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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为何打不过刘邦?

方琢月  · 豆瓣  ·  · 2020-01-23 12:30

历史的成败,在后人看来,似乎总是一目了然之事。例如刘、项之间的胜负,通常总结起来,便是“用人”二字的差别。这类答案,不唯迎合了“以史为鉴”的传统史观,也颇为适合拿来当现在的成功学案例。其所强调的,不过是当事人各自的主观态度。刘邦确实能用人,但用人需要有资本,有条件,否则人才何以甘愿为他所用?项羽确实自负横ji强,迷信武力,然则毛主席也说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很多时候问题需要靠武力才能解决。在灭秦的过程中,项羽的武力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力取和智斗之间,应该还有一种比例,一种均衡,使得刘邦最终能够扭转形势。

有趣的是,不管后世说刘邦是怎样具备帝王的特质,但在刘项的争雄过程中,刘邦三番五次被项羽所败,几乎是仅以身免,最后又咸鱼翻身式地活过来了。例如在鸿门宴上,刘邦完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处境,靠拉关系逃过一死。在彭城之战中,刘邦有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汉军尸横遍野,睢水为之不流。他本人仅在数十骑的掩护下狼狈脱逃。在逃亡途中,刘邦还数次把自己亲生的儿子刘盈(后来的汉惠帝)和女儿推下车去,好让马车跑得快一点,可见其惶急的程度。在荥阳之战中,刘邦靠纪信当替身吸引项羽的注意力,得以与数十骑逃窜出城。项羽攻克荥阳之后,又围刘邦于成皋,这次刘邦又靠与夏侯婴共乘一车才脱身。在广武他又差点被项羽一箭射死。以上五次险境只要有一次不够幸运,就不会有日后开辟西汉王朝的汉高祖了。这个故事太传奇,因为刘邦是那样的接近失败,而他的对手则是那样的接近成功。连刘邦自己也觉得他运气太好,如有神助,他晚年病重时还对医生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史记•高祖本纪》)他相信自己有天命护持,不肯医治,终于因此而死。

反观项羽自钜鹿一战,震惊天下,此后势如破竹,灭秦、平齐、围汉,所向无敌。在垓下之围前,凡是由项羽亲自领军的战役,可以说从无败绩。他自己也曾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史记•项羽本纪》)。清代才女李晚芳评价说:“羽之神勇,千古无二”,(见《李菉猗女史全书•读史管见》)恐怕也不算过誉之辞。当时的韩信就形容过项羽的威猛:“喑噁叱咤,千人皆废”(《史记•淮阴侯列传》)。可见这位西楚霸王身上有着辟易千军的气概,常令敌人心惊胆寒甚至不战自屈。《汉书•陈胜项籍传》中有记录一件事情,可说明韩信对项羽的印象并非他独有的感觉:楚汉双方在广武对峙时,刘邦手下有个楼烦武士箭法高超,数度射杀项羽手下的勇士。项羽大怒,亲自披挂挑战,娄烦武士举弓欲射,项目瞋目一声大喝,吓得他目不能视,手不能发,躲入墙中,再也不敢出来。《三国演义》中张翼德三声大吼吓死夏侯杰的故事,兴许便是取材于此。这样一个无敌之人,数次几乎至敌手于死地而不成,最后居然一败涂地,难怪在死前,他也像刘邦那样想到了苍茫神秘的天意:“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项羽之自刎乌江,或者不仅是无颜见江东父老。项羽是不败的,他太高傲了,从破釜沉舟的那一刻起,他便不许自己败,更不能容许败在他所轻视的刘邦手里,因此只有自尽的霸王,没有战败偷生的霸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项羽如能读到这千载后的诗句,想来会引李清照为知音了。

史籍所载,对于楚汉成败,当时的人有过三种总结。刘邦得天下之后,曾询问群臣何为是他而不是项羽得了天下。高起、王陵首先出来总结说:“……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这番分析的要害在于“与天下同利”,即刘邦比项羽更懂得分配利益,人们觉得有利可图,便乐意为他效劳,这确属事实。刘邦得天下后,不但大封功臣,而且将大量土地赐予跟随他打仗的将士。据有的学者研究,受到赏赐的军功阶层及其家属,占到了当时全国总人口的20%,而这些人所获赏的土地,也占到全国耕地总量的40% 之多。(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他在晚年的诏书里也自称:“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汉书•高祖纪下》)战争给许多人带来巨大的利益,而这利益的合法性均源自于刘邦,于是得利者当然要拥戴他。

对于这个说法,刘邦本人也是认可的,但他随即补充了一点,这就产生了第二种总结。他说: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能力都远胜于我,“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知道自己无能,便懂得看别人的长处,懂得识人才,用人才。刘邦看人很准,但他出身粗鄙,其实并不如何尊重人才。他喜欢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一边洗脚一边接见郦食其,而且特别爱骂粗口,“与人言,常大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魏王魏豹原本投效于他,最终又叛汉降楚,魏豹对前来劝降的汉使说:“今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史记•魏豹彭越列传》)人才之所以追随刘邦,主要不是因为感觉受到尊重,而是由于有利可图。因此,懂得认识人才、使用人才只是他个人特质的一部分,更主要的是,他懂得通过人才获得利益,反过来又用利益笼络人才。

至于第三种总结,就是另一个当事人项羽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天之亡我”。这个说法,太史公是很不赞同的,他认为项羽至死不悟,不懂得反思自己的错误。从客观的形势来看,确实是如此。但从项羽自己的角度来看,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他几度差点将刘邦置于死地,就像捉泥鳅,明明已经抓到手上,最后却总被他滑脱而去,回想起来,自然是岂有此理混蛋之极。从另一角度看,刘邦得天下确有天意。一方面是他运气太好,另一方面,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时中国正好处在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其发展的大趋势,是人力不可逆转的,这也是另一种天意了。

把项羽和刘邦做一比较,会发现他们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两类人。项羽乃楚国大将项燕之后,从血脉上讲,是六国的贵族,他心中始终有种复国情结。因此他灭秦之后,自己并没有做皇帝,而是将天下分为十八个国家,这即代表他心中所向往的秩序,是回到战国争雄时的格局,甚至是回到西周时遍地分封的局面。而当时的历史趋势,则是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因此项羽完全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刘邦则不同,他无赖出身,属于游侠一类的人物(《史记》中沛公常被称为“长者”,按日本学者增渊龙夫的说法,长者是当时对能恪守游侠原则的人的一种称呼),不懂过去的传统,对于天下原来是怎么样,既不清楚也不关心,所以便能跟着当时的潮流走。他得天下以后,除了为确保刘氏江山而封同姓王之外,执行的是秦朝的已经建构了的郡县制。郡县与封建的区别,在于封建是将国土分封给众多贵族,而且是世袭的,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共主。郡县则是皇帝委派官员管理国土,而且是不能世袭的,如此权力便集中在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手中了。至于官员的任免,同样也打破了出身的垄断,更有可能唯才是任。封建对传统贵族有利,而郡县则对皇帝和平民有利。因此刘邦善于用人而项羽则不行,不独是个性的差异,也是由他们出身的不同所决定的。“善用人”这一结论的背后,隐藏着当时普遍的历史现象,即平民力量的不断活跃。

刘项二人的作风也是迥然有别。前面已说到刘邦是无赖的做派,乃至“素慢无礼”,“拜大将如呼小儿”。(《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羽手下的猛将英布被刘邦的辩士策反,前来投奔刘邦,结果发现刘邦一屁股坐在床上,一面洗脚,一面接见他,英布见状狂怒,顿时后悔投汉,甚至想自杀,由此可想见刘邦给人的印象是何等粗鲁。项羽则不同,“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同上),举止颇有风度。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刘邦憎恶儒生,乃至见到儒生便要羞辱一番。项羽曾被封为鲁公,而齐鲁乃是儒家文化的中心,据《史记》载,项羽死后,楚地纷纷降汉,唯独鲁拒绝投降,欲为项羽殉难。直到汉军将项羽的人头拿过去,鲁地的人才肯降。可见项羽颇受儒生爱戴。因此刘项之争的背后,暗藏着平民与贵族两大社会阶层的斗争。

春秋战国漫长的时代里,一个主要的历史趋势,便是君权的集中和平民的上升。君主要成就王霸的事业,不得不借助平民中的贤士,而平民想要获取利禄与地位,亦需依附君权,二者自然会越走越近,而他们共同的敌人,则是封建制所留下的贵族阶层。这种趋势最终造就了刘邦这个历史人物——他既是平民也是皇帝。他手下的一众功臣,除了张良是韩国宰相的后代之外,也全都出身社会底层,这即是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谓“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至于项羽和田横,则属于贵族最后的精英分子,巧的是,他们两都是自刎身亡的。或者他们在潜意识里,已感觉到属于贵族的时代一去不返,而他们在秦汉历史舞台上闪耀的光芒,则是封建贵族最后的挽歌。在这个全新而陌生的世界里,不会再有他们的位置了,所以他们选择了有尊严地离去。

不妨把刘项二人与后世同样是争天下的曹操和袁绍做一比较。《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曾记载荀彧对二人的看法:“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曹操出身寒族,父亲是宦官曹腾的养子,属于“赘阉遗丑”,他信奉的是赏罚分明的法家,因此能够打破陈规用人唯才;袁绍出身“四世公卿”的汝南袁氏,重视名教家世,故其为人“繁礼多仪”,“外宽内忌”。因此曹操和袁绍的故事,同样是寒门和贵族之间斗争的一种表现。与刘项不同的是,袁绍的失败是暂时的,如陈寅恪先生所言:“袁绍是后继有人的,他的继承人就是司马懿。袁绍的失败只表明儒家豪族暂时受到了挫折。后来,他们通过司马懿父子之手,终于把政权夺回到了自己之手。”(《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这种平民和贵族的斗争痕迹在中古史中常可见到。直到唐宋以后,世袭贵族逐步消亡,科举打通了平民上升的途径,此种冲突才不复明显。

想要更好地理解楚汉战争的格局,我们还需要将眼光放到秦朝,简单地回顾一下这个王朝为何会统一六国,又何以会迅速地土崩瓦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达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提出过一个命题:政治文化中心一旦崩溃,接替它重新称霸的,往往是位于旧有中心边陲位置的势力。例如秦之于六国,马其顿之于希腊,罗马之于欧洲,近代的美国之于西欧,日本之于亚洲等。秦原本是地处西陲的游牧民族,后来接受了周文化,逐渐转变为农耕民族,但仍然保存着粗朴原始的民风,所以每被东方六国视为未曾开化的蛮夷。然而秦能够统一六国,正因为它文化积淀较少,故而更易于摆脱旧有传统的桎梏,锐意革新。秦以法家思想治国,而法家则提倡崇今,反对法古,是诸子百家中最有前瞻性的学派。法家尤能把握时代精神的主张,乃是它的农战政策,即国家奖励农耕与军功,打压其它的职业;任何人,不论贵族平民,想要获得爵位、财富和官职,就需要通过这两种途径。因为农民和军人是最容易被君主控制的群体,其它如谋士、学者、商人、工匠等,流动性太大,不易掌控。这一主张的要害,在于将当时平民晋升社会地位的渴望,与君王的利益结合起来了,这就能将我们前面所述的社会大趋势——平民的上升和君权的集中——最大程度地加以利用,转化为国富兵强的动力,君王称霸的资本。因此秦依靠法家治国,便能迅速成为战国七雄中最为强大的国家。

关中

秦的崛起还与它所在的地理位置有极大关系。秦位于中国古代历来的王兴之所——关中,此处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河流网布,且与巴蜀富庶之地相连。最要紧的是它四面环山,地处函谷关、大散关、武关、萧关之间,故被称为关中。因此秦国出去打别人很容易,别人想打进来却很难,闭上大门能自给自足,打开关塞又可虎视东方。这种地理特征,是形成战国时代一大政治传统“合纵连横”的重要原因。所谓合纵,就是联合弱国之力共同攻打强国,其首创者是苏秦,他曾游说六国联合抗秦,迫使秦军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按: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此事不实,如杨宽先生即以为以合纵的首创者实为公孙衍)所谓连横,就是与强国联手来侵吞弱国,其首创者是张仪,他出任秦相后,以“横”破“纵”,诱使各国纷纷争先与秦交好。此后合纵连横的情况变幻不定,各国时而合纵,时而连横。秦统一六国时间短促,因此秦汉之际,战国纵横游辩之风依然盛行,合纵连横的政治传统还在起着惯性式的作用。东方诸国曾有五次联兵攻秦之举,陈胜吴广举事之后,项羽率领东方各国的军队灭秦,即为合纵之余绪;此后刘邦居关中之地,消灭魏、齐、楚等势力,则可视为连横策略与秦灭六国之过程的重演。

至于秦朝覆灭之因,粗略说来,在于它过度激进地推行法家主张,超出了农耕社会以及当时形势所能承受的极限。一旦统一了天下,统治者若想要维护既得利益,就不能不缓解平民上升的流动,减少奖赏提拔。如此法家赖以维持统治的两大法宝“赏”和“罚”,就只剩下罚,好比原本靠两条腿走路,现在只能依靠一条腿。因此秦朝不但以严刑酷法治国、而且横征暴敛,大兴徭役,平民生活在惨酷恐怖的统治之下,最终爆发了反秦大起义。此外,秦虽然在政治上统一六国,但却不能彻底消除东方六国旧有的文化。法家没有文教的思想,粗暴地认为所谓文化和民俗都是多余的,只需用法令削平即可。秦朝的统治与六国后裔旧有的风俗文化之间,便产生了十分激烈的冲突。其中楚国巫风盛行、民性悍烈,与秦朝法令尤其格格不入,故楚人对秦的仇恨也是最深的。因此,秦朝把平民百姓和六国贵族的后代全给得罪了。在秦末战争中,有两种呼声最为高亢,其一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它代表着为秦国所灭的东方六国后裔的仇恨;其二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它代表着平民对秦国暴政的反抗和获取地位的渴望。在反秦的初期,陈胜吴广首倡起义,六国后代纷纷响应,贵族与平民便因共同的敌人而走到了一起,但这两股势力必将成为宿命的仇敌,暴秦覆灭之日,就是他们兵戈相向之时。

理清了以上的历史背景,楚汉战争便会显得更容易理解了。

开战之前,项羽已经走错了三步重要的棋。

第一个失误不是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而是他主动放弃了关中的有利位置,却选择了彭城(今日江苏徐州)作为都城。此前刘、项都在争夺关中,由此而引发鸿门宴的矛盾。但两人动机截然不同:刘邦是看准了王关中的好处,项羽则是为了给伯父项梁复仇(《史记•高祖本纪》载:“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赢取灭亡秦朝的荣誉,所以他对刘邦抢先入关非常生气。占据关中之后,他放火烧阿房宫,杀死秦王子婴,然后以“衣锦还乡”为借口,又回到彭城,这都是毫无益处的报复炫耀行为。刘邦则相反,普入关,便着意讨好关中父老,在日后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得到了关中源源不断的物资援助和兵员补充。巴蜀和关中都是富庶之地,秦兵更是天下劲旅,刘邦从中所获的好处不难想象。第二个败笔,也是最关键的错误,就是项羽于楚汉元年(前206年)二月,模仿西周的封建制将天下分给十八个王,而自己则称西楚霸王。这无异于军事上的自杀行为。西周时候的封建,经常是把一群人封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这些人披荆斩棘,开荒拓野,这才建立起国家。而项羽此时分封的对象,全都是手握重兵的虎狼之辈。他原本有机会控制全国的军队,却将土地和军队分封了出去,等于埋下十八桶炸药,也为日后的垓下之围埋下了伏笔。第三个败笔,是项羽在分封的基础之上,杀死了征秦联军名义上的共主义帝,给那些想爆炸的炸药制造了一个绝好的借口。

项羽分封

结果封王不出数月,叛乱迭起,天下再次陷入混战。首先是齐国宰相田荣杀了齐王田市,自立为齐王,兼并三齐而叛楚。项羽旋即出兵,北上伐齐。刘邦就乘项羽无暇西顾之际,迅速吞并了秦地的三个封国(明出子午,暗度陈仓),并建都栎阳(大致在今陕西省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将关中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此时唯有雍王章邯仍困守废丘)。楚汉二年(前205年)四月,刘邦以项羽毁约及杀义帝等罪名为由,邀集诸侯联军共五十六万,东进共击项羽,乘虚攻占了项羽的大本营彭城。并令吕泽(吕雉之兄)驻军下邑(今安徽省砀山县,位于徐州西北方向约百余里处),又令樊哙在彭城北方的瑕丘、邹县、枣庄、曲阜、滋阳一带驻防,阻击项羽南下之兵。此时刘邦自以为在兵力上占了绝对优势(当时驻守彭城及在周边一带布防的诸侯军,约有三十万人),且打下了敌都彭城,足以令项羽伐齐不得,退无所归,开始得意忘形,忙着收编项羽的财货美人,整日置酒作乐。项羽得到消息后,安排手下将领继续攻齐,自己则率领三万骑兵疾驰南下,突破了樊哙布设在瑕丘等地的守军,于夜间抵达萧(今日安徽萧县,位于徐州约八十里,在当时大约处在彭城的西南面,刘邦防线的侧后方),并且在拂晓汉军还没睡醒的时候发起进攻。汉军不敌败走,楚军乘胜追击,并在彭城与汉军展开大战,一直打到当天中午,楚军大胜,歼灭汉卒十余万。刘邦领着败兵南走,想靠吕梁山的地势抗击楚军,但为项羽猛烈的追击所迫,无力驻防,只有尽力奔逃,最后被项羽逼到灵璧(今安徽省灵璧县)睢水之旁,此时汉军前面有大河,后有追兵,后军为追兵所迫,把前军纷纷挤到河里,共有十多万人掉入河中,淹死无数,睢水为之不流。刘邦则被楚军里外围了三圈,插翅难飞。恰好此时一股大风从西北方吹来,顿时昏天暗地,飞沙走石,楚军大乱,刘邦得以乘隙与数十骑脱逃而出。此役项羽以三万骑兵歼灭汉军二十余万,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吕雉,也因此被项羽俘虏。刘邦于四月伐楚,五月即大败,因此项羽的胜利,全在于利用骑兵的迅速,出其不意,台湾三军大学编著的《中国古代战争史》认为项羽此战足以媲美二战时德军的闪电战术。至于刘邦方面,除了麻痹大意之外,从他被追击的情况看,似乎对骑兵战全无应付之能力。

楚汉彭城会战

刘邦于彭城之战后逃至下邑(吕泽驻军处),收拾残兵,辗转退据荥阳。此时萧何从关中紧急征兵,由韩信率领,增援荥阳,而汉散败之卒,也逐渐集结,汉军复振。楚军先锋亦追击至荥阳以东,欲乘胜一路打进关中,但在京索之间为韩信所击退。这时候刘邦占据关中的优势开始显露出来了:首先是来自关中的物资和兵员的援助,补充了刘邦在彭城之战中巨大的损失;其次是利用关中以东险要的地理优势,挡住了楚军的攻势。由此开启了楚汉之争的第二阶段:荥阳对峙。

荥阳位于今天郑州以西约15公里的位置,它往西面通向洛阳以及后来成为西汉都城的长安。荥阳之北是东北流向的黄河,南面则是嵩山以及伏牛山脉,这一河一山,大体上组成了一个朝东面打开的喇叭状的口子,构成了洛阳及关中的天然屏障。因此荥阳及周边的成皋(后称虎牢关,大约在今日荥阳市汜水镇)、广武(今日荥阳市广武镇)等地,历来为兵家重镇。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又曾在荥阳东北的敖山附近(在黄河旁)设粮仓,囤积大量粮食,以应对关东六国故地可能发生的叛乱战争,谓之敖仓。汉军驻兵荥阳后,筑甬道以通黄河,便于转运敖仓之粮。

此时楚汉双方的形势都因彭城之战而发生了变化。刘邦方面,因惨遭大败,原本归顺刘邦的许多诸侯及各地守将此时纷纷叛汉而投楚。其中尤为重要的有魏、赵、齐三国。刘邦一面派人游说魏王魏豹,九江王英布以及彭越,一面消灭了固守废丘的章邯,出兵平关中及梁地诸叛将。项羽方面,则不得不与齐约和,以便全力攻汉。此外项羽还想争取九江王英布,令其从南面攻武关(关中四关之一),而项羽则自东面攻函谷关,两军共同会师关中。但英布随即为刘邦的说客随何所争取并攻楚,项羽遂令项声、龙且率兵破英布军,英布兵败后,与随何等赴荥阳归汉。

刘邦争取到彭越和英布的支持,对他是极其重要的。二人不但骁勇善战,其所处的位置也十分关键。彭越此时屯军在滑(今日滑县,位于河南省北部),英布在九江,对于楚汉对峙的中心点荥阳而言,两人的位置正好一北一南。楚汉对峙之时,彭越经常攻袭项羽背后,绝其粮草,对楚军的攻势起到极大牵制作用。英布此时虽失九江,但假如他与项羽联手,从南面袭击关中,就会使刘邦受到极大威胁。

楚汉荥阳对峙

楚汉三年(前204年)四月,项羽围攻荥阳。汉军虽据地利,仍抵挡不住楚军凶猛的攻势。且项羽数度袭击汉转运敖仓之粮的甬道,汉军因乏粮而陷入困境。刘邦见势不妙,便提出议和,项羽想答应,为范增所阻。刘邦用陈平反间计,离间项羽和范增。范增愤而离营归彭城,未至即病死。到五月的时候,荥阳眼看要守不住了,刘邦乃留周苛固守荥阳,让纪信当替死鬼出东门吸引楚军注意力,自己与数十骑从西门纵脱,至成皋而返关中,想要收兵再次增援荥阳防线。这时有个叫辕生的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刘邦从南面出武关,项羽必领兵来追击,这样就能缓解楚军对荥阳的猛攻。与此同时,让韩信乘机攻打北面的赵,联合燕、齐,之后刘邦再回荥阳坚守,届时楚力分而汉得休息,形势必将逆转。刘邦也醒悟到光凭借地势固守,被动挨打,终将为楚所破,于是接纳了这个建议。此计实为楚汉战争的拐点。

执行这一战略的核心人物是刘邦、彭越与韩信,三人分别在三条线上作战:刘邦在荥阳防线的南北方向上不断跑动,拖住项羽;彭越负责游击攻打项羽的后方,牵制楚军,断其粮草;韩信则攻克魏、代、赵、齐、燕等地不愿归顺刘邦的诸侯。在垓下之围以前,楚汉双方各有一员将领从无败绩,楚则项羽,汉则韩信,汉军战略高明之处,在于始终不让两人直接交锋,而是借助地利,一面以汉之下驷对楚之上驷,一面以己之长攻人之短。相比之下,项羽属于勇将,而韩信属于智将;项羽是贵族,而韩信出身贫寒。因此攻灭诸侯是一件很适合韩信的工作。这些贵族后代习惯以出身看人,普遍轻视韩信,故而为其所乘。此外,韩信虽在战场上战必胜,攻必克,但在政治上却很幼稚,完全不是刘邦的对手,他几度被刘邦夺走军队,后来当了楚王,又被刘邦略施小计,轻易俘虏,真所谓一物降一物。对于刘邦来说,这样一个能克敌制胜而又能被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人,实在太好使了。

刘邦逃离荥阳不久,项羽即追刘邦至成皋,并攻克之。刘邦逃回关中,听从辕生之计南出武关,流动于宛(今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叶(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之间(基本上处于荥阳防线正南方),又命英布收九江之兵,作出从南面攻楚的姿态。项羽果然中计,命其将终公守成皋,自己则率兵南下追击刘邦。刘邦一面坚守,一面令彭越袭击睢水地区以及彭城附近的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古邳镇)等地,大破项声、薛公之军。楚军从江苏彭城奔袭荥阳,战线拉得很长,粮食供应始终是大问题,而下邳则是楚军转运山东之粮的交通枢纽,项羽后方遭此重创,不得不弃刘邦而回击彭越,彭越见扰敌目的已达到,随即退兵。刘邦乘机率大军以及英布所收九江之兵,收复被项羽所占领的成皋。

楚汉战争形势

到了六月,项羽打跑彭越之后,听说刘邦到了成皋,马上又引兵回攻荥阳,杀其守将周苛等,乘胜围攻成皋。刘邦与夏侯婴共乘逃出城,成皋再次落入项羽之手,项羽想要继续西进,攻入关中,却被汉军阻于巩(今日河南巩义市)。此时韩信已经攻破魏、代、赵等地,屯军修武(今河南省修武县),刘邦清晨驰入军营之中,夺韩信之军,高垒深堑以谋固守,他一面让韩信继续攻齐,一面令彭越再次奔袭楚之后方,又令刘贾、卢绾领二万步兵,灌婴领数百骑兵渡白马津(今日河南省滑县,当时黄河从此流过),破楚军于燕郭西。彭越刘贾等配合作战,月余功夫即攻破楚后方的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外黄(今河南杞县东)等十七座城池;彭越又乘项羽南下阳夏(今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追击刘贾等人时,北上攻昌邑(今山东省巨野县昌邑镇)旁二十余座城池,获粮食十余万斛,尽数输送给汉军。

是年九月,项羽不得不第二次离开荥阳前线。他临行前让大司马曹咎与塞王司马欣共守成皋,并叮嘱他说:“汉王若来挑战,千万不要出战,只要死守不让汉军东进就足够了,我十五天之内一定能平定后方,得胜归来。”项羽随即回兵东击彭越,收复其所侵诸地。正当项羽被彭越、刘贾等人逗得团团转的时候,刘邦一面使韩信,郦食其谋取齐地,一面从修武渡黄河至成皋,向曹咎等挑战,曹咎按照项羽的指示,坚守不出。刘邦便使人辱骂曹咎,骂人本属刘邦的特长,而贵族又受不了被人辱骂,曹咎一怒之下,引兵渡汜水去打刘邦。汉军乘其半渡而击之,大破楚军。曹咎与司马欣等自刭于汜水之上。刘邦便再次占领成皋,并进兵围困守卫荥阳的楚将钟离昧,至此成皋已是三度易手了。与此同时,郦食其已说服齐王田广附汉,韩信因嫉妒郦食其的功劳,便听从谋士蒯通之计,袭击了齐国。齐王田广与宰相田横等以为既然已与汉谈和,则韩信断无发兵之理,举国毫无防备,竟被韩信轻易袭破。项羽闻讯,急派大将龙且助齐王田广收复齐地,自己则火速回军荥阳,解钟离昧之围。刘邦见项羽亲到,因而退守广武(今荥阳市广武镇),楚汉两军遂在广武对峙达十一月之久。

楚汉四年(前203年)十一月(当时仍然采用秦朝历法,以十月为岁首),韩信以沙袋阻塞潍水,乘龙且渡河时决坝灌水,大破楚军,杀龙且,继而杀齐王田广,齐楚联军全军覆没。韩信此时尽有齐地,而楚汉两军则在广武僵持不下,他便成了决定成败的关键的人物,为汉则汉胜,助楚则楚强。双方都派遣使者拉拢韩信。当时有不少人劝韩信与刘、项三分天下。韩信一代奇才,潦倒半生,尝遍世间冷眼,此刻一跃成为天下瞩目的人物,难免居功自傲。面对巨大的诱惑,他一方面忍不住想借大好形势,敲一敲刘邦的竹杠;另一方面,念及刘邦提拔之恩,又不忍心真的叛汉。这种蛇鼠两端的犹豫态度,便决定了他日后的悲惨命运。

韩信破齐以后,并不急着配合汉军攻楚,而是派使者告知刘邦,说齐地靠近楚,齐人又反复多诈,希望刘邦给他个假王的封号,便于治理。刘邦正为项羽所困,闻言大骂韩信没良心,张良、陈平偷偷踩刘邦的脚,让他暂时答应韩信的条件,刘邦才会过神来,又骂道:“大丈夫平定诸侯,就是真王了,还当什么假王!”随即封韩信为齐王。韩信吃下这颗定心丸,便派遣灌婴等攻略楚地。汉军有敖仓与关中的物资支援,楚军则后方屡屡遭袭,粮草匮乏,难与汉军对峙。项羽日觉郁怒,他威胁刘邦,不投降就把他父亲给煮了,反遭刘邦嘲笑。此时韩信对楚军后方一番扫荡,强如项羽也觉难以支撑,不得不与刘邦谈和。

楚汉四年(前203年)九月,楚汉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于是项羽罢兵东归,刘邦亦欲返回关中。此时张良、陈平认为此时汉实际上占有天下的大半,诸侯都被韩信所降服,而楚兵疲粮尽,正是最脆弱的时候,提议乘此良机消灭项羽。刘邦遂撕破盟约,追击楚军。刘邦军走到阳夏停了下来,想约齐彭越、韩信共击楚军。等到了固陵,彭、韩之军依然不来,楚军听说汉军背约来袭,便进击汉军,大破之。刘邦用张良之计,封彭越为魏王,又许诺给他们扩大地盘,于是两人都率兵来援。此时刘贾、英布已攻克楚之寿春(位于今安徽省六安市寿县东北部),又说服楚的大司马周殷叛楚,周殷从舒(今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起兵迎英布,屠六(今六安市北西古城,原为九江王英布的都城),并与刘贾等一同北上,共击项羽。楚汉五年(前202年)十一月,项羽率楚军约九万败退垓下,此时他的西面有刘邦,北面有彭越、韩信,南面有刘贾、英布、周殷,诸侯联军共计约三十万人,这就是著名的垓下之围。韩信与项羽这两个不败之将终于正面交锋了。韩信分左中右三路阵营,自领中军迎战项羽,被项羽击退,项羽正待追击,遭左右两军夹击,韩信乘机回兵;楚军在三面冲击之下大败,于是筑壁垒以自守,被韩信三十万大军重重围困。接下来就发生了著名的四面楚歌和霸王别姬的故事。在今日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内,还存有霸王城遗址,即当日楚军所筑,据当地人说,往年下大雨时,泥中还会冲刷出不少残剑和箭头,可见当时战斗之惨烈。

垓下之围

楚汉战争实质上是战国七雄格局的余波,也是先秦平民和贵族阶层最后的决对。从刘项二人打仗的风格来看,刘邦属于流氓斗殴的作风,打不赢就跑,然后约齐人手重新再打。项羽则习惯于集中力量攻打敌人核心,锁定汉军首领刘邦为打击目标,试图一战而定天下,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项羽追着刘邦打,刘邦的追随者则追着项羽的追随者打。项羽虽然战无不胜,但他不懂用人,所以他的小弟都打不过刘邦的小弟。刘邦此人不会打仗,但对于逃命却很有一手,他起到的重要的作用,就是借助地利之便,在荥阳防线上跑来跑去,做吸引项羽的靶子,随着追随项羽的人逐一被追随刘邦的人所歼灭,楚强汉弱的形势便逐渐反转。项羽虽不断胜利,但他所打败的,不过是汉军中最弱的人而已;刘邦虽然屡次战败,但他以败求胜,在整体战局上赢得了主动。刘邦的战略之所以能成功,有两大原因:第一个是他占有关中的地利。后来刘邦当了皇帝之后评功论赏,以萧何为第一,原因正在于楚汉争雄之际,萧何保住了关中后方的稳定,并给刘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资及兵员;而楚军之败正因后防不稳,补给匮乏,最终陷入强弩之末的境地,由此可见关中对汉军是何等重要。此外,关中给刘邦提供的不仅仅是地利与物资,也有秦的典章制度,因此后来便有“汉承秦制”之说,有学者提出,“韩信申军”便是汉军制度改革的分水岭,从楚制变革为秦制,因此它继承了秦朝先进的制度以及统一天下的形势,例如楚汉战争中对汉军至为重要的敖仓,便是秦始皇出于战略需要所设的。第二是刘邦代表了平民阶层的利益,他本人又恢弘大度,善于用人,故而能不论出身地提拔、封赏人才。当时正是平民崛起,贵族衰落的年代,刘邦身边能人无数,项羽虽骁勇绝伦,却始终只是一个人,当刘邦调动多条战线与之作战时,他便分身乏术,疲于奔波,终为刘邦所败。

2015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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