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春节期间，网上出现这样的一条新闻：两名男子相约在春节拍一组“值得纪念”的合影照片，地点选定的是南京紫金山抗战遗址。为此，两人做了充足的“功课”，在网上购买了二战期间的日本军服，终于在2月20日大年初五那一天“心愿得偿”。真是难为他们了，日本人现在一直想做的事儿让我们自己做成了，而且做得很心细，他们不止买了一套军服，也不止一套动作，整套照片够得上写真的标准，此事在网上曝光后引发了无数网友的愤慨。他们拍照的邵家山是80年前南京保卫战的主战场，1937年12月，日本第十六师团主攻紫金山，中国守军在这里进行了四天四夜的殊死搏斗，血洒疆场，12月12日紫金山失守，次日南京城被攻破，后发生南京大屠杀……这两名男子一个25岁，一个22岁……
这样的事情在任何国家都是触及底线的，在欧美人们可以随意攻击各种政策，但不能堂而皇之地大肆宣扬纳粹形象，在日本，靖国神社、广岛长崎核爆遗址也不容任何日本公民在那里穿着美军军装合影留念。当然，上面说到的事情只是个例，然而任何事情都是蝴蝶效应的边际，我们的城市灯火辉煌，我们的消费荡气回肠，我们的春节欢天喜地，只是我们自己在心里会时不时觉得空荡。在中国风成为一种时尚的今天，到底什么是国风，如何传承我们的国风，如何让我们的国风有些精神，如何让我们的精神不再迷茫到在祖辈抛洒热血的地方拿着“武运长久”的旗子摆拍，这是当下这个时代需要的一次集体叫魂。
古人说“正本清源”又说“源远流长”，无论是哪个民族，无论是哪种文化，其民族精神往往源自各自的神话传说。按照神话学的注解，神话是原始人类对周围世界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原始解释，它用虚幻的想象和夸张手法，采取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来反映人类战胜自然的愿望。那么，神话在形式上虽然天马行空，但其内核却是一种完全现实的意识形态特质。在每个民族最初的时期，先民在面对自然时的态度和愿望会逐渐形成某种意识形态质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一种文化质，进而产生一种精神的“场”，一方面聚合当时的先民部落，另一方面就仿佛一种基因向后代传承。因此，我国神话学的泰斗袁珂老先生才说：“神话是非科学的，但却联系着科学的幻想和虚构，本身有多学科的性质，它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现实并对现实采取革命的态度”。
也许，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袁珂老先生才会在极为繁重的科研工作中特地拿出精力写了《中国神话故事》和《中国传说故事》这两本书。这两本书比起老先生的《中国神话传说》、《古神话选释》、《山海经校注》等著作自然是极为简约的，盖因袁先生最初的目的是为让中国的青少年了解自己的神话传说，老先生为此做了耐心的删减。此外，老先生还专门作序《献给少年读者》，“谨将这两本小书呈献给亲爱的少年读者”，建议少年读者“如果想要了解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不妨先从神话传说这个角度去做一些涉猎和窥探”，而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侧面，“一个可以显示精神实质的比较重要的侧面”。在此，我们不难看出袁珂先生的殷切用心，也能印证老先生关于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和民族精神关系的论证，即神话传说代表着一个“可以显示精神实质的比较重要的侧面”。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我们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展示着一种民族精神的实质。盘古开天辟地、后羿射日、鲧禹治水这些神话故事，主要是反应上古先民对于拥有自然力甚至战胜自然力的气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神话故事则表现了他们探索自然甚至挑战自然的强烈愿望和持之以恒、不畏艰险的精神。而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往往还带着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即神话人物很多并不以自己一生一世的时间为限制，“舍生造化”的情况经常出现，如夸父倒下后变成的桃林等，这其实是我们民族泽福后代，自甘吃苦的精神源头，更是我们民族强烈的家族子嗣意识的最早萌芽。因此我们才说，目前世界“民族精神的最集中、最本色的闪光，是民族文化最悠久古老、最顽强健壮的生命之根，也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
《中国神话故事》中基本涵盖了上述盘古、后裔、夸父等故事，而在《中国传说故事》中则从启夺取伯益的王位写起，包括武王伐纣、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子路杀虎、荆轲刺秦等故事。既然我们的神话故事有着这样的教化功能，那么袁珂先生为何要在这套书分裂出单独的传说故事呢？最初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老先生既然要将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别是精神之源介绍给青少年读者，那么必然想尽量全面，所以一直将时间延续至秦末汉初。而且，虽然神话和传说有着一些区别，但很难把两者截然加以划分，“往往是神话当中有传说，传说当中也有神话”。更为重要的是，夏代之前的神话时代与夏代以后的传说时代彼此交融，共同开辟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源。神话中的民族精神在传说中得以延续和固化，比如精卫可以填海，那么荆轲便能刺秦，那种持之以恒的对自然进行征服的执着精神终于发展为不畏强权的悲歌情结，故而神话故事之外，我们仍然需要传说故事的延续和补充。
那么，我们接下来自然会想到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袁珂先生要在这两本书中向国家的未来继承者们介绍怎样的民族精神呢？从老先生选择的神话和传说故事中，我们是可以感受到他想要青少年传承的民族精神的。在两本书中，“女娲补天”和“后羿射日”的篇幅是比较重的，特别是后羿的故事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系列，从为民射日写起，而后写至后羿继续为民除害，就是除掉以猰貐为代表的恶禽猛兽，当后羿千辛万苦替人们除去了七桩大害的时候，却因为得罪天帝被贬下人间，从此开始了嫦娥奔月，与宓妃的相遇相离，直至被徒弟逢蒙所杀的悲剧之路。不管是女娲补天还是后羿射日，他们所面对的灾难是极端的，这些极端化的灾难是中华民族先祖当时所面临所有灾难的浓缩。虽然我们的祖先将希望寄托在神话中的英雄神身上，实际上其实是先民在憧憬一种成功的反抗，这与其他古文明神话中祈祷众神和与神妥协共治是很不相同的，中华民族在骨子里的“源”是坚韧不屈、顽强不息的。
当然，任何的民族性格或者民族精神都是复合式的，中华民族同样如此。在坚韧不屈和顽强不息之外，我们能够感受到很鲜明的舍生取义的特质，或者说在古代先民的价值体系中早已萌发了“轻生死，重大义”的特点。前面提到的女娲和后羿的神话都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展开的，后羿的死虽然貌似是死于人性的背叛，但其根源还是因为他射杀的太阳是天帝的儿子，当其毕恭毕敬为天帝奉献野猪肉的时候，天帝直言自己想到的只是死去的儿子，所以才有了将后羿贬下凡尘之举。而女娲补好天地，为人类做完了她能做的一切工作之后，她选择的“休息”就是我们后世称之为的“死亡”，大荒的西方还有一处原野叫做粟广之野，那里有十个神人，名叫女娲之肠，那就是女娲的一条肠子变化而成的。
可以想见，在我们的血液里是更推崇一种充满悲壮感的英雄的，这样的余响反映到后来由神话过渡到的传说上就更加明显了。一心辅佐周王的智者苌弘被恶人陷害，最终被车裂而死，蜀国的人哀怜他死的忠烈，偷偷将他在刑场上喷洒的鲜血收藏在匣子里，埋在地下，三年后打开发现匣子里的血都化作了晶莹的碧玉，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忠臣热血，三年化碧”。这种充满悲壮感的英雄情结又是与我们祖先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虽然华夏大地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早摇篮之一，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上古中国的自然环境无疑是多样化的，同时也是不可捉摸和灾难频发的，比如我们的母亲河黄河虽然浇灌了先祖们的沃土，但却因为改道等各种原因时常泛滥。在这样的情况下，屡屡遭遇的天灾在中华民族先民的心灵深处投下了阴影，从而使中国神话萌生出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较大地中和了我们民族性格中的阳刚，让中华民族的性格特质变得含蓄沉稳。
当英雄主义的精神元素遇到含蓄沉稳的民族特质，这其中将催生出一种悲壮，这种悲壮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慷慨赴死”，而是独具我们国风的“从容就义”。在我们的文化中，更推崇一种历史使命感，更认可一种默默的付出，如果要选择，我们的祖先不会选择如流星划过天宇，他们会选择沧海桑田和海枯石烂，而这种选择事实上已经让我们在遥远的上古就具备了如今备受推崇的日本的物哀和侘寂的悲情美学特征。从献身的神农、鲧、禹身上，都不难发现这种由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产生的沉重的压抑和忧患。想那神农被称为我们的农业神，为解决“人民众多，禽兽不足”的矛盾，他教人类播种五谷，并发明农业工具，开创了农耕时代。然而，人们更多的还是因为“神农尝百草”而为之倾倒，神农是我们的医药神，为救人民“多疾病毒伤之害”，他“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曾经一天之内中毒七十余次，最后因误吃了一种有剧毒的花无药可救而死。
英国神话学家凯伦•阿姆斯特朗在其《神话简史》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人作为精神动物，始终追索的意义何在？”他谈了一个例子，狗并不因为它们身为犬类而烦恼，不会为生活在别处的犬族的生存状况而焦虑，更不会换一个角度来体察生命，但人类却很容易陷入绝望之中。因而，仿佛某种保护机制的开启，人类从一开始就创造出各种神话，把自身放置于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中，用潜意识中更丰富和强大的自己，让我们恍然觉得，在所有的绝望和无序背后，生命还有着另一重价值和意义。所以，神话传说虽然反映了人类初期的一些意识形态，然而却是每个民族的精神的源，它在一定程度上能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不管是人性还是民族精神，它们从来都没有彻底消失，而是继续影响着人类的发展，对任何一个民族和文明来说，神话传说不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更是关乎血脉延续的大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袁珂老先生用一生的实践选择了独具国风的英雄情结，那是神农氏一般的默默付出和浑然忘我，因为“让民族血脉延续”的使命感让他感觉自己真正与中国神话传说融为了一体。袁珂先生其实更像中国历史上的“传者”，很有些史官秉笔直书的气节，这种气节主要体现在当年老先生对西方神话学界的反击。上个世纪曾经有过一段非常长的时间，西方学界一直叫嚣“中国是一个没有神话的国家”、“中国的先民在思维发展特别是想象力成长方面远逊于西方文明”。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像很多当代神话学学者所说，袁珂先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为中国神话正了名。老先生早在1950年便完成了中国神话研究史上的第一部神话专集《中国古代神话》，这部书引用的资料达到上千条，从各类古书中将零散的神话传说熔铸成为一个整体，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勾勒出了中国神话的发展轨迹与大致面貌，也是反击中国神话“贫乏说”的里程碑。1983年，袁珂先生在《中国古代神话》基础上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增补修订，字数增至60万字，易名为《中国神话传说》。
“传者传也”，袁珂先生从来都将中国神话传说的传承当成一件大事，所以他要把自己的神话传说研究成果同时“献给少年读者”，为的是“或许可以增加一些你们的自豪感和奋斗努力的信心”。袁珂先生从来不将自己的研究当成赚钱的工具，从来不将学术的攀登当成比武的擂台，因为“传者仁心”，他关心的是从前的遗产我们是否继承了下来，当下的学问我们是否认真研究了起来，未来的青年是否真正成长了起来，而这种“传者仁心”在现实中需要的是极大的付出和忘我。
繁华何须在我，功力必不唐捐。
曾任四川大学校刊室编辑的谭洛非教授，是这样回忆1956年袁珂来川大借住做研究的情形的：
“虽然袁珂当时才40岁，但已是头发花白，他借住的小屋里，塞满了书架，书架上一天天增加着线装书和其他古旧书，他总是在昏黄的灯光下，埋头查抄资料，不停地写作。偶尔看到他打饭回来，也是一碟小菜，两个馒头。既无鸿儒相访，亦无白丁打扰，大概每天总要搞上十四、十五个钟头。”
直到生命的尽头，袁珂先生仍然执着于中国神话传说的研究，其子袁思成回忆：
“我和姐姐亲眼目睹已进入耄耋之年的他是怎样密切配合医生接受手术切除瘤块的治疗，忍受折磨和煎熬，从不呻吟，眉宇间显示出神话中英雄人物般的气概。父亲病况只要稍有缓和，便立即出院，回到家里，一边养身子，一边继续执着地钻研神话，不断有新书推出。”
袁珂先生一生生活简朴，在人生的最后几年，老先生却提出要捐献他积攒40多年的全部稿费10万元和家中数千册珍贵图书资料来支持学术研究……
蛇形的面孔千篇一律，独立的灵魂万里挑一。这个春节依然欢乐祥和，但人们还是觉得年味儿好像仅仅停留在电视里，以前的春节叫做过年，如今的春节仿佛只是一个长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依然收视火爆，但人们还是感到不如前两季有味道了，以前的传统叫做传承，如今的传承好像只是在传着一个可以赚钱噱头。孔子学院在全世界遍地开花，中国风类型的歌曲井喷般涌现，汉服女子经常出现在娱乐头版，但总是让人在说不清道不明中觉得还是缺了点儿什么。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春节来临之际，当两位中国青年身穿日本军装站在紫金山抗战遗址欢天喜地地合影留念时，我们突然意识到了些什么，无需圣母心般的一味纵容，也无需金刚怒目般的喊打喊杀，我们需要的也许只是一点点冷静的反思和实际的行动。而这也是以袁珂老先生为代表的无数“仁心传者”毕生的心愿，毕竟在这个以神农大禹、伯夷叔齐为神话传说的古老国度，我们其实并不缺少国风的魂魄和民族精神的基因。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