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事，多少忧愤难平！用键盘敲出的谎话和饰言，竟然可以如此轻巧的遮掩血写的事实和罪恶。

在中国，犯罪成本是可以低到匪夷所思的；而知识分子精密的话语伎俩，竟然可以如此开脱惑众，举重若轻雍容平和的文字底下如刀如刃。

对于一个涉嫌性侵前科的“师者”，我们需要讨论的，理应不是该不该“加官进爵”续聘，而是要不要重启性侵案调查。蒙冤就还其清白；有罪就绳之以法，以彰显司法公正与人间基本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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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诱奸”（连“诱奸”这个词本身都是高明的概念偷换，中国法律并没有“诱奸”这个名目）女生的厦大历史系吴春明教授，时隔三年，风浪已过，又锦衣夜行般悄然的重登巍巍讲坛，职称依旧，中国考古学会的委员高衔荣膺不误，只是职位做了小调整对外宣称为“图书馆员”。大鳄归来，若无其事，意气光鲜，颇有藏风聚气、左右乾坤、偷天换日之神功。

理由是什么呢？感谢我们的教育界大师熊丙奇先生还看得起我们大众，出来背书，官腔官调，社论语言，新党八股，云蒸雾绕，而给出的唯一理由，就是“道德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分清，“诱奸”只是道德问题，毫不影响吴春明“老师”的学术地位和大学岗位。

对于这种似是而非、混淆视听、 披着意识形态外衣，公然藐视人类基本价值的谬论，不管是熊是猪，我都会不假辞色直接予以批驳。

而从这些言论也可以看到，在当代中国，腐化分子与教育官员、大学机构、知识精英及执法者已然结成了利益同盟。中国的大学成为养鸡场、污水池，这些衣冠禽兽与“伪正人君子”责无旁贷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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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诱奸”不只是“道德瑕疵”，而可能是犯罪。

2004年吴春明“诱奸”女生案事发时，舆论轩然大波，一直呼吁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包括是不是有侵占课题经费等问题，但是厦大可能出于平息事端挽救声誉的目的，并没有让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只是按师德问题做了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的处理，并允许吴春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大学机构无良推责、司法不作为的丑闻。

也正因如此，吴春明“老师”在涉嫌性侵之后依然全身而退，依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一员，依然是学界名流，依然是“光荣的”人民教师；然后，今天的熊丙奇大师拿因为司法不作为所导致的结果来辩护“吴老师”只是“道德瑕疵”，所以无损“吴老师”的“学术地位”和“教育职务”，这种倒果为因的荒谬言论竟然出自著作等身的“首席”教育学者之口，真的，中国的教育真的还有希望么？

姑息罪恶就是蹂躏正义，也是鼓励罪恶。法治、学术、道德，绝非上流社会掌控话语权的“有识之士”的“庙堂之论”，法治、道德、教育、大学的游戏规则需要全民参与，法治的受惠者更应该是那些“处江湖之远”的弱者，而不是沦为精英阶层的私家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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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学术\教师与道德规范从来都是双面一体，并非决然两途泾渭分明。

无论中西古今，就理念而言，净化人心、净化社会，推尊道德，都是教育\学术的主要目标之一。“大学”、“教师”、“学术”“这些名称，历来都天然的粘附着“道德”附加值。大学也好，学术也好，教师也好，都是社会公序良俗最核心负载者。

让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选取一些类似案例，看看中国大陆之外的高校在遭遇类似案件时会做何处理。

1，2000年，香 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黄维梁，因多次殴打妻子及女儿，经校董会委任的由六人组成的校董会委员会调查证实，并经开会讨论后，决定立即革除任教二十四年的黄维梁教授职务，永不录用，即时生效。港中大校方宣称，大学与学术机构不仅是教书育人之地，应同时代表社会的良心，绝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暴力和道德失范。

蒙香港友人告知，香港的教师，包括补习学校，每年都会被要求去一次警察局按指纹，看有没有性犯罪记录。以此监管、检测、杜绝校园任何性犯罪事件。

2，2015年，加州圣克拉拉市四名女生举报遭受老师的的性骚扰，当地常青学区(Evergreen School District)立即提起诉讼，声称对自己保护学区内的学生负责，很快，圣克拉拉市高等法院最终判决该名为钱德勒的老师犯有猥亵罪，判处其75年监禁，责令其赔偿1500万美元。

实际上，在美国，高校教授若和学生恋爱，会被断然开除，即使不是同一院系的，而且终身禁入任何大学再任教职。这样保障学生权益、校园风气、学术理想，运用铁律一般的制度来消除教授对学生骚扰的可能性。

3，我们这里呢？“诱奸”、性侵只是“道德瑕疵”，风淡云轻，潇洒故我，职务依旧，学术地位总有人维护，所有的师德、学术、大学，都不过是用来颠倒黑白官官相护的一种符号性的话语工具罢了。

我努力指出：学术独立的挡板不应该粉碎为大是大非问题的涂抹脂粉。我希望熊丙奇先生这类社会名流，这些掌控言论之柄者，能多闻阙疑，能慎思明辨，即便不做社会的良心，也别傻愣的充当罪犯的辩护士；而大学也不是藏污纳垢之所，不是你们这些施暴者雍容揖让的表演之地；厦大图书馆更不是姑息养奸的福利院、强奸犯的收容所，仿佛一登馆门，前世今生的所有罪孽一笔勾销，立地成佛。

真的，名重四海的熊丙奇先生，您的慈悲与宽容，似乎更应该给予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比如那位冒着牺牲自身名誉和前途的危险勇敢出来指证，最终欲告无门欲哭无泪的被性侵女生；而不是端坐在温暖如春的洋房里，摇曳着美式咖啡，事不关己夸夸其谈着一些堂堂皇皇的大道理，欲盖弥彰的将人心公理，私相授受、慷慨赠予你的那些学术名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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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在2018年，在宣称有5000年“文明”的国度，我们谈论一个性侵案件，竟然如此平和、宽容、和善，甚至优雅，像在人群中观看一场烟花表演。

是多元，是文明，是理性，还是悲哀，还是愚昧，还是麻木？

可笑我还妄想着大众还有基本的良知和是非判断。一个性侵涉嫌犯丝毫无损，已经是滑行到社会溃败的底线；而今晚，我竟然还需要在这里呶呶不休的论证这样一个“人”不该继续“教书育人”，悲凉之雾透窗而来，丢人呐，丢人呐。

我不想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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