便就能做到。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像是看到了什么非常遥远的事情。我知道他已经不在这里了。
那段时间，我开始谋划搬出地下室。
我认识了公司一个女孩，老家是河北的，已经在北京工作一年。每天，她都要催我快交稿子，好和对付客户。时间长了，我决定约她出去，她答应了。
我们吃了晚饭，她单穿一件薄薄的浅紫色外套。令我意外的是，她是个读书迷。她给我展示了手机里存的书单，其中有一半我读过，一半没有。饭后，我们沿着路边走。路过万达广场，从地面上喷出了长长的喷泉。
她脱了鞋子，光脚走在地面上。
“你会跳舞吗？”她问我。
她走在喷泉中间，手背在身后，走起了舞步。水花从她周围四处溅落下来。她示意我一起，我很紧张，生怕水弄湿衣服。我咽了口吐沫，到底把手放在了她的腰上，她没有拒绝。晚上，我送她回了家。
她和另外两个男生合租了三室一厅。来北京三四个月了，我头一次进入一个女孩的房间。床看上去干净舒适，铺着糖果色的床单。床上摆着一头布偶熊。窗外，一盏路灯闪着昏黄色的光。
从隔壁传来了电脑游戏的声音。我问她，在这住方便吗？她说还好。“你看到外面那盏灯了吗？”我说看到了。她说，她最喜欢这个房间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象。过年下雪的时候，灯光昏黄，雪簌簌地落下来，非常美。在那个时候，会感到自己有一丝微弱的自由。
我不由得想起了在地下室，看着窗外的罗文。
“我会想到自己是在北京。”她看着窗外，慢慢地说，“北京，这个词汇包含了我对自由的所有向往和畏惧。无论如何，我喜欢这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留下来。”
她告诉我，隔壁的男生马上就要搬走了，房租一个月一千四。
“你愿不愿意搬进来。”她的眼睛看着我。
我立刻答应了。
5
但先离开的人是罗文。
“我要搬走了。”他对我说，“这里太喧嚣。”
他告诉我，自己在五环以外的郊区找了个地方，已经交了一年房租。“你不感觉北京也没什么意思吗？”他问我。我问他哪里来的钱，他的回答让我感到震惊。
“北京有很多大学，你知道吧？”他说，“有些地方会做一些药物测试什么的。你听说过吧？”
“你做了测试？”我瞪大了眼睛，“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
“一般不会有事。”他淡淡地说。“大不了吐几次。”
我有点揪心地看着他，劝他找份正当工作，他拒绝了。晚上，我再次劝他。他显露出一种混杂着不屑以及捍卫尊严的神情。
他伸出手，五指像一道墙一样挡在我面前：
“你不必再说了。”
临走之前，他把一堆书撂在了我的房间，自己只收拾了一个行李箱和一个背包，那是他所有的东西。我看到他最后把老外的合影放在了箱子里。我说送他过去，他再次拒绝了。
“多谢，不必了。”
但他没有拒绝我送他到地铁。站台上，他像是跟我做永久告别似地握了握手：
“祝你生存顺利。”
“祝你生活成功。”
我回到地下室，从罗文房间钻出嗖嗖的凉气。哪怕是已经搬走了，他的房间依然一尘不染，整洁的要命。我走进去，打开灯，一整面墙壁的字已经撕掉不见了。
我坐椅子上，像当初他所做的那样看着窗外，只看到空荡荡的路面。路灯绿色的灯罩让人想起警察的帽子。已经是秋天了。
一个星期之后，我和公司那个女生一起搬了家。“这些书都是你的？”她惊讶地问我。我告诉她是一个朋友的。我们足足运了五趟，才把所有东西运回了新家。在北京，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房间。我把罗文的书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起，像他那样垒成了一座城堡。
没过多久，房子里另一个男生也搬走了。我们一起买了简单的家具，她买了不少绿植，养了一只猫。房间一点一点的装扮起来。那时候我觉得，北京生活算是真正开始了。时间离我住进地下室已经过去了九个月。
后来，工资涨了一次，我俩收入加起来有一两万块。我们开始盘算着出国旅游。她为去欧洲还是美国犹豫了很久，“毕竟读了那么多小说，还是先看看巴尔扎克的故乡。”我最后做了决定。
我回家办了护照，她之前去过日本，早就有了护照。之后开始存钱，我不想花她的钱，只有耐心再等待一段时间。我们周末就一起去餐厅吃饭，偶尔去看话剧。罗文的书被重新放在了书架上。
有些晚上，我打开窗户抽烟。烟和冰冷的空气混杂在一起，让我放松。北京的夜晚，说不出来，总觉得和别处的不一样。夜幕里亮着千千万万扇窗，我知道每扇窗后面，都有一个正在期待的人。
偶尔，我会读读菲尔丁的小说，读梭罗，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但再也没有第二个“思想者”出现。直到后来，他在微信上联系了我。
时间又过去了九个月，我已经又搬了一次家。
“最近怎样？”他问我。
我说挺好，问了他的状况。
“来我这看看吧。”
女友问我他是谁，我告诉她，这是一个思想者。
周末，我坐上了地铁。按照他给的地址，坐到了最后一站。出站后，又走了十分钟，到了一个公交站。在一个荒地旁，十几个人和我一起等着。车来了之后，一头向更远的郊区驶去。
公路两侧出现了成排的平房，都是红砖建造，看上去坚固结实，泛着淡淡的尘土的白色。杨树肃穆高大。一条排水渠在公路一侧时隐时现。公车每次停靠都有人下车，却未见有人上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我不禁产生了自己是否还在北京的困惑。
两个半小时后，终于到站。一个看上去非常宁静村庄。村口的空地上聚集着几个老人。狗垂头丧气地趴在一旁。原地等了三分钟，罗文从一条水泥路中间出现了。
他身上裹着一件看上去相当厚实的外套，头发还是短短薄薄的一层。在厚实的外套下面，穿着一条运动裤，一双蓝色的凉拖鞋。脚是光着的。看到我后，他伸出手扬了扬。我们拥抱了。村口的老人往这边看了一眼，然后默默把头转了回去。
他给我带路，我们各自说起了近来的状况。让我欣慰的是，和预想的不同，他看上去更加开朗，或者说更加自信了。“xx大学新校区就在这，我经常去跑步。”他跟我说。我把《菲尔丁小说集》从包里掏出来给他。他笑了一下：“你不用还我了。”我有点困惑地看着他，他解释说：“对我来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
他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是一个养殖场。最里面一排是用来居住的平房，两侧都是长长的灰瓦房。他指着瓦房介绍：“动物农场。”罗文告诉我，以前这里出租给一个农业大学，饲养试验用的动物。之前养过猴、鼠、猫，还有各种家禽。现在已经荒废了，重新翻修之后租了出去，仅有的动物是一只猫。
“还有一只神奇的生物，晚上就能看到。”罗文眨眨眼睛。
罗文住在平房里的一间。和之前的房间一样，整洁、干净。书又堆积了很多，说是网上买的。我没有看到墙上有字，但书桌上依然放着一本摊开的白纸。大概在见我之前，他重新翻开了一页新的。黑色的笔和墨水在一旁。除此之外，我嗅到了消毒水的味道。
休息了片刻，他带我四处闲逛。我想起了试药的事，问他身体有没有不舒服。他说没事，也就吐了几次，然后把身上的衣服又紧了紧。我觉得他穿得有点太厚了。他推开一扇瓦房的门，我看到了地上散落的几个铁笼子。“只有这一间还剩着这个，别的都已经租出去了。”我问他都租给了什么人。
“懒人。”他指着其中一个房间说。房间的窗户全用纸糊了厚厚的一层，纸被晒得不成样子，惨兮兮地泛着白色和黄色。
“那里面住着一个人。我来这快一年了，才见他出来一次。听房东讲，他在这住了三年。不知道在干什么。”罗文说，“没准也是个思想者，正在写一部伟大著作。”听了他的介绍，我倒是产生了一种毛骨悚然之感。
我们沿着村庄慢慢走，他告诉我，附近还有一所高中，周末的时候，经常有女学生翻墙出来玩儿。他脸上显示出得意的神色，似乎又想告诉我一点什么新鲜事，但最终打住了。我说这里实在太偏僻了，我怀疑是不是到了河北。
他哈哈大笑起来：“北京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大，几年之内，我不打算再去市区。”“那你要干什么。”“一个人二十多岁的时候，是要留下来点什么东西的。”他的眼睛看着我，闪闪发光。我那时候知道了，他肯定正在写什么东西，他野心十足。
傍晚，我们在院子里搭了个桌子，面对面吃饭。房东给我们找来了两个板凳。那是个神色严峻的老头，一头硬茬茬的白发，他看着罗觉，不停地叹气，罗文笑着把他推开了。我们摆了两个凉菜，炒了三个热菜，一件啤酒，一边聊天一边喝。天色逐渐暗淡下来，院子里亮起了一盏大灯泡。
干掉两瓶啤酒之后，我试探着问罗文需不需要借一点钱。他一开始没有讲话，过了片刻，说可以。我笑了起来，他说可以的时候，我有一种放心的感觉。我跟他说，他没必要这样折磨自己，工作也是一种生活。他冷笑起来。
天色越来越黑了，灯泡有些刺眼。“你看。”罗文指着灯泡说。我看着灯泡，它看上去至少有一百瓦。院子里的每一个细节都照得黑白分明。罗文有一半脸是黑暗的，另一半则白得吓人。“看那儿。”他说。我再次朝灯泡看去。就像当初在地下室路口的路灯一样，几只小虫围着灯泡飞舞。然后，像是突然冒出来似地，一只巨大的飞蛾冲灯泡扑了过去。
飞蛾比我在地下室见到的还要大，像一张人脸。它奋力地挥动翅膀，让自己肥胖的身躯一次又一次地扑打在灯泡上。伴随着每一次扑打，金色的粉尘挥洒起来，把灯泡四周弄得一片弥漫。灯光变得昏暗、摇摆。我觉得整个院子都在摇动。
大蛾的翅膀被光线照得半透不透，我看到了四只巨大的眼睛。上面两个小一些，下面的一对大得吓人。眼睛有着金黄色的轮廓，中间的眼珠则是黑色的。随着翅膀的扇动，四只眼睛像是在轮流眨着，看上去像一张诡异的面具。
“它每天晚上都来这，第二天早上就消失。”
我有些恶心地看着它，它太大了，大到令人发毛。一些粉尘挥洒下来，飘荡在院子里，其中一些撒到了饭桌上。一次性塑料杯里的啤酒上，斑斑点点地落了一层。金黄色的酒在微微发颤。似乎那些粉尘是活的，正在酒里颤动，挣扎。
“干了。”罗文说。我说喝就喝，和他一起喝了个见底。他笑着说好好，你应该来这生活，扔下你的狗屁工作。我们丢掉了塑料杯，直接就着酒瓶喝。粉尘也落在了饭菜上，我们用筷子把饭菜扫了个干净。罗文举着酒瓶，有些狞笑地问我：
“你说，这笨蛾子，整天晚上没命地瞎扑腾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就是太笨了。飞蛾扑火，它连什么是火都分不清。太笨了，连电灯泡和火都分不清。”他哈哈笑起来，“笨蛾子，但愿它早点被活活烫死。”
在空旷的院子里，罗文的笑声格外扭曲。我意识到，他笑的有点太多了。记忆里，他不笑的时候就只有让我拉黑沈琪那一会。他自顾自地笑起来，像是在嘲笑我，也像是在嘲笑他自己。他笑得都喘不上气了。他咳嗽起来。
大蛾的粉尘落在了他的头发和肩膀上，很快积攒了厚厚的一层。他的脸也变成深灰色了，从两颊上扑簌扑簌地往下落灰，撒了一桌子。他猛烈地咳嗽着，啤酒掉落在地，“砰”一声摔得粉碎。他还想笑，嘴巴兀自长得很大，像是吸了一口不存在的空气。他的两只手拄着桌子，桌子震动起来，一片狼藉。罗文往后一仰，倒了下去。
我赶紧过去扶他。他的脸和脖子抽搐着，大口大口地喘气。我把他的扣子解开，里面钻出来一股难闻的臭气。外套下只有一件白色长袖，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发黑的血斑。等我把整个外套扒下来，才看到他两条胳膊下面都变黑了。
我撩开那件血衣，他身上，肚子上，胳膊下面，全长出了一层毛茸茸的东西，像羽毛不像羽毛，摸上去一手灰。我都快吐了。他大概用过什么东西把那层灰刮下来，流了血，皮肤上结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痂……
我慌了，大声叫了房东。房东跑了过来，我打了120。我大声地问房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怒声骂了一句，丫的自作自受。罗文在地上打起了滚，他的嘴里哆哆嗦嗦的喘着气，地上的尘土被吹了起来。从他的嘴里含糊地冒出了一连串话：
“五十万，五十万，五十万……”
村子被惊动了，没过一会儿，院子里站满了人，狗在狂吠。人们大声嚷嚷，村委会，找村委会。有人说找村委会有屁用，赶紧送医院。又有人说，白醋浇浇，该不会是传染病吧。这句话让所有人都害怕起来，我很快被拉到一边，人群中间空了出来，只有满地的酒瓶、摔碎的碗碟。在酒瓶中间，罗文发了疯一样挣扎、打滚，灰尘漫天。
晚上，他被送到了附近县里的医院。我一直跟着他，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沈琪，给她打了电话。当时，有实力救罗文的只有她了。她很快赶了过来，第二天，罗文被转到了另一家医院。在医院，我最后一次见到了罗文，他躺在隔离病房，头发被剃光了。他的病历卡让我惊讶，那上面写着：罗文山，十九岁。后来，我只是听沈琪说，他被转移到了精神病院。
那是我最后一次知道罗文的消息。
6
“你跟我开玩笑呢？”朋友盯着我问。
“我跟你说了，这事太离奇。”讲完这么长一段话，我有些疲倦，从杯子里喝了一口威士忌，酒精纯净温暖，让人放松。
“你当个笑话听就行。”
“妈的，他不是说他上过大学吗，怎么只有十九岁？谁把他送到的精神病院？”朋友突然破口大骂，浑身颤抖。“你骗人！十九岁大的孩子你看不出来？他的小说呢？长篇呢？他写的东西呢？”
我说你冷静下，他的东西被房东烧掉了，说太晦气。
“王八蛋！”他站起来大骂，手里拄着威士忌的酒瓶。我看到他的手也在哆嗦。
“你没拉黑那个沈琪，是吧？你还有她的电话，是吧？你现在的对象好像不是你说的那个公司女生，是吧？”他的声音都有些嘶哑了。
我说你喝醉了，说什么胡话呢。
“你刚在北京买了房子，我没说错吧？就凭你，买他奶奶个腿！”他越来越激动，话越来越多。
我掩盖住嘴角的微笑，否认了这件事。
他喝醉了。我跟旁边的围上来的人解释，喊他们帮我拉住他。他很快被几个人拽住了，酒瓶卸了下来。我掏出五百块钱给老板结了账。不用找了，帮忙叫辆车，我跟老板说。“滚，王八蛋，我不认识你！”朋友还在大骂，一只鞋子从他脚上踢飞了，“龌龊！我不认识你！”
我用手拍了拍他的脸说，你清醒点，自己说什么知道吗？我也有点生气了。他竟然这么说。虽然十几年交情，但他现在只是一个副科，竟然连我都敢骂？我劝他回去醒醒酒，明天趁我回北京前，给我道歉。
我们一起把他塞进了出租车。我嘱咐司机，快点开，趁他没发疯之前，把他送回自己的新家。
2017.3.10，拉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