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读《瓦尔登湖》？或者听迈尔斯戴维斯的 kind of blue?
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答案，但对我来说，是一种对抗世界时间的准备。
从19世纪50年代，那个又大又笨的时钟杵天杵地地立在伦敦街头之后，人这种东西就被某一种抽象而实在的力量征服了，那就是统一的时间。资本主义生产要求一种一致性，也就是人作为劳动力要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大规模出现，并在另一个节点上构成上一个时间节点的继续；在消费端，人们被希望在某一个时间段倒空口袋，然后两手空空，筋疲力竭地回到生产线上，进行日复一日的劳动。
人的整个生活节奏被绑在了那个富于象征性的巨大钟表的指针上，我们匆忙地离开妈妈的怀抱，匆忙地进入学校，匆忙地毕业，找到工作，结婚，繁殖，然后消耗我们的体力，最后变得衰老，然后化作一团灰烬。这种节奏和别的人是如此一致，以致于我们学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发情，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陷入中年危机，然后又被告知年龄已到，要离开这周而复始的循环。
我们把这种循环中产生的生产资料的不同分配方式称为成功或者失败，把对于时机的精确把握能力称为神奇，把对未来某个时间点变化的判断称为智者或者圣人（比如股神巴菲特），把能够将人的行为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统一起来称为管理者或者主宰（比如盖茨或者乔布斯），我们把能够煽动时间焦虑的人称为明星（比如诺兰）我们在统一的时间节奏之下像疯子一样活着，情绪在狂躁和落寞之间交易。我们追逐他人的节奏成功后产生的空虚和失败后产生的挫败感，其实都显得那么多余。
于是我们有了遁世者，那些人脱离了这纷繁的世界，离群索居，但他们并没有方法发现属于自己的时间，世界的变化仍然让他们心惊胆战，害怕自己被世界遗忘，于是很快又重新加入到这疯狂的老鼠游戏之中。即使对那些拥有巨大财富的人来说，他们也从来没有摆脱这种从离开再回归的怪圈。 詹姆斯卡梅隆有条件乘着潜水艇去看很少有人涉足的水下世界，但他内心深处的思想又把他从那个无人的世界带回尘世。
幸亏我们有了梭罗，他把自己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边缘上，用很少的资源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然后冷眼看着周围的世界发生着变化。他并没有彻底离开，而是进入了另一个时空之中，在他的世界里，他可以重新界定自己的时间。他是通过重新界定自己的欲望开始的，当他发展自己可以完全不必为属于过份的欲望工作，不必为与他人比较而产生的焦虑工作时，他就像《黑客帝国》时的尼奥一样，看到了世界的真相。
其实梭罗并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唯一的隐居的作者，但他是极少数能从隐居窥探到资本主义有关时间的秘密的人。我读过很多有关乡下闲趣的作品，比如《佛罗伦萨的一年》之间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更多的是出于商业目的，为资本主义中的消费者提供一种消费自己时间的去处与方法，人们在被书中甜美的语言打动的同时，也会心向好之。那种看似闲适优雅的节奏，只是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再生产中的一个环节。那些奔向普罗旺斯的游客只会在如画的风景中暂时忘记那该死的生产，却无法彻底离开支配他们的时间节奏，他们不愿改变自己做为消费者的身份与习惯，最终还会回到生产中的某个环节之上。
我并不能准确地复述他文本中的全部内容，只能记得其中的一些篇章。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他对燃料这种当代人看来不成问题的东西的思考。在他看来，人的身体并不需要过度保温，也就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收集和屯积大量的木材。寒冷能促使人清醒，激发人的免疫力，让人变得更加健康和理性。我们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科学，他的节制和对物质世界的客观思考是令人敬佩的。
当他能够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欲望时，他的时间节奏也就脱离了这个世界的绑架。他一生留下的作品不多，但都能看到一种坚定和扎实，读他的作品，我常常会惊异于他的思想的细腻和表达的丰富。与当代的著名思想家相比，他的作品与其说是想告知这个世界什么事情，不如说是在表明自己的态度。那种一板一眼和按步就班的严谨，那种渐入佳境的耐心和娓娓道来的从容，都是这个时间所绝无仅有的。可以想象他在创作时的精细和安静，对文字的仔细和从容。读他的作品像是修行的过程，对自己生活仔细地观察，从中发现人类在他那个时代渐渐失去的与自然和自己合而为一的能力。他坚定地站在西方人文传统的背后，像执剑官一样，捍卫着自己的人性不盲从于资本生产的时间而陷于疯狂。
从另一个角度说，迈尔斯戴维斯的爵士乐给了我们一种声音的武器，来对抗这种将人异化为物的时间。爵士乐是一扇门，走入它就会忘记我们被限制的节奏。迈尔斯的爵士乐是不妥协的，不媚俗的，它永远在那里，坚定地要求你重新看待你的艺术观乃至人生观。这也是很多人无法欣赏爵士乐的原因，你可以说它刺耳，说它不和谐，甚至让人想起人类的蛮荒时代，但这都不是人们不能接受爵士乐的根本原因，真正的爵士乐挑战的是时间。当乐曲第一主题出现后，观众就被抛入了无限的可能 性当中，各种即兴，变奏，华彩，炫技，冥想，乐手不可预测的情绪变化，都在明确地向观众表明，这不是一种可重复的，能够打动你的甜美乐章。它并不想验证你对音乐所像征的时间运动的规律性，而是在向你展现出属于音乐家自己的时间世界，这里的可能性近于无限，令人们被迫放弃一般音乐当中存在的时间标志，例如发展，高潮和结束。一首爵士乐的结束往往更接近于哲学上说的"死局"（aporia）状态，也就是乐手将一种声音变化的可能性在他自己的才华范围内开发殆尽，或者说因为他的体力不支而被迫暂时放弃。听众获得的是人类面对各种创造性而产生的非功利性喜悦和欣快感。一旦听惯了爵士，你会发现传统的交响乐和通俗音乐变得不再有趣。它们就像是一些精心制造的“罐头音乐”，只能让人巩固自己对现实时间观念的成见，让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文艺生产的巨大力量感到绝望。
读者可以想象，我在写在这篇小文时正听着《kind of blue》,从 so what 一直听到 On Green Dolphin Street。在它匆匆结尾之际，我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觉得自己就像是个被缚在时间之轮上的病夫，既没有力量，又没有勇气面对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些伟大的作者们已经逝去，我只能捧着他们的杰作，幻想那已经结束的人类的英雄时代。当然，我还是照例会装腔作势地喊一声：“我绝对不会屈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