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关露】
我气若幽兰，才华横溢，与张爱玲、丁玲并一起并称为“上海滩三大才女”。
我要一直写下去，也定是一个名垂青史的女作家。
可面对日军入侵，面对苦难的民众，
悲愤不已的我选择用生命疾呼：
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这一世，为了救国救民的理想，我成了中共特工，我打入臭名昭彰的76号魔窟，打入日军内部。
我获取了大量情报，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失去了我无比喜爱的孩子，
我失去了说要关心我一世的恋人，
我背负43年汉奸骂名，几次锒铛入狱。
我的所有才情，也写不出我这一生的苦难。
几十年之后，沉冤得雪的我也没有丝丝的喜悦，
一个凄凉的夜晚，我选择带着我的孩子，一个塑料娃娃用安眠药和这个尘世做了永久的告别......
公元1907年，清末光绪33年，
我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的一个官僚家庭。
我的父亲胡元陔饱读诗书，是清末举人，做过知县，母亲徐绣枫是续弦，可也是知识分子。
我的出生，让晚年得女的父亲大喜，
他给我取名胡楣，希望我能光耀门第。
妹妹胡胡绣枫也随继来到了世间，
我们一家过得其乐融融，温馨无比。
可天有不测风云，我9岁那年，父亲在卸任的路上离世。母亲一个人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她一边在外辛苦赚钱，
一边还不忘陪着我和妹妹读了大量的文学古籍。
可是几年后，母亲也亡故了。我和妹妹成了孤苦无仃的孤儿，不得不中断学业，去投奔南京的二姨妈。
二姨妈也很疼爱我和妹妹，可是她坚信女子无才便是德，每天操心的就是给我介绍有权势的公子。
要是我能顺从了她，
也许也能觅得一良人，牵手安稳地过完这一生。
可我讨厌这样的媒妁之言，
我更忘不了母亲对我的文学熏陶。
我选择了抗拒，我带着妹妹逃离了南京，去了上海
我到了上海，开启了我人生的全新一面。
我遇见了人生中的一个贵人，他是中国同盟会的会员刘道衡。他同情我和妹妹的遭遇，收留了我们，并且送我们到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读书。
1928年，我考上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后转入文学系
大学里人才济济，我自幼就埋下的文学梦的种子也发芽了。我迷恋上写诗，也开始了我的文学创作。
1930年初，我的第一篇小说《余君》发表在南京张天翼，欧阳山等人创办的《幼稚》周刊上，虽然文笔幼稚，却也得到了好评。
在这里，我遇见了自己的初恋。
他是刘汉卿，生得风度翩翩，风流倜傥，
对初到学校的我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我们漫步在校园的林荫道上，
他牵着我的手，深情款款地畅谈我们的未来，许诺出国留学安稳后，一定接我出国。
我投入了少女时期的所有真心，
也一心一意等着和他牵手一生。
可是他到了比利时后，给我的信件越来越少。
不久之后，噩耗传来。他到国外乱搞男女关系，陷入三角恋不能自拔而自杀了。
更大的打击接着来了，真相是残酷的。
这个和我许诺未来的男人在国内早有未婚妻，未婚妻资助他上了大学，再资助他去了国外。
我的初恋竟是一场欺骗，可我却投入了全部的真情。
在我陷入绝望时，大学领导人也找到了我，说我中学没有文凭，也发不了大学毕业证。
1931年，我带着满身伤痛离开了中央大学。
我再一次回到了上海。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日本打响对上海的侵略战。
望着日军的铁蹄和苦难的大众，我写下了豪迈诗句：
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彼时，妹妹已结婚，他们都是进步青年，志同道合，在家里经常举办左联聚会。
在他们的感召下，我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也加入了中共共产党，有了为这个苦难国家奉献一生的理想。
我的第二段恋情也姗姗来临了。
妹妹担心我为旧情伤怀，给我介绍了沈志远。
他长相儒雅，是个进步青年，
1925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积极动员群众闹革命。
他不会甜言蜜语，不善言笑，
可是对我情真意切，我们走在了一起。
可是这一次的感情也没有持续多久。
加入左联后，我写了大量的进步诗歌，也参加了很多的革命活动，引起了他的不满。
他自己闹革命，却希望我做一个安稳顾家的小女子。
我们有了分歧，在我第二次因为革命不得不打掉孩子的时候，他离开了我。
其实，我无比喜爱孩子，多年之后，我抱着自己的孩子，一个塑料娃娃离开了人世
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春天里】
我的恋情再一次凄婉收场，
可是我的才情却一天天得到了世人的认可。
1936年，我出版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
1937年，我给赵丹，白杨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插曲作词《春天里》。欢快的歌曲传遍上海滩，我也随即名声大噪。
我成了和张爱玲，丁玲齐名的上海滩三大才女。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也沦陷了。
我要不问世事，专心写作，也定能成名垂青史的女作家，可我忘不了苦难民众凄楚的眼神。
我选择拿起我的笔，继续战斗。
1939年的一天，我接到了地下党员同志刘少文给我的一张纸条，上面是叶剑英的密电：
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务。
其实我连小廖是谁都不知道，
可是对于组织的安排，我只有遵守。
我到了香港，见到了廖承志，也见到了潘汉年。
我接到的任务是策反李士群。
“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潘汉年给我说了任务需要保密，被骂也不能辩护。
“我不辩护。”
只要能救这个苦难的国家，把日本人赶出去，我愿意战斗死，背负骂名又算得了什么。
我再次回到了香港，可我已不再是我。
李士群，为人奸诈狠毒，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后，和丁默邨组建了号称76号魔窟的汪伪特工总部，大肆抓博残杀抗日志士，死在里面的 人不计其数。
我的妹妹胡绣枫曾经和李士群家有一段交情。
当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捕，他的妻子叶吉卿怀孕，走投无路，被我妹妹胡绣枫收留，并照顾得很好。
凭着这层关系，我走进了76号。
李士群为人狡猾，很难轻信人。
"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 我也曾给妹妹写信求助，希望停止计划，可是遭到了组织的拒绝。
我用了整整两年多的时间，
我受尽了世人的嘲笑，终于获得了李士群的信任。
在我的撮合下，李士群和潘汉年有了密谈。
李士群也想给自己留条退路。
从此日军的剿共计划总能提前一步送出去，给我党避免了无数次损失。
可是我却成了世人唾弃的汉奸，很多人都避开我行走
我无比苦闷，却不能解释一句。
1942年春，在党组织的要求下，我担任了任日本人的刊物《女声》的编辑。
我通过自己的关系，在杂志上刊登了一些暗含爱国的文章，传播了革命的种子。
左联的一些朋友，看着我的眼神又有了丝丝的温情。
可是接下来的一场会议，彻底摧毁了我。
1943年日本召开“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
中国要派十几个代表，去的人全部登报附照片，这些人一生都洗刷不掉汉奸的骂名了。
杂志社推选我去，我不想去，可潘汉年再次托人找到我，说了前去的重要性，要联系日本的左翼人士
日本之行很顺利，可是我回到上海后却彻底变了天。
李士群已被日本人毒杀，我也果不其然成了举国声讨的大汉奸，《时事新报》更是公开辱骂。
“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黑暗终将迎来光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可举国欢庆的同时，我成了国民党的锄奸名单上的人
中共不想这段历史被暴露，没有为我澄清，而是安排我来到了苏北解放区避难。
我满心欢喜到了根据地，可看见的都是白眼和不理解
我重新提笔写诗，可却被要求不能用关露的名字发表
最让我难过的是，我还失去了我的恋人。
他是我在革命工作时认识的王炳南，我无意中对他的一次关心让他铭记于心，曾经送了一张照片给我。
“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彼时，他已是外交部高官，周恩来的眼里，和我是及其不般配的，他选择了顺从。
我一直傻傻地以为我们终于可以走在一起了，可是我却收到了他的分手信。
1949年，新中国成立，
可盛世里，我的劫难却远远没有结束。
1955年，我的上级领导潘汉年喊冤被捕入狱，49岁的我也跟着也失去了自由。被关了三年。
三年里，我不停地被要求反复写这一生的经历。
我做了《热爱祖国》、《告诉党》、《我和党》、《艺人》诗四首，诉说自己是清白的，可没人信我。
我的精神彻底崩溃，精神分裂发作的时候，我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甚至喝痰盂里的谁，可狱警和医生说我装疯卖傻。
1967年，61岁的我被抓进秦城监狱，这一次关了8年，文革结束才被放出来。
我出狱了，可我还是世人眼里不戴帽子的汉奸。
我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里，想起了我遥远的文学梦。
我提笔想写字，可是握笔的手都瑟瑟发抖。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中组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承认我是由党派去做情报工作。
76岁的我躺在陋室的床上，
泪流满面地听着工作人员给我念平反书。
为了革命，我没了孩子，也没了恋人。
其实为祖国战斗死我不惧，
打入日伪内部我亦不悔。
可我以为战争结束后的安稳生活却远远没有属于我，
我背负了43年的汉奸骂名，受尽冷嘲热讽。
繁华落尽，哀莫大于心死。
沉冤得雪的我，却对这个尘世再没丝丝眷念。
几天之后，我抱着我的孩子，
那个塑料娃娃用安眠药和这个尘世做了永别。
我的身边，是那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那个我终其一生都没有等到的说要关心我一世的男人。
上面有我哀怨的两句话: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后记：
1982年12月5日，关露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公墓，给她开追悼会时，有一个神情哀怨的老人，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面，是王炳南。
名人对关露评价:
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夏衍）
把一生贡献给了党，但党给了她什么?（杨沫）
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丁玲））
湘西小木鱼.2018.2.12
愿和你在历史长河中，寻找至纯的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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