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古人用来讲学的场所，自南宋张栻、朱熹复兴岳麓、白鹿洞书院以来，书院与道学的命运便紧密关联。设立书院的目的是为了纠正科举之害，书院的民间身份注定要与官方意志紧张甚至产生冲突。终明一代，书院的命运经历了被冷落、复兴、昌盛、毁禁等跌宕与反复，朱氏王朝对文臣从来不假辞色。
不过“南朝四百八十寺”，最终也难逃会昌法难，毕竟帝国的阴影吞噬一切，空留“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萧索记忆。
１．太极书院
嘉靖七年（1528）是明朝毁禁书院的开始阶段，矛头直指湛甘泉（若水）与王门后学。甘泉先生也许仍心存侥幸，也许只是悲愤的回应，在进呈给皇帝的《圣学格物通》中，指出南宋禁锢道学而亡，元朝建立书院而兴。
甘泉所指的“书院”即北京太极书院，今有元儒郝临川（经）的《太极书院记》。甘泉说太极书院建于“理宗嘉熙二年（戊戌，1238年）”，而临川《记》中称建于“庚子、辛丑（1241年）间”。这是蒙古积极向南扩张的几年，四十年后南宋亡。
临川《记》云：
初，孔子赞《易》，以为《易》有太极。一再传至于孟子，后之人不得其传焉。至宋濂溪周子，创图立说，以为道学宗师，而传之河南二程子及横渠张子……乃于燕都筑院，贮江淮书，立周子祠，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于壁，请云梦赵复为师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推本谨始，以“太极”为名，于是伊洛之学遍天下矣。使不传之绪，不独续于江淮，又续于河朔者，岂不在于是乎！
“太极书院”的名字得之于周濂溪的《太极图说》，临川《记》不独解释其得名渊源，同时描述了道学北传的脉络。道学在两宋并非官学，朱熹卷入与韩侂胄的党争后更惨遭禁黜，宋末虽有微振，毕竟与时俱没。元人的学术大致因袭两宋，但在表彰道学上不为无功。太极书院就是元人道学北传的一标志性建筑，适与杨时“吾道南”的历史因缘可参看。
元人修《宋史》，于《儒林传》之外又设一《道学传》，以道学之兴衰解释宋元变迁：
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甘泉《格物通》中亦引元儒刘因诗云：
王纲一紊国风沈，人道方乖鬼境侵。
生理本直宜细玩，蓍龟千古在人心。
因叹曰：
夫蒙古北俗也，乃能兴道学之教，而当时南宋乃禁锢道学，指为伪学，使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澌灭殆尽，以归于败亡之辙而不悟，为能保天下者耶？欲其不亡难矣。
但这番劝诫难说嘉靖能看到，即使看到了也不会改变其毁禁书院的心意。甘泉与阳明开创了心学门人书院聚讲的风气，私人聚会一旦成势，必然是皇权警惕怀疑的对象。一直延续到东林党人，书院的兴废起起落落，随着庙堂的风云气象而动荡。
２．白鹿之约
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阳明平叛后暂时主持江西军政。比战场更凶险的官场斗争却随之而来，不断有人在武宗面前谤毁于他，一度令他灰心，甚至要效仿孟子之说窃父而隐。风波暂息后，阳明重游开先寺，在读书台后石刻下自己的功绩，意气风发已极。
《年谱》记载其文：
正德己卯（十四年）六月乙亥，宁藩濠以南昌叛，称兵向阙，破南康、九江，攻安庆，远近震动。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宸濠擒，余党悉定。当此时，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于赫皇威！神武不杀，如霆之震，靡击而折。神器有归，孰敢窥窃。天鉴于宸濠，式昭皇灵，嘉靖我邦国。
自明初以来，文臣的命运就很凄惨，不愿出仕是明初士人的心结。这与宋朝文臣的政治环境天壤之别，所以将学问转为内求，不是阳明的独见，而是明儒的共性。以阳明桀骜的才性，却总想要做点扭转乾坤的大功绩出来，贬谪龙场是第一次碰得头破血流。
教训就是将学问彻底转为向内：上层路线是妄想，从此改走下层路线。聚门人讲学，教化底层的士农工商，成为阳明的主要寄托。这些尝试从龙场驿就发端了，在江西的不世奇功，无疑提供了更好的平台与机遇。
《年谱》记载其游开先寺后：
明日游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题识。
召集门人聚讲白鹿洞书院的计划，这时候应该就在考虑，大概是阳明“徘徊久之”的原因。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九江庐山东北，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受命差知南康军，察看旧址后上书朝廷奏明复兴的理由和计划，决心加以修复。次年书院初步修复，逐步建成了屋宇，而且集资购置学田用以维持，保障了书院的经济来源。
朱子生前在政治上并不得意，庆元党禁之后连同其学术都成为官方批斗的对象。所以一生精力主要倾注在书院教育上，和书院有很多交集，比如岳麓书院、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鹅湖书院等，都和他有渊源关系。书院的目的，在于培养真正的为学之士，并不为科举禄蠹而设。可说书院就是朱子之学的道场，书院的学风是朱子之学的重要面貌。
最能代表朱子书院形象的，无疑还是白鹿洞书院。除了建设书院实体，朱子亲拟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白鹿洞书院教规》等），标明了书院的宗旨：
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
朱子的《揭示》成为同时、后世书院的范本，也是今日大学之校训的源头。宋明理学是为人之学，教育便是最大的题目。阳明与朱子的差异，就自认为在为学入手处有根本不同。所以辩朱子《揭示》对阳明学的立足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阳明先后曾撰写《紫阳书院集序》、《万松书院记》、《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等，都是为此而发。
为了做好这次白鹿洞聚讲的活动，阳明推荐弟子蔡宗兗作为白鹿洞主，在行政上先接管了书院。适逢南昌府知府吴嘉聪请阳明作《府志》，便索性聚门人在白鹿洞开局。阳明连续写信催促弟子邹守益等赶来聚会，甚至用了很严厉的口气：“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足见对这次聚讲的重视。
３．濠梁之辩
唐龙，字虞佐，号渔石，兰溪县城北隅人，今存其《渔石集》四卷。
唐虞佐作为王阳明的浙江老乡，两人互有书信往来诗词唱和。有趣的是，研究金华乡贤的学者将虞佐视为阳明的好朋友，而夸大阳明朱子间冲突剧情的学者则将虞佐视为阳明的论敌与对手。就有限的材料看，阳明虞佐大约非敌非友，倒有些像庄子与惠施的关系——阳明的门人弟子遍天下，自然是庄子。
阳明平叛后暂管江西军政，朝廷派来接替的巡按御史即唐虞佐。阳明身陷毁谤，正是虞佐为他仗义执言，还写下咏“佛朗机”（明代火炮）的诗歌颂阳明功绩：
佛朗机，公所为。
一声震起状士胆，两声击碎鸱臣皮。
三声烈炎烧赤壁，四声雷耀奔燕师。
五声飒讽湖水立，六声七声虩虩风霆披。
博浪铁椎响，尚父白旄麾，白首丹心今在兹。
佛朗机，公所为。
二人的私交当属不错，不过一涉及到学问则有差别——唐虞佐是朱子学信徒。
《年谱》正德十五年记载：
是时陈九川、夏良胜、万潮、欧阳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袭衍日侍讲席，而巡按御史唐龙、督学佥事邵锐，皆守旧学相疑，唐复以彻讲择交相劝。
虞佐是真爱惜阳明，要他在风口浪尖收敛一点，不要到处聚门人讲学。阳明自然不听，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吾真见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学者未得启悟，故甘随俗习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为一身疑谤，拒不与言，于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为也。”
自正德十四年至十六年，是阳明事功与学问的大成时期。与罗钦顺往来书信讨论《大学》，又收王艮为弟子。十六年《年谱》称“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王门的遵旨已定而气象始大。同年十月，阳明因平叛功绩而加封新建伯，则堪称是事功的巅峰。
期间尤值得注意的大事，是十六年五月的一则：“集门人于白鹿洞。”在催促弟子邹守益赴会的信中，阳明说：“醉翁之意盖有在，不专以此烦劳也。”“醉翁之意”不言自明，踌躇之志跃然纸上。
是年五月，阳明入白鹿洞而作《白鹿洞独对亭》：
五老隔青冥，寻常不易见。
我来骑白鹿，凌空陟飞巘。
长风卷浮云，褰帷始窥面。
一笑仍旧颜，愧我鬓先变。
我来尔为主，乾坤亦邮传。
海灯照孤月，静对有余眷。
彭蠡浮一觞，宾主聊酬劝。
悠悠万古心，默契可无辩。
“长风卷浮云，褰帷始窥面，一笑仍旧颜，愧我鬓先变。”这四句当指洞中供奉的朱熹像。阳明这次来白鹿洞的目的，今存有《阳明先生王守仁遗洞修道说石刻》、《遗洞大学古本序石刻》二文，其中所说已详。照阳明弟子的说法：“阳明手书入石，千里而致之洞中，是欲求正于文公（朱子）也。”“求正”相当于今人所言“商榷”，日常话语所谓“挑衅”是也。
“我来尔为主，乾坤亦邮传。”此二句颇有历史感，若言天地如同驿站，一站接一站，而今传承至阳明处。阳明本人则未必有多少好胜心，年底在父寿上受封新建伯，《年谱》所谓“闻者皆叹会遇之隆，感盈盛之戒”，亦适用此时。阳明之学盛极一时，不过亦如“邮传”之一站。
唐虞佐见阳明诗后亦连作两首《次阳明韵》：
其一
昔人饲白鹿，形幻忽不见。
五老故苍苍，青冥拔飞巘。
彭蠡流其下，诸峰罗四面。
翕合出云雨，朝暮阴晴变。
杖履偶乘暇，仅如经旅传。
云壑系退思，石泉动清眷。
坠绪尚可寻，流风尤足劝。
何如隐峰前，图书肆讨辩。
其二
五老隐云间，经年再相见。
乘月厉清溪，攀萝度岑巘。
顷谐邸壑心，净洗风尘面。
山神灵不死，物理溘中变。
风雨剥樽彝，虫鼠逸经传。
往迹空冥冥，永怀中眷眷。
鹿去主不归，酒熟客自劝。
焉得抱鹿游，居吁息妄辨。
阳明以“悠悠万古心，默契可无辩”发难，虞佐回应“何如隐峰前，图书肆讨辩”；“焉得抱鹿游，居吁息妄辨”。总是劝阳明收敛形迹苟全一时的意思，适成又一段濠梁之辩。
阳明书《复唐虞佐》云：
承示诗二韵五章，语益工，兴寄益无尽，深叹多才，但不欲以是为有道者称颂耳。“撤讲慎择”之喻，爱我良多，深知感作。但区区之心，亦自有不容已者。
阳明次年离开江西，虞佐又有《送阳明先生还朝序》相送，意思大致仿佛。阳明再书《与唐虞佐侍御》：
相与两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谢者。别后又承雄文追送，称许过情，末又重以传说之事，所拟益非其伦，感作何既。虽然，故人之赐也，敢不拜受。……夫然，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溥博渊泉而时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施及蛮貊，而道德流于无穷，斯固说之所以为说也。以是为报，虞佐其能以却我乎？
虞佐以“古训”相劝，阳明坚信自己所行即“古训”。二人还有《游青原山韵》等相唱和，都是极美的山水诗，记录了过去两年同游名山的往事，但学问与处世见解上总不一致。
４．云烟萧索
嘉靖七年（1528年）十一月，阳明善后思、田之征，途中染疾，回舟至青龙铺下身死。但王门气候已成，次年初由钱德洪、王畿等组织门人发丧，经南昌而至越，声势浩荡。世宗皇帝不禁大怒，不顾王门新丧之痛而厉声批评：
守仁放言自肆，抵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
阳明殁后，江右门人如邹守益等仍跟随甘泉湛若水先生讲学。讲习之风不废，招致的便是朝廷屡次毁禁书院的诏令。有明一朝毁禁书院的明确记载至少有十二次，嘉靖两次。万历朝张居正痛恨讲学而导致毁禁书院的运动进入高潮，共有八次。被毁书院遍及全国，但主要集中在江西、广东等心学流行的地区。明季天启朝又有两次毁禁书院，则与魏忠贤和东林党人的斗争直接关联——近来为魏忠贤翻案的观点并不少。
这两天读余英时先生的《方以智晚节考》，当中有段话非常有趣：
万历时寂公欲重振禅风，谓“儒、佛不可慁，祖庭不可荒”，显受王学刺激而起。儒生讲学，竟霸占僧寺，其置佛弟子于何地？诚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然晚明姚江后学，往往如此。……鹊巢鸠占，习以为常，可为发噱。
“姚江后学”即指阳明弟子，王门后学强占禅院作为儒门讲学的地方，必然引起僧人们的不满，余先生甚至指责为“鹊巢鸠占，习以为常”。联想到王门白鹿洞书院聚讲的往事，王门后学“鹊巢鸠占”的霸道学风实在是源出有本。
阳明“我来尔为主，乾坤亦邮传”的豪情已经淡去，和唐虞佐共游青原山的往事一并如烟。此时来青原山隐居尽节的方以智，大约感受到的，只是王门的狂禅余风。乾坤复又一转，顾炎武、黄宗羲等虽为东林、复社旧人，却痛感王门后学之空疏，变道学为经学、史学，宋学自此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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