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当今天我们谈论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的《宽容》的时候，仍然会带着某种微微的惊讶，觉得两千年的人类思想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西方文明史及宗教史竟然可以写的如此好看。当然，更多情况下，我们是被一种精神上的桀骜和潇洒折服，这是一本勇敢而深刻的书，毕竟在《宽容》出版的1925年，欧美的整体宗教环境仍然不乏严苛，像房龙这般敢于以基督教为解剖样本进行叙事的历史作家还是很少数。《宽容》最抓人的潇洒是房龙其时“另类历史”写作的开拓性，而其最为犀利的桀骜却在于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文明的动物性，初读《宽容》的微微惊讶也许更是一种看穿看透后的轻轻阵痛。
但凡像《宽容》这种能够将宏大叙事举重若轻处理的作品，必然出自“剑走偏锋”的鬼才亦或“天纵英姿”的天才，房龙却似乎介于两者之间。19世纪的“80后”房龙在青少年时期并未表现出什么过人的天赋，相反在个人事业方面，房龙颇有些大器晚成，直到近40岁才凭借《人类的故事》一举成名。在这之前的岁月，房龙当过教师、编辑、记者和播音员等，接触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构建在深厚人生阅历基础上的自嘲和嬉笑，更能感受到一种入木三分的深刻和远见。比起《文明的开端》、《人类的故事》和《圣经的故事》，其实《宽容》这本颇有些历史随笔性质的书让人觉得更贴近房龙，因为其中有一股悲天悯人的平和气质。
然而，就《宽容》的主题来讲，却是极为沉重和宏大的。《宽容》的文本组织很巧妙，虽然题目取为“宽容”，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讲述人类不宽容历史的著作，而房龙又以人类文明发展特别是西方宗教发展的历程来揭示这样的主题，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直至近代，基本上西方思想的重要节点和人物事件都得到了涵盖，给人一种层层推进的设计感。从文本内容角度来讲，这部“不宽容史”很抓人，人们往往一边读一边感慨：“我的天，竟然还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似乎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另一面，一边是柏拉图、伊拉莫斯、拉伯雷、蒙田、斯宾诺莎、伏尔泰等人对真理和宽容的苦苦求索和深切呼唤，另一边却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那里充塞着迫害、屠杀、酷刑、令人发指的暴行，浸透了血泊和泪水。房龙在未成名之前就有着颇具野心的创作追求，他的作品向来立足点极高，一定要努力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观察和叙事，因而在阐述人类思想和文明发展史的同时带着难得的冷静和自省。
正是在这种冷静和自省的基调下，我们才说《宽容》的主题并非仅仅是讲述人类文明史，亦或西方宗教史那样简单，甚至我们说这是一部叙事独特的“不宽容史”也与其主题有着些许差距。前面已经提到了，房龙最为犀利的桀骜在于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文明的动物性，如果一定要讨论房龙这部书的文本内核，也许用“基督已死”来形容并不为过。《宽容》的视角是西方中心的，特别是顺延基督教发展为主线，当最初古犹太人设立仪式，为受封君王、祭司者头上敷膏油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受膏者”即基督会成为后世耶稣的专指，而按照房龙的想法，耶稣在总督彼拉多执政时受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依然不会想到他所宣扬的会成为后世最难以评说的人类文明组成大系之一。虽然我们没有必要考证房龙的个人信仰，但从《宽容》对基督教的叙事来看，他是完全坚守近乎无神论的理性的，即宗教只是人类思想史和文明史的产物，而不是凌驾其之上的天国。
那么，“基督已死”何以可以成为《宽容》的主题内核，也许我们用人类文明的动物性悖反来进行注解就相对简单得多了。这仍然涉及到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虽然房龙在提到基督教的产生和传播的时候毫不客气地冠以“桎梏的开端”的标题，但其仍然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觉得野人和土著最不懂得宽容，但我也明白，在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里，专制与独裁实属情非得已”。但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一直梳理到20世纪，一向行文活泼乐观的房龙依然只能给读者这样一个现状：“社会刚开始摆脱宗教偏执的恐怖，又得忍受随后更为痛苦的种族不宽容、社会不宽容以及其他不足挂齿的不宽容”。这仿佛一个莫比乌斯环，宽容是文明的最大标志和标准，对真理的求索和对自由的憧憬推动着人类思想的进步，然而精神与肉体在这其中更多扮演着纠结和对抗的角色，人类虽然一直坚定地认为“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称谓，但从整个人类文明史角度来看，动物性却永远深埋在人的基因里，它时刻在悖反着人类文明的走向和努力。
与这种悖反相对应的，正是房龙在《宽容》中着重提出的人类不宽容的来源。在房龙看来人类不宽容的来源就是其分类标准本身，即可分为懒惰造成的不宽容、无知造成的不宽容、私利造成的不宽容。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懒惰造成的不宽容最为普遍，人们因为懒惰地抱着已成的世界观而无法接受不同的事物，比如父母看不惯孩子的奇怪行径，具有超前思想的先锋往往会被视为人类的敌人等。这实际上是人类“舒适区”动物性的最主要范畴，房龙的“懒惰”提法虽然显得有些戏谑，但不愿改变带来的不愿接受，不愿接受带来的无法宽容和敌视确实是一种最为普遍的不宽容。
顺着这样的思路，房龙提出了第二类不宽容，也是危害更大的不宽容——无知造成的不宽容。按照房龙的分析，一个无知的人为了给自己的缺乏寻找借口，大多会在灵魂中筑起一个自以为是的可怕堡垒，在上面他可以蔑视他所有的敌人，质疑他们活的理由，“非我族类其心必诛”并非完全指代一种狭隘，其更多是一种人类动物性的表象。在人类的原始社会阶段，由于对同类和自然知识的匮乏，“差异性”完全和后世文明中的“多样性”没有半点关系，“差异”意味着族群的不同，意味着食物和领地的争夺，意味着生存权的逼问。不管后世如何高唱福音，在各种宗教、政治甚至感情的迫害中，在各种冠冕堂皇和让人目眩神迷的理由背后，这种由于无知带来的激烈排他时时刻刻都在蛊惑着人类走向文明的反面。
如果说懒惰和无知带来的不宽容充满着人类的动物性本能，那么房龙提出的第三类不宽容——私利也就是嫉妒引起的不宽容，则仿佛吃掉红苹果后被贬出伊甸园的人类始祖，带有着半人半兽的动物性。道金斯在那本红遍世界人类学和社会学圈子的《自私的基因》中同样对这种半人半兽的尴尬给予了充分的阐述，只不过在以“冷酷”著称的道金斯看来，正是这种动物性使人类得以在地球的万物竞争中脱颖而出。这样说来，作为这种看法更早的前辈的房龙确实更具人文情怀，面对这种“自私的基因”，《宽容》并未沾沾自喜，而是充满着一种客观的评价，这种客观也让这本书时刻保持着前文我们提到的一针见血的犀利：
“自古人类形成之时起，就似乎有一条不可避免的规律，即小部分聪明男女统治，大部分不太聪明的男女服从。两类人在不同时代中分别有不同的名字，一方代表力量和领导，另一方代表软弱和屈从，分别称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和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都异曲同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它常常以怪异的形式或伪装出现，披上拙劣的外衣，高喊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忠实和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好处的谦卑愿望。但是在宜人的外壳下面却一直藏有并继续藏有原始法则的严酷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生存。”
房龙的作品文笔了得，传颂广泛的警句无数，比如“这是历史的又一条奇怪法则：表面的变化越大，就越一成不变”、“人们在没有恐怖笼罩的时候，是很倾向于正直和正义的”等等，然而上面那段论述实在应该是《宽容》甚至其所有带着自由主义风格作品的最佳思想自述。在房龙貌似“愤青”的腔调里，其实掩映着类似我们“中庸”般的辩证：一方面指出人们在政治、宗教等人类文明活动当中刻意掩盖的虚伪本质，一方面指出人类文明在面对自身动物性悖反的无力和无奈。“私利也就是嫉妒引起的不宽容”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描写，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自然就产生了恐惧，导致了不宽容，而恐惧则是房龙在整个《宽容》文本架构叙述结束后的最终落脚点。
房龙大声宣告：“不宽容不过是群众自我保护本能的一种表现，恐惧是所有不宽容的根源。”动物在恐惧的时候除了逃避，更多的第一反应是亮出獠牙进行威胁，当2600多年前苏格拉底向世人宣称：“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的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当500年前布鲁诺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国家无权告诉人们应该想什么，社会不应该用剑惩处不同意通常公认的教理的人”，甚至当一生宣扬爱与宽容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人类其实都有着机会在先贤的牺牲中反躬自省，浴火重生。遗憾的是，长久以来我们所称颂更多是基督的复活，对于之前的死亡常常以某种牺牲加以敷衍，基督的复活更像是一种人类对自身文明理想化的象征。
只是，这样美好的想法难免过于天真，现实则是动物性将伴随人类足够久远的时间，只要恐惧仍然存在。谁也不会在这场以基督之死为代表的人类文明动物性悖反中幸存，因为恐惧的存在，残酷的人很容易变得残忍，幻想自己是上帝亦或其他任何信仰偏爱的子民，似乎得到了神的赞许去折磨那些令他们不快的人，而这种人往往并没有满脸的横肉，或狡诈的眼神，就像你我平日见到的每一个一起挤公交地铁上下班的普通陌生人，但“好心人和其他方面善良的人也跟他们最凶狠、嗜血的邻居一样，很容易抱有这种极为致命的幻想，这在史学上和心理学上都是一个常识”。
90多年前的1925年，房龙在踌躇满志地奋笔疾书，多年的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让他明白成功和金钱对于一个移民美国的码农意味着什么，还好自己已经打开了书籍的销路。只是他不会知道自己的作品日后在美国的知名度会这样高，上世纪很多美国人会说自己是读着房龙的书长大的，这在出版业极为发达的美国是很难得的，这不仅需要好看，更主要的是需要一种类似“启示”的东西，唯有此才会在一个人的成长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而《宽容》偏近自由主义的独立思索精神正是一个人成长所必需的。当然，很多人对房龙的某些悲观不甚满意，比如房龙虽然宣称“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它将紧随人类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征服自身恐惧心理的载入史册的胜利——而到来”，却黑色幽默般地给出了这样一个预测时间：“这可能需要一万年，也可能需要十万年”。然而，这种对于人类自身动物性的清醒认识也正是房龙和《宽容》最可宝贵的“启示”，毕竟“宽容就如同自由。只是乞求是得不到的。只有永远保持警惕才能保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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