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不可避免的寻找答案，看古建的书也是寻找自己、打捞记忆的途径。
熟悉我的都知道，广州的时候我喜欢去光孝寺，起初是抱着朝拜名胜古迹、求神拜佛之心，到后来就纯粹是有事没事去坐一坐。广州多雨，有两次雨中看寺的经历。第一次是那年心情最低落的时刻，在廊道里坐着对卧佛殿发呆，最后还是冒雨离寺坐公车回学校了。第二次在大雄宝殿躲雨，坐在平时信众用来跪拜的皮垫子上，看着外面哗哗大雨，像是回到了童年。
现在想，那么喜欢光孝寺，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在都市里只有寺庙能够让我有回家之感。
按建筑来分，我家肯定属于北方民居，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房子，老爸和木工、瓦工等等一起把房子盖了起来，屋顶的梁木、檩木都是山上的槐树、杨树。与其他村民不同的是，我爸没有选择直接平地起屋子，他打好地基后，又起了一层高台，不会太潮，冬天也不会太凉。很快后来者也学了这一招。初中时，常常坐在屋前的台阶上看书，后来习惯于坐在那里看夕阳，透着槐树叶往西边看，特别好看。一般我家的狗会蹲在我脚下。这种情态会让我整个人放松下来。
直到今天我依然习惯于席地而坐，但是无论是沙发还是阳台、地摊，都没有坐在台子上一眼望到天边的景致，更加没有脚踩着泥土的踏实。所以我喜欢寺庙，或许这是整个中国大地上城市中唯一还能有这种感觉的建筑空间。
想想很遗憾，我们那个小村落，山上本有一座道观、寺庙，山脚下还有一座大庙。文革时山上的全部拆除，木头很多被人拉回家垫了粪坑。山脚下的大庙倒没有拆除，很长时间做了卫生室。小时候去那打针、领糖丸，依稀记着那里的高台、粗粗的木柱，还有廊檐、斗栱。
不过，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突出来的木头组合叫斗栱。可惜那庙前几年也已经拆掉。和很多这块儿大地上的庙宇、道观一样，都灰飞烟灭，死掉了。唯一的留存是山上庙宇的山门，大石头一竖一横一竖立在那里。缠绕的藤萝树，四月开漫天的紫花，成年人抓住瘦弱的树干都可以脚离地荡着玩。如今被人挖走了。和无人看管的文物古迹被盗走的壁画一样，藤萝树也悄无声息地没了。
可是那种记忆不会磨灭。我带着那点儿执念向往着每一座带着古代基因的寺庙，坐在宽敞的院子里，似乎一切都还没有消失，有树、有好看的屋檐，落下的雨滴有时成线有时如瀑，敲打地面、树叶的声音因地而异。
2016年春节前，一个月里，外公外婆相继去世。葬礼上，一直走神。盯着牌位上“孺人“二字看了很久。跪在正屋，抬头看屋梁，很久前吊过的顶全部拆除，露出了梁木、檩木，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元壹玖陆捌年岁次庚申桐月中浣 建修 繁体正楷。脑子里像放电影：舅舅新婚不久的一天，我躺在外婆的耳屋里，看着屋顶上超级大的剪纸，小姨说“你外婆啊，以前也特别会剪纸”。冬天，窗户上多糊一层雪白的纸，黑色的木楞，那是传统的直棂窗。至于那檩木上的字，梁思成在《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提到过，“通常殿宇的建造岁月，多写在脊檩上”。
这些细细碎碎的东西组成了现在的我，一个看到古建心头就会涌现幸福的人。可以想见初次捧着八开本的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的欣喜，大言不惭地说绝对比徐志摩要浪漫，因为这里的图凝聚了文理之美，严格按照数学计算出来的建筑是理性之美，雕梁画栋则是艺术的、诗的。其实一切都只是囫囵吞枣地一见钟情，古建资料看得越多，越会觉得能让你感到舒服的建筑空间，绝非寻常摆弄出来的。
空间的营造。
现代住宅，装修好后一般层高在2.8米左右。常居于此，倒也不会觉得压抑。如果去到层高稍微高一点的建筑，整个的空间感立马改变。反正每次从家里回到城市的居所，都有稍稍的不适应。家里山墙高2.95米，三角梁大约1.5米左右，进门之后感受到的是大概4米高的空间。人的这种空间感与妈妈的菜一样，是一种固执的生存习惯。
民居如此，宗教建筑只会更加扩大这种人与大空间的感觉，无论进深还是空间。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是很有代表性。这是梁思成个人学术史上很重要的一篇文章，以此他确定了研究古建必须找遗物实地考察。皓首穷经，研究文字记载，最后只能熟诵“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坐股有七十二黑子者”，碰到真刘邦也不认识。于我，真正认识梁思成的魅力，也是翻到他《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里观音阁的测绘图，观音的头顶似乎“怒发冲纸”，要顶着页面冲出去，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一个大殿里一尊塑像贯穿的视觉冲击。观音阁可以说是两层小楼，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里仔细介绍过观音阁的内部结构，分为底层、中层、上层，中层位于下层天花板之上，上层地板之下，外周是下檐及平坐铺作遮蔽，四周无窗。上层便是外观能看到的层面，空朗宽阔，周友檐廊，可以远眺崆峒盘古。最紧要的是地板开六角形空井，围绕佛身，可以凭栏细观像肩胸以上各部。观音像约高16米。可以想见如果站在门口仰望的感受。
爬到二层，顺着观音的眼睛远眺，会看到观音阁南面约一里之外矗立着一座高塔——蓟县观音寺白塔。远眺遥望这种感受可以叠加穿越至唐代长安城，站在大明宫往南俯瞰长安城，寺庙里的浮图应该是最招眼的。宇文恺兴建大兴城的时候，对风水、地理位置均有考量。中轴线朱雀街中段的高地处，建了大兴善寺、玄都观，夹街东西对峙。外郭的东南角高，便凿池，是为曲江，西南角低，在永阳坊大庄严寺里建木浮图，高三百三十尺。如果对唐长安城了解更多一点儿，这样的想象或许更有意思。
台阶之高也值得说道。大同下华严寺里的薄伽教藏殿高踞于四点二米的高台上，台基之高为大同诸寺之最。跋涉一段路再进入大殿礼佛，心里感受不一样。不过这个大殿现在最有名的是他完美给世人展现了《营造法式》里的小木作之美。此殿坐西向东，与常见的坐北朝南不同，围绕其南北、后（西墙）全部是壁橱，包括一部分前梢，最精彩的是正后方，也就是佛像背面处，那里有一个曲桥阁楼。整个的造型便是《营造天书》的封面。具体的比例也可以参照一下，人像按比例来看1.7米左右，伸手正好可以开柜子取经书，抬头是天宫楼阁形的佛龛，美观且可参佛。有意思的是，建筑师完全按照建一座殿的心力做这个壁藏，于是能看到里面的斗栱有十七种，比大点本身还要丰富一倍。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这是一个高级手办。
还常常被念叨的是隆兴寺转轮藏殿里的转轮藏。此殿与观音阁一样，也是二层楼阁，里面有一座转轮藏，是一座平面八角形、可以旋转的书架。立轴的顶部传出二层楼板，也就是上到二层楼阁，可以看到暴露在二层地面重要的小段木轴。有人说这个东西像走马灯，我倒觉得完全可以与旋转木马结合起来。或许有人觉得不伦不类，但是若造型融合一下，一定还蛮有趣的。因为亦步亦趋是成不了真正的美，必须得有点儿创新。
梁思成写隆兴寺摩尼殿时说：画意的潇洒、古劲的庄严，的确令人起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尤其是在立体布局的观点上，这摩尼殿重叠雄伟，可算是艺臻极品，在中国建筑物里也是别开生面。
别开生面主要重叠雄伟，复杂屋顶组合的形式，看图可知后面是正常的重檐歇山顶，前面竟然让单檐歇山顶的山面为正面。《营造天书》里王南提到，在敦煌壁画中有一座殿宇与摩尼殿的造型几乎一模一样。元人绘画中也有此类建筑，现在则是北京紫禁城的角楼保留了一丝宋人余韵。而正是这点儿余韵让大家念念不忘，一下雪就猛拍照，猛喊其为北平。
与今日成为历史建筑、纯粹求神所在的寺庙不同，过去的宗教建筑还是艺术的殿堂，自然不能仅限于一种艺术形式。《营造法式》，中国书店、建筑工业出版社都出过，除了普通读者特别难看懂的图样外，更多的还有雕梁画栋的一面。
不过即使现在留存下的古建，因为年代久远，壁画、塑像有些不复有往日风采。但是更多的仍然惹人注目。在这一部分除了观看各种塑像外，倒不妨发挥一下想象力，比如穿越盛唐长安，一定得呆着《历代名画记》，《酉阳杂俎》，挨个参观庙宇、道观，会发现武则天题写的寺额，吴道子的菩萨、《神鬼》，若有幸，或许还能看到他喝醉酒后在墙壁前面“挥毫泼墨”的样子，杨廷光的山水，韩干的人物画，周昉的画，颜真卿的字，杨惠之的雕塑，唐太宗的文，李隆基的题匾，怀素的字等等。重要的是还要去赏牡丹、看松竹，总之一定要饱够眼福后才回来。还好现在我们还有敦煌壁画、墓室壁画，可以窥探那时的风采。相对于今日的美术馆、博物馆，那时候的观看就是日常，因为艺术、建筑均融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今似乎更是一种仪式、郑重其事。
其实上一次看王南的文章还是读库1504里的《梦回唐朝》，当时值侯孝贤的《聂隐娘》上映，那期读库也有《聂隐娘》编剧谢海盟的文章，远比不上王南那篇，最紧要的是里面大肆渲染的是为了展示唐朝风格，他们跑去了日本的京都拍摄，服装都是尽力复原。可是打着这样的旗号，却没有告诉更多的普通人，其实日本的建筑并不能代表唐风，唐朝文化包括建筑传入日本已经上千年，这期间早已经过改造融为日本人自己的文化，是和风。
民国时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但是伊东忠太在《支那建筑史》中也说：日本人之长处，亦即日本人之短处。盖日本人所知者，中国之皮相也，因此不能得其真髓，不能有根本的新发现。
也是那个时候，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奋起直追，考察独乐寺、广济寺等等，完成各种调查纪略、测绘图、古建筑报告，完成了中国古建这个学科的奠基工作，不逊于日本人的工作。
如果说梁思成为首的营造社同仁赢了这场中日学术竞赛，那么如今在群众层面上，却输了大半截：反客为主，反认他乡作故乡。
这种反认一方面现下的绝大数建筑师对西方、日本建筑亦步亦趋、趋之若鹜。导致重建一些寺庙时，想要唐风直接从日本京都搞拿来主义，对更多普通群众的误导。另一方面是整个文化层面上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文化心理上普遍存有自卑，改革开放后崇洋媚外更是根深蒂固，同时却又想回到盛唐。花尽心思去山西看唐代木构，远不如东渡日本看京都洋气。而因为几经战乱，中国唐宋木构遗存分散，保护、宣传的意识又不够。最后就导致大家以为京都就是唐代长安的样子，那里的寺庙、园林是唐的、宋的，继承了中国真正文化。包括建筑色彩上，对原木色的推崇，以及服装上黑白灰性冷淡的追捧。
说白了，这不是去寻找真正的唐文化的源流。而是日本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对本国文化的一种碾压。那么是全盘接受这种东西么？当然不是。如果不接受，又该如何做？或许重新回到原点，阅读《营造法式》、梁思成的著作是一个好的思路，今时今日科技已经很发达，王南的系列文章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他用更近通俗易懂的思路介绍中国古建，有实物对比图，有图样，如果再搭配一个斗栱的app，就会更近圆满。至少，了解是第一步，梁思成考察佛光寺时曾一笔带过为何即使至苦却仍要坚持，“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
对于我们亦如是。当然这并非说不去看京都，相反应该都看，但是带着辩证的眼光，哪怕你最后爱上京都都没有问题，日式美学有其独特之处。但是需要辨别的是，那是日式和风美学，不是中式唐风遗存。
最后说一嘴，梁思成、王南的文笔。或许研究古建如同研究古代史，需要阅读大量文献，很多人写出的东西都特别好看，精简、优美。尤其是梁思成，他父亲梁启超是那样的汪洋恣肆，他却如此克制：
1937年6月，我同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莫宗江、林徽因、纪玉堂四人，到山西这座名山，探索古刹。到五台县城后，我们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我们骑驮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岸边，崎岖危险，下面可以俯瞰田陇。田陇随山势弯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在眼前，远处则山蛮环护，形式甚是壮伟，旅途十分辟静，风景很幽丽。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所抑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了一个实证了。
上面积存的尘土有几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样。我们用手电探视，看见檩条已被蝙蝠盘踞，千百成群地聚挤在上面，无法驱除。脊檩上有无题字，还是无法知道，令人失望。我们又继续探视，忽然看见梁架上都有古法的“叉手”的做法，是国内木构中的孤例。这样的意外，又使我们惊喜，如获至宝，鼓舞了我们。
照相的时候，蝙蝠见光惊飞，秽气难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的臭虫（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因为那时我们深怕机缘难得，重游不是容易的，这次图录若不详尽，恐怕会辜负古人的匠心的。
王南的：
不仅是洛阳宫室，长安亦未能逃离中国古代都城的噩运，数百年的苦心经营，最终毁于一旦。据《资治通鉴》载，唐末黄巢起义军于880年攻占长安，883年黄巢军战败，“焚宫室遁去”；唐军攻入长安后，“暴掠无异于贼，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天佑元年（904年）正月，朱温逼迁唐帝于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自583年隋大兴建成，至904年长安毁于朱温之手，共经历隋唐二朝，计三百二十一年，与王维诗中开元盛世时“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形成惨烈对照的是唐末五代诗人韦庄笔下的“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当然不论是达官贵人的豪宅，抑或是文人名士的名园，或者仅仅是普通长安市民的小院，都是规模不同的院落式住宅而已，它们以同样的布局方式分布在长安的一百零八坊中，故唐人诗句“好住四合舍，殷勤堂上妻”，可谓各类住宅所共通之处。而家家户户庭院中生长的树木，随着年深日久，树冠逐渐连成一片，终于把下面的屋顶全部遮蔽，不论它是巨宅的华瓦，还是陋室的茅茨。登上长安高处如乐游原或者大雁塔，目之所及是绿树掩映下的万户千家，一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登上北京景山之所见。这是中国古代城市中万千建筑群与大自然水乳交融而成的最美的风景。
李白诗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现在我们知道，长安城的永夜，千家万户其实是在一个个坊墙围绕、坊门紧闭的里坊之中，透过各自宅院上方“四角的天空”，来共同仰望一轮明月的。
希望有朝一日，继续建造的清真寺、教堂都像以前一样，有着这样的院子，是这样的中华古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