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号称最为晦涩难懂的、由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所撰写的名为《红书》的书中记述了一个荣格的梦境：荣格谋杀了德国神话英雄齐格费里德、且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惶恐中。这个看似荒唐的情节实际上蕴藏着20世纪席卷全人类的一个持久而重大社会/历史主题——领袖与人民的关系问题。而荣格发现了这一主题的无意识机制。
对于一个在二十世纪初说德语的人而言，古代日耳曼神话英雄齐格费里德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某种集体无意识原型、这个原型左右着二十世纪日耳曼心灵的一个重要的向度。当“基督”这个原型意象被古代日耳曼蛮族普遍接受后，齐格费里德的意象被悄悄置换了、它失去了对说德语的人们的内心的实际统治。直到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展开激烈竞争而日耳曼民族在这场竞争中的败落后，齐格费里德原型被唤醒了。换言之，落败的日耳曼心灵演变成了一个英雄原型的“温床”，它“召唤”着神话英雄齐格费里德的“复活”，因为， 在集体无意识的层面，齐格费里德意味着作为一个民族国家集合体的日耳曼人的尊严和希望。当一个纳粹士兵高喊着“嗨希特勒”的口号前赴后继地去送死，难道他们只是为那个名叫希特勒的窃取了领袖宝座的肉体凡胎去送死吗？非也。他们其实是在为他们无意识中的英雄原型去送死，而希特勒不过天才地呼唤出了他们内心的那个神话英雄的原型意象而已。历史进程让希特勒及其事业失败了，但那并不意味着日耳曼心灵中英雄原型的失败，因为，那个英雄原型的真正失效，在于那个召唤出英雄原型的处境的失效。也就是说，二战后的地缘政治格局不再以资本主义列强惩治战败国为重点，二战后的新一代德国人不再整体而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是失败而无价值的人。日耳曼心灵中英雄原型才失去了它真正的民意基础。
一种原型意象足以统治人心的前提是某种相应的现实处境的出现。英雄原型占据人心必出于人们普遍的失败感与无价值感的社会现实，这一原理，任何民族概莫能外。没有最为普遍的失败感与无价值感的社会现实，任何形式的英雄/领袖崇拜是没有心理基础的。
然而，人类的无意识心理法则是：任何原型意象被召唤出来服务于现实处境的同时，将意味着为这个无意识原型付出的“牺牲”是必不可免的。“英雄”带领人民创造奇迹，但人民也必将为他们要求的奇迹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像一个跷跷板，当人们要求跷跷板的一头翘得老高的同时，跷跷板的另一头岂能不落得很低呢？
可惜，人们总是那么地健忘，当一个民族或社会共同体不再感受到来自其他民族的深刻威胁、人们就不需要跷跷板的一头翘得老高了，因而人们便开始注意到跷跷板的另一头的低落、且开始抱怨和憎恨跷跷板翘得老高的那一头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太平的年月，人们会对他们过去的“救星”怀着一种群体性的无意识的憎恶情绪、且竞相以“谋杀”之为时髦了。
时下的中国，以高华者流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这么一群“齐格费里德”的“谋杀”者。他们带动着一群鹦鹉学舌的跟风者。他们主张，对“领袖”意象的彻底抛弃是社会进步与自由的前提。他们的主张看似有理，不过，他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倘若人们没有群体性地遭遇到深重的失败与无价值的境遇，英雄意象这个集体无意识原型是不会被激活的。换言之，足以彻底否弃英雄原型的前提，是无需英雄意象的普遍安适与公平的社会现实。倘此社会现实远未到来，人们仍然普遍地忍受着失败与无价值的境遇的催逼，则人们对英雄原型的期盼、渴望及其现实性投射就不会终止。
关于“齐格费里德”的叙事，有着一个非常玄妙的版本，亦即舞剧“天鹅湖”的故事。在这个叙事里，齐格费里德不但不像是一个“纯雅利安人”顶礼膜拜的英雄，到更像是一个无明而糊涂的奶油小生。摆在他面前的可供结婚的对象有黑白（象征善恶）两个天鹅。而齐格费里德一度被黑天鹅给骗了。据说此故事有悲观和乐观两个版本：乐观的版本是齐格费里德最终识破骗局而和白天鹅结了婚，悲观的版本是没能战胜黑天鹅而遭毁灭。众所周知，舞剧《天鹅湖》可是苏联芭蕾舞台上的拿手好戏，但一般人却看不懂这出俄国戏那极其深邃的无意识玄机。对于俄国人而言，人民需要英雄/领袖意象犹如日耳曼人之需要齐格费里德。但人民会错误地投射英雄/领袖意象（比如崇拜斯大林个人），这就像舞剧中齐格费里德选择了黑天鹅。但这并不意味着英雄/领袖意象的不必要以及人民之投射过程的不必要。因为，令人感到失败和无价值的社会现实未被消灭、而齐格费里德保留着选择“白天鹅”的可行性。
那些个如高华般深受英美自由主义思维“加持”的时下的右倾知识分子是断然不相信齐格费里德和白天鹅结婚的可能性的，在他们看来，英雄/领袖意象和黑天鹅的“婚配”是必然的。因而，齐格费里德是必须被“谋杀”的。这些右倾知识分子的错误在于：他们并不试图“谋杀”那足以让英雄/领袖意象被那些备受挫折人们所投射的不公平的、令人绝望的社会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