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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新闻:概念界定、主要特征与价值启示

国际新闻界  · 公众号  · 科研  · 2019-12-03 11:12

徐敬宏,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郭婧玉,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游鑫洋,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胡世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当前,新闻行业面临如下一些问题:信息超载、订阅用户和广告收入下降,加之人们新闻偏好和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传媒内部对变革的抵制在逐渐减弱 (Hermans & Drok,2018)。另外,传统新闻业中,大部分新闻以负面的框架为主,充满了冲突(Mclntyre & Gyldensted,2018),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商业角度而言,这导致新闻受众正在减少。从受众角度而言,传统媒体中通常会出现负面的、受冲突驱动的新闻,但这并未能说明解决冲突的政策是否有效,这样的媒体环境对受众造成了“同情疲劳”,即受众厌倦了媒体对人类不幸的无情报道。


针对这一现状,近年来一种新闻写作方式——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即在新闻中加入积极心理学的元素,以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方式来建构新闻。建设性新闻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学界对于建设性新闻并没有统一的界定。


建设性新闻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通过检索,截至2019年1月27日,笔者发现与建设性新闻相关的文献数量包括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和网络优先发表的论文在内共 25篇。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这些文献数据进行分析,以了解建设性新闻研究的发展方向。


从文献的年载量来看,图1显示,以“建设性新闻”为主题的论文出现于2014年,是中国传媒大学学者张艳秋在国际会议“中国与非洲:传媒,传播与公共外交”中发表的会议论文。论文发表数量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从文献的年载量而言,建设性新闻近年来正逐渐走入学界的视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已发表文献的著者来看,表1显示,建设性新闻属于处在萌芽期的研究领域,正在形成几位具有影响力的著者。凯伦·麦金泰尔发表了6篇以“建设性新闻”为主题的论文,发表文献数量最多,从署名上看,其中两篇论文是与凯瑟琳·戈登斯特的合作成果。中国传媒大学学者张艳秋除了在2014年发表了一篇会议论文以外,还分别于2016年和2018年与西蒙合作发表了2篇论文,使中国对建设性新闻的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



通过对期刊分布的统计,表2显示,建设性新闻的文献基本上发表于外文期刊,以《新闻实践》为主阵地,共有8篇论文发表。《新闻学研究》次之,共有3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知网的核心期刊中,有1篇相关论文发表于《编辑之友》。



通过对关键词的词频统计,表3列出了出现频率在两次及两次以上的关键词。其中,“建设性新闻”出现频率最多,达到24次。“对策新闻”“积极心理学”“公共新闻”和“积极新闻”的出现频率次之,反映出学界重点关注这些概念与建设性新闻的关系。另外,“实验”这一关键词被2篇文献提及,说明实验法成为建设性新闻领域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另外,与建设性新闻相关的专著主要以外文专著为主。


总体而言,学界对于建设性新闻理论性探讨集中于概念界定、理论来源、特征和历史实践等,实证研究集中于建设性新闻对不同年龄段受众态度的影响。本文通过筛选整理文献中对于建设性新闻的相关内容,对其概念界定、特征、历史实践与价值启示进行了探讨。


建设性新闻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建设性新闻出现于2010年以后的数字媒体时代(Fron & Kristensen,2018),但建设性新闻的理论概念与所采用的报道方式并不是一种新的方法,它与积极心理学、和平新闻、公民新闻与对策新闻等概念有着一脉相承的紧密关系。


积极心理学为建设性新闻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报道视角与理论基础。国际积极心理学协会将积极心理学定义为“让个人和社会茁壮成长的科学研究”。积极心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涉及适应力、美德、优势、幸福感、创伤后成长和积极情绪等方面(Mclntyre & Gyldensted,2018)。一些研究表明,人们在看完普通的新闻简报后,会感到沮丧,大多数人觉得他们对新闻中反映的情况无能为力,人们变得麻木不仁,失去了知觉(Dagoula,2018)。而在新闻中加入积极心理学的元素,以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方式来建构负面新闻(Kleemans,Schlindwein & Dohmen,2017),可以激发受众的积极情绪。


在心理学中,情绪与情感不同。情感是一个更加普遍的概念,具有两个维度,即积极或者消极两方面的感觉。情绪则更为具体,许多学者将其分为许多不同的维度,比如害怕、生气和开心(Mclntyre,2015:60)。其中,积极情绪中的崇高和希望这两种情绪类型可以应用于建设性新闻(Baden,Mclntyre & Homberg,2018)。


弗雷德里克森指出,积极的情绪能够提高注意力和认知能力,使个体思维更加灵活,更有创造性,更加包容。虽然刚开始的积极情绪不会持续很久,但从积极情绪中获得的讯息资源能够带给人长期的好处,包括消除消极情绪的影响、保护健康、增强心理的适应能力及推动积极情绪的螺旋上升,从而提高情绪上的健康(Fredrickson,2004)。所以在新闻报道中使用积极心理学技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消极的偏见,用希望取代犬儒主义,用公民参与代替冷漠,减少两极分化以增加社会福利(Mclntyre & Gyldensted,2018)。同时有助于减少新闻报道带来的负面情绪,可能会提高受众的幸福感,从而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Kleemans,Schlindwein & Dohmen,2017)。


一些批评者认为,建设性新闻忽视现实中的残酷,不同于传统新闻中强调客观、中立的价值观,这可能会导致新闻机构失去权威和信誉(Fron & Kristensen, 2018)。而且,一些记者认为撰写有关冲突和社会问题的报道是他们的职责,提出解决方案只是描绘了一幅美好的世界图景,并不会被视作是“真正的”新闻( Mclntyre,2015:73)。


值得注意的是,建设性新闻并不完全等同于积极新闻。梁和李区分了积极新闻的类型:能在危机中带来希望的新闻,善事,感动生活的故事,关于庆祝活动、节日或国家成就的新闻(Leung,Dennis & Francis,2015)。通过这四种类型的积极新闻可以看出,积极新闻是由乐观的故事组成的,重视感情和娱乐,而且不是所有的积极新闻都具有冲突性、重要性等新闻的核心要素。建设性新闻则并不掩盖议题中的负面内容(Meier,2018),坚持新闻的伦理和核心功能。麦金泰尔指出,当积极新闻确实反映出了新闻的核心功能,那么它能够被认为是具有建设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积极新闻等于建设性新闻。


和平新闻这一概念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学者将和平新闻定义为一种新闻报道的框架,有助于保持和平进程,解决冲突。和平新闻提倡新闻工作者致力于建设和平,摆脱传统的新闻价值观,即新闻工作者在冲突报道中偏向消极暴力的行为(Ahva & Hautakangas,2018)。和平新闻的方向是提出解决方案,特别关注和平的倡议以及战后的发展议题(Hanitzsch,2010),也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模式(Ahva & Hautakangas,2018)。和平新闻偏向于处理全球化的议题,公民新闻则是处理地方性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公民新闻(也称为公共新闻)。建设性新闻延续了公民新闻中对受众权力的重视。公民新闻的先驱认为,新闻媒体不仅应向公众提供信息,而且应使公民参与辩论(Merritt & Davis,1995)。公民新闻具有双重的目标,即加强专业主义新闻和公民、公民与民主社会之间的联系(Hermans & Drok,2018)。总体而言,公民新闻反映的是一种以公众为导向的模式,记者在塑造新闻故事的过程中呈现出更为积极的形象,参与感更强。


对策新闻的出现则为建设性新闻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报道方法。对策新闻通常关注政治冲突和社会问题,把新闻的报道框架集中在对社会问题的回应上,试图提供变革的蓝图,改变公共话语的基调(Mclntyre & Sobel,2018),为解决现实中的政治冲突和社会问题提供帮助。传统的新闻报道五要素包括何人、何事、何时、何地和何因。对策新闻还强调这五要素之外的另一个要素,即现在如何做(what now)。在美国,对策新闻报道已经存在了至少20年。


解决社会问题方案的新闻是建设性的,但是,提出解决方案只是积极心理学方法中的其中之一。因此,基于解决方案的新闻是建设性的,但具有建设性的新闻报道并不一定要包含解决方案(Mclntyre,2015:67)。


“建设性新闻”这一提法并不是由学者提出的,而是新闻从业者首先提出的概念(Aitamurto & Varma,2018)。1998年,苏珊·贝娜施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中讨论了建设性新闻的产生问题,谈到了《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在报道对策新闻方面的突出表现。从那时起,“建设性新闻”一词诞生,其后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践行了这种新闻的理念(晏青,麦金泰尔,2018)。


目前而言,学界对建设性新闻定义的界定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特别是学界对于建设性新闻与对策新闻、公民新闻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建设性新闻来源或等同于对策新闻,因为它们都更加关注社会议题的解决方法,等同于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新闻,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需求,以此证明其存在的正确性(Aitamurto & Varma,2018)。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建设性新闻来源于公民新闻(Mclntyre & Gyldensted,2018),在新闻中融入了民主的理念。这两种观点的实质性区别在于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公民新闻侧重针对受众的方式,对策新闻侧重对新闻功能的理解。


一些学者融合了对策新闻、公民新闻和积极心理学中的不同面向,对建设性新闻做出了更为完整的界定。目前,凯瑟琳·戈登斯特作为建设性新闻的先驱,其对建设性新闻的定义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即建设性新闻被定义为将积极心理学方法应用到新闻生产过程,以创造有吸引力的报道,同时忠于新闻的核心功能(Mclntyre,2015:3)。凯伦·麦金泰尔认为建设性新闻必须要运用“积极心理学”策略,并将建设性新闻确定了四个分支:对策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和恢复性叙事(晏青,麦金泰尔,2018)。


建设性新闻的特征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文章试图从建设性新闻的定义中归纳总结出特征。通过统计文献中所提及的11个对建设性新闻概念的定义,本文总结出六个共性的特征,如图2所示,即解决特定问题、强调公民赋权、维持新闻的核心功能、积极情绪、记者干预和以未来为导向。



解决特定问题指的是记者不仅仅报道问题,而应使用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框架去报道社会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对此,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指出即使解决方案可能并不有效,但对受众而言仍是有希望的。记者应该继续对其他潜在的方案提出问题,以免让读者在绝望中感到无助(Baden,Mclntyre & Homberg,2018)。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如果新闻从业者在报道一个解决方案仍不明确的社会问题时,可以选择放弃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实证研究表明,新闻中没有提出解决方案或提出了无效的解决方案时,对受众的负面情绪而言在统计学意义上而言没有显著差异(Mclntyre,2015:60)。


就公民赋权这一特征而言,建设性新闻强调记者并不是孤立的观察者,而应与公众保持联系。在新闻实践中,记者要询问人们他们想看到的社会问题和解决方案,与公众合作以得到有趣的报道角度和信息,与公众共同创造内容。这意味着要让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人参与进来,打破刻板印象,跨越性别、种族、年龄、阶级和区域的界限,得到更完整和细致的了解。


在定义中提出记者干预这一特征往往会招致批评,违背了新闻客观中立的原则。从建设性新闻的角度来说,虽然建设性新闻是在新闻报道中解决特定的问题,但新闻记者并不直接参与提出解决方案,而是让公民、政客和专家参与这一过程。换言之,受众成为了一个更加活跃的社群,他们能够成为新闻制作过程的参与者。记者所扮演的不仅是传播者与监督者的角色,还扮演着积极的调解者(Fron & Kristensen,2018)。所以,建设性新闻同样严格坚持新闻的伦理和核心功能。


积极情绪是建设性新闻定义中强调的重要特征。学者凯伦·麦金泰尔提出,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五种积极心理技巧适用于建设性新闻:在新闻故事中唤醒积极情绪;提建设性的采访问题,建议记者像一个探索者更容易让对方畅所欲言;报道中要融入方案;新闻工作中要有“PERMA元素”:积极情感、参与融入、和谐关系、集体意义和行业自律;考虑世界的幸福模式,不仅要考虑所有事件包括冲突、灾难、消极和悲剧,还要考虑事件进取、成长、合作和恢复等方面(晏青,麦金泰尔,2018)。


面向未来则强调记者不能只关心当天发生的事情,而是要通过询问未来的可能性来为新闻增加新的维度(Hermans & Drok,2018)。虽然在本文所统计的定义中以未来为导向的特征较少,但它往往与解决特定问题联系紧密。在新闻报道中提供有关解决方案的信息,会促使受众继续消费新闻,关注新闻中所提到的解决方案,进而增加关注未来的可能性。


建设性新闻的目的是维护新闻业的核心功能,比如充当监督者向政府问责,提醒公众潜在的危险或者提供有用的信息(Mclntyre,2015:5)。相较于积极新闻中的许多故事被认为是“废话”或是一些有趣的动物或者小孩子的视频(Mclntyre,2015:15),建设性新闻中所具备的新闻核心功能使其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在六个维度的特征中,既强调新闻实践中的操作性技术,比如解决特定问题、强调公民赋权和积极心理学的技巧,又兼顾新闻的核心功能。这为建设性新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学界在对建设性新闻的定义大多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同时强调了多种特征,每一种概念的界定都有所侧重。


总体而言,建设性新闻既关注政治挑战、冲突和社会问题,又注重赋予受众权力,关心受众福祉。建设性新闻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快速地向公众提供信息”来传播新闻,而是成为一个独立的观察者,通过面向未来,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为新闻报道增加新的维度(Hermans & Drok,2018)。


建设性新闻的实践


建设性新闻最早是新闻从业者所使用的一种新闻报道方法,近些年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学术界对建设性新闻的探讨进一步为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学界与业界结合非常紧密,相辅相成。学术界不仅提供理论支撑,还为新闻从业者提供建设性新闻的培训课程,业界成立独立机构,为学术研究提供资金支持。


建设性新闻在实践应用中有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三个目标:微观层面,即受众在接触建设性新闻后应该感觉更好,因为他们意识到有一种潜在的希望或者解决问题的导向,而不是被问题所累,建设性新闻应消除受众对世界的负面看法;中观层面,即媒介公司应该获得更大的受众忠诚度,从而增加阅读量和覆盖面,媒体品牌应该被认为是积极且有益的;宏观层面,即报道中提出了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为社会带来进步(Meier,2018)。


建设性新闻实践多在欧洲和美国得到了应用。新闻机构使用了建设性新闻的一些原则,在新闻中加入积极的元素,多聚焦于提出解决方案。


在欧洲,英国的《卫报》、瑞典的国家电视台、丹麦广播公司、《经济学人》杂志和英国广播公司等等,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开始使用建设性新闻的原则和技巧,尽管他们没有明确地提及建设性新闻是其灵感来源(Hermans & Drok,2018)。瑞典国家电视台提出了有五种类型的问题能够在采访中使用:一是提出线性问题,基本的调查性问题,即“谁做了什么?在哪里?什么时间?为什么?”这类问题有助于搞清问题的事实;二是循环问题,从与事实有关的背景的这一视角提问,比如:“它怎样影响你的?”和“你是怎么解释A或B的?”;三是反身问题,采访者就一个特定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推动被访者思考问题的可行性方案;四是战略问题,引导被访者对其所提出的方案作出承诺,这些承诺是面向未来的。比如,“应该做什么?你会这样做吗?你什么时候去做?”;五是使用数据支撑新闻报道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或出现了挫折(Mclntyre & Gyldensted,2018)。


学术界对建设性新闻的讨论也与新闻实践相联系。欧洲建设性新闻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尤瑞克·海格浦成立了建设性研究所。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并与丹麦的奥尔胡斯大学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提供研究和培训(Ahva & Hautakangas,2018)。它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推动新闻报道实践,举办研讨会,提供奖金项目支持学术研究。


一些教授新闻专业的学校在课程中增加了课程《走向建设性》。荷兰的温德斯海姆应用科技大学的教授开设了建设性新闻的课程。同时,欧洲公共广播联盟也在组织开设建设性新闻的课程(Ahva & Hautakangas,2018)。同时,欧洲在过去两年举办了多场关于建设性新闻的会议。


中国目前在建设性新闻领域的学术研究与新闻实践刚刚出现萌芽。


在学术研究方面,国内关于建设性新闻的文献屈指可数。其中,《建设性新闻:一种正在崛起的新闻形式》是我国学者晏青对凯伦·麦金泰尔进行的学术访谈,文章中呈现的仍然是国外学者对于建设性新闻的观点。建设性新闻在我国的概念界定和适用情况必然会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发生些许的变化。中国传媒大学张艳秋研究了中国媒体对非洲进行的建设性新闻报道。她以中央电视台非洲频道中《非洲生活》《非洲谈话》和《非洲面孔》节目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是否使用了建设性新闻这种报道形式,以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研究表明,在样本中,69.68%的新闻报道是建设性的,中央电视台非洲频道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媒体的非洲新视角(Zhang & Matingwina,2016:102)。在另一篇文献中,张艳秋还研究了《中国日报》对非洲及埃博拉疫情的新闻报道,并与英国广播公司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中国日报》所采用的建设性新闻的一些报道方法,有助于进行有效的健康传播,对遏制和治疗埃博拉等疾病具有重要的作用(Zhang & Matingwina,2016)。但总体而言,我国对于建设性新闻理论研究仍然存在很大空白。


在新闻实践方面,我国媒体在新闻实践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使用建设性新闻这种报道形式,但一些新闻报道中包含了建设性新闻的元素。清华大学和南非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开启了一个报道项目,旨在培训记者如何更好的报道中非关系(Zhang & Matingwina,2018)。通过对获奖作品的内容分析,发现新闻报道中使用了建设性的新闻叙事,为现有的刻板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探讨了新的争议话题。这种叙事方式可以增进中非人民之间的了解。2012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非洲频道,希望打破长期以来西方媒体的垄断并赢得非洲人民的认可(Zhang & Matingwina,2016:102)。另外,《中国日报》对非洲埃博拉疫情进行建设性的新闻报道时,采用了自省的方式,在新闻报道中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具有建设性意义(Zhang & Matingwina,2016)。


建设性新闻的价值与启示


(一) 建设性新闻的价值


根据当前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业界实践经验,建设性新闻具有以下优势:


第一,从建设性新闻对受众情绪影响的角度而言,观看建设性新闻后能够为受众带来更积极的情绪。当受众读到关于社会问题的新闻时,无论新闻中是否包含解决方案,受众都感觉比之前更糟糕。但是,当人们在新闻中看到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时,他们的负面情绪会明显减少,而且对新闻本身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持有更积极的态度(Mclntyre,2015:73)。


第二,从建设性新闻对受众行为影响的角度而言,建设性新闻可能会为受众提供更多动力采取积极的行动。一些学者认为新闻框架越偏向于解决问题,给受众的感觉越积极,受众就越有可能具有采取积极行动的动机,比如向慈善机构捐款、对环境问题负责或者表达政治观点。相反,接触灾难性框架的新闻会导致采取积极行为的动机降低。同样,包含积极情感话语的新闻会引发积极的感情,从而使受众产生更大的参与意愿。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基于解决方案的新闻会影响受众的情感和态度,但并不会影响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参与行动的意愿,也不影响他们为解决问题作出实际的行为。换言之,其影响力足以改变受众的感受和态度,但不足以达到影响行为的阈值(Mclntyre,2015:70)。


当前学术界主要集中在建设性新闻对受众态度和行为影响的研究,一方面由于建设性新闻影响的实证研究数量较少,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研究者针对研究对象所属群体的不同,建设性新闻对受众的影响还缺乏统一完整的认识,仍存在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第三,短期而言,建设性新闻正在逐渐受到消费者和资本的青睐,长期的影响还有待未来的观察。《赫芬顿邮报》有一部分专门用于发表积极新闻(Mclntyre & Gibson,2016),虽然积极新闻并不完全等同于建设性新闻,但其中一部分具有建设性特征并体现新闻核心功能的新闻报道可以视为建设性新闻。其流量在一年内增长了85%,收到来自社会的反馈是其他内容的两倍。荷兰众筹的在线新闻机构“记者”致力于进行建设性新闻的报道,2013年开始推出建设性新闻并且在为期一周的宣传活动中筹措了超过一百万美元。


同时,建设性新闻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由于建设性新闻的概念和范围界定没有明确统一的界定,新闻媒体在进行建设性报道时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与技术规范,因此不同媒体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对建设性新闻有不同的理解。建设性新闻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如下的一些问题。


新闻实践过程中,记者在建设性新闻中可能过分夸大积极因素,软文和公关文有可能伪装成建设性新闻。研究发现,一些地区的媒体充当与商业联系的中介,以此来刺激当地经济的发展,这符合建设性新闻的部分定义,即为新闻工作者参与并提高社会福利。但是,当地使用建设性新闻的根本动机在于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这削弱了新闻的建设性意义(Rotmeijer,2018)。


虽然建设性新闻的定义强调维护新闻的核心功能,但在实践过程中建设性新闻有可能演变为地方精英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工具。学者对圣马丁岛的新闻媒体进行了考察,发现移民的记者在撰写建设性新闻的深度报道时持谨慎态度。因为移民需要政府批准许可证,当移民到当地的记者撰写了对政府不利的新闻报道,有可能会受到来自当局的压制(Rotmeijer,2018)。建设性新闻在推行的过程中也遭遇了阻碍。从商业化的视角来看,虽然学术研究证明建设性新闻能为受众带来更积极的情绪,但受众的消费行为是复杂的,人们并不总是选择他们喜欢的新闻(Peters & Broersma,2017)。并且,编辑对新闻的选择越来越受到新闻消费者“点击行为的影响”。商业因素和道德因素之间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前者会导致编辑倾向于在新闻中使用危言耸听的语气,后者则倾向于注重解决方案的新闻框架。但是问题在于,公众普遍认为负面的新闻就是新闻。


(二)对我国未来发展建设性新闻的启示


当前中国的网络环境中,信息传播速度快,技术的发展更多地赋予了公众公共表达权,人们能够通过论坛、博客、微博等网络应用工具行使自己的公共表达权,发表对公共事务的认知、情感。与此同时,公共空间中的情绪化表达也有漫延之势,媒介事件常常能够激发网民的悲哀、愤怒、恐惧等基本情绪心态,促使网民沉溺于情绪的宣泄,而不能形成对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党明辉,2017)。所以,发展建设性新闻对改善我国网络环境中的负面化情绪具有较大意义。从建设性新闻的技术操作层面出发,媒体可以通过采用建设性新闻的方式对受众情绪加以引导,促进其产生积极的态度与行为。记者在撰写建设性新闻时,可借鉴国外学者和新闻从业者提出的原则与积极心理学技巧,尤其提出有效解决方案,避免无效方案,从而能为受众的态度和行为带来积极的影响。


从建设性新闻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而言,在中国的建设性新闻实践中要注意维护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坚持党的领导,保障社会的最大利益。因为如果不考虑当今媒体的现实因素,或者只关注新闻记者的报道技巧,那些理论模型和实际的操作指南都无法发挥它的潜力。因此,必须注重新闻的制作过程,注意新闻工作者的实际工作环境(Blasi,2004),以及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


另外,应避免软文伪装成为建设性新闻,否则媒体将会丧失公信力。软文是以报道的形式发布广告主所需要的信息,虽然有时这样的呈现方式符合建设性新闻的某些特征,但很多情况下广告新闻传递的是广告主的观念和价值,将广告主的利益冒充为社会公共利益(陈力丹,钱童等,2016),已经违背建设性新闻维护新闻核心功能的目的。中国目前出台的新《广告法》中明确规定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广告。但新《广告法》的出台并未有效遏制传媒上层出不穷的广告新闻,特别是当下网络环境中的软文既没有暴露广告属性,又没有明确标识自身广告属性,此类软文利用自身的话语权很容易给网民以误导(余人,高乔,2016),甄别难度更高。法律对于网络媒体中软文广告的规范未能予以约束,未来还需要一些具体的操作规章和司法解释(陈力丹,钱童等,2016)。


最后,在我国发展建设性新闻的保障是培训更多擅长于建设性新闻写作的记者。虽然中国已经在建设性新闻上有所实践,但是善于撰写建设性新闻的新闻工作者数量很少。如上文中清华大学和南非金山大学启动了中非的报道项目,使用了建设性新闻的叙事,这样的报道能够增进中非人民之间的了解,但有必要培训更多的媒体人员以确保可持续性的发展建设性新闻。


小结


就建设性新闻的理论来源而言,建设性新闻根植于积极心理学,采用积极心理学中的不同技巧进行采访报道。并且,建设性新闻概念继承了公民新闻、和平新闻、积极新闻与对策新闻的不同面向,分别是采取积极的态度、重视公众权力、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等等,但建设性新闻又与这几类新闻类型不完全相同,目前学术界对此仍存在争议。


在新闻实践中,建设性新闻关注的议题包括政治挑战、冲突和社会问题。虽然记者具有高度干预性,但新闻中的解决方案并非由记者直接提出,建设性新闻应为受众提供信息与对话和合作的可能性。而且记者不能只关心当天发生的事情,而应该关注未来的诸多可能性等等。建设性新闻的实践主要在欧洲和美国,逐渐受到学界与业界的重视,并且学界与业界联系非常紧密,科研机构为建设性新闻完善理论基础的同时注重培养从业人员在建设性新闻方面的实践。


就目前而言,建设性新闻能够为受众的情绪带来积极的影响,促进受众精神的健康,有更强的社会政治参与感,推动社会稳定。但建设性新闻对受众的影响尚未形成完整清晰的认识。从商业角度来看,建设性新闻为新闻媒体机构带来了更多的注意力资源,从而推动了其变现与盈利能力。同时,建设性新闻在新闻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记者在撰写建设性新闻时有可能夸大强调积极因素,甚至成为少数精英利用的工具等等。这都为我国发展建设性新闻提供了借鉴意义。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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