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台湾著名旅美诗人，女作家王渝姐姐（笔名夏云）在微信传来她的随笔《后怕》，记录她和《今天》文学杂志的故事。其中有一段关于北岛的描写：
我记得是个冷天，应该是1992年底，北岛和我在纽约市大中央车站里面酒吧见面。我喝的是咖啡，保持绝对的清醒。北岛肯定喝的是酒，平常有点木讷的他，那天谈吐流露出令人欲醉的芬芳。
渝姐姐曾是我做小编时的最有趣最有才情的专栏作家，后来那一批专栏文字大部分收入其小品文集《碰上的缘分》（大象出版社，2017）。
渝姐姐与北岛是老友，托她的福，在她2013年11月访港期间，我和几位旧同事编辑，曾在香港北角与北岛老师，渝姐姐,沛然大哥等欢聚。那个深秋的傍晚，当六旬的北岛老师细心牵着七旬的渝姐姐手，从过海巴士下来时，北港岛阴冷的海风也变暖了！
今年，2018年7月的香港書展，我去中文大学出版社的摊位排队，帮一位远方小网友踢踢等待北岛老师的签名书。轮到我时，慈悲的诗人，很认真地写下一笔一划，还问我 “踢踢是你女儿吗？” 我说是一个上海的90后小妹妹，托我前来。
诗人的诗，一代代地在被人传读，如同人类的爱一样，永恒传递。
于是，今早翻出这篇八年前写的旧文：《北岛：在香港诗意地栖居》。记得那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是我家阿哥陪我一起去听的文学讲座，而且是从遥远的新界赶到铜锣湾的香港中央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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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见北岛，2001年11月13日，在爱荷华大学的 IMU（Iowa Memorial Union）。
那是美国中西部小城爱荷华的深秋！某日傍晚，我正在家中忙得四脚朝天，照顾两岁半的儿子和三个月不到的女儿。突然阿哥背着书包推门进屋，一脸喜滋滋：明天下午，好多作家来IMU，与留学生见面座谈！有北岛！
我要去！
我也要去！
那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妹妹太小，不能带去啊！
算了，还是你去吧。
于是，第二天，脖子上动了不大不小一个手术，伤口还很触目的我，围着一块小丝巾，乐颠颠去IMU，留下阿哥在家做奶爸。
那一次，北岛应该是受聂华苓的国际笔会中心邀请，和王蒙，王安忆，苏童，马悦然一起来的，他没怎么讲话。记得我和一帮学生前去问他：北岛老师，您现在还写诗歌吗？他本来严肃的紧蹙的眉微微展开，微笑着说，仍然写，但更多是写散文。然后我们不能免俗地和他合影。
今次是2010年3月19日，香港中央图书馆的地下演讲厅。自2007年起， 北岛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和翻译系的讲座教授（注，现已退休）。
你不得不感叹岁月几乎没有在北岛身上留下衰老的痕迹，还是清瘦，还是那样一个时代的表情，皱着眉，带着清教徒般的苦难和疑问。至少他的外表传达这样的信息。你甚至怀疑他是否还沉浸在后文革时代的气息中，他总给我沉重的感觉，虽然事实上，我有多么尊重这份沉重。
今晚的讲座，是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公共图书馆共同举办的2010年度博文公开讲座，共有四位教授分别在三月和四月演讲。北岛是第一位。
先摘录此次讲座的海报：
在香港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物质化的大都市，如何使诗歌与严肃文学幸存下去，如何使其成为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精神生活的日常形态，如何弥补正规教育中创造性与想象力的不足，这是每个居住在香港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由于香港独特的历史背景、社会政治形态及地理位置，由于多语种多种族并存的国际化所需的条件，香港不仅有可能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甚至有可能成为大中华地区汉语文学与文化的中心之一。然而，为达此目的，绝不能过度依赖香港政府、私人财团或教育机构，而是要以民间的力量为主，借助并协调各方的资源，逐渐改变香港恶劣的文化生态环境。
演讲一开始，北岛讲了对香港的负面印象，因为他是照着写好的稿件念的，语调略显平淡，只记住了几个顺口溜式的比喻：金钱是上帝，血压为股票上下，两极严重分化，但不必担心穷人造反….
他说他最担忧的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一出生就被放入一个生产流水线，彷佛一个宿命，无法改变。他们获得表面富足的生活，而付出的代价是：想象力，创造力，自我表达能力…..的被扼杀。如何改变这样恶劣的文化生存条件，或许可以用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北岛说着就把当晚的演讲题目《想象与创造的空间》临时改成了《在香港诗意地栖居》，不愧是诗人。
如何改变，为何能改变？他认为香港应有自己的文化定位，香港也有一定的条件：行政主权的相对独立，高度健全的法制，言论出版的自由，以及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现有基础——英文语境，愈来愈强势的中文，多民族多文化，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的相对保持，高度的教育中心….
最后他说：感谢这个收留了又一个流浪儿的叫做香港的地方。
接着他放了一部去年香港国际诗歌节的纪录片《另一种声音》，有各国的诗人朗诵，讨论，出海的场景，好像一个文化盛宴。
全场最好的部分是最后问答环节，此时还原了我心目中的北岛形象，这里我仅是一个记录者。（略有删节）
现场提问：
1.目前中国的现状和当年比较，您觉得有什么改变吗？
有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有好的变化也有坏的变化。言论空间，我认为实际上和20年前相比的话，是大一些了。当然还是有一定限度，如果我们用香港作为标准的话。至少我不能在大陆演讲和朗诵，甚至不能回大陆。（笔者注，现在已无此问题）
2. 刚才北岛教授一开始讲那个“人，诗意地栖居”，我就觉得很震撼，这个提法一下子让我们摆脱了我们每天日常反复的那些琐事，我也很想知道，作为一个诗人，你怎么理解诗意？
其实刚才我特别引用了重读经典，读海德格尔的原话，他也说得很清楚，他说这个“诗意地栖居”，“栖居” 不是说我们在香港买多大的房子，背多大的房债，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是人的生存状态。
“诗意” 也不仅仅是指写一首诗，“诗意”是指诗歌所寻找的神（圣）性的精神性的像物。这里有一个遮蔽（的概念），也就是说，诗歌是打开遮蔽的过程，可以打开人的开日常生活中对神性的遮蔽。“诗意”，也可以说是人活得更有精神的价值，而不是每天忙忙碌碌，仅仅为了活。
这也是我一开始感受到的香港的阴暗面。我认为在香港，大到从世界最大的资本家，小到平民百姓，都为一点蝇头小利在生存。当然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责怪的，本来就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现实。但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的话是对年轻人说的，虽然我们没有一个很大的居住的空间，至少希望香港的年轻人能有一个心灵的空间，一个诗意的空间，一个创造和想象的空间。这个空间不需要太大，又可以说是无限大的。
3. 北岛教授，平等一下我就不站起来了（坐着提问）。刚才你在演讲中讲到香港有一个很好的英文的诗的空间和中文的诗的空间，我想知道你所说的中文的空间，是普通话的还是广东话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普教，是用广东话学习中文的，全地球就香港这一个角落，很奇怪。所以这就为我带来一个困局，我们现在是应该保留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比较小众的广东话来想，讲，写或者念诗歌这样的一个特点，还是顺应潮流，向普通话或者华语写诗进发？
这是一个很多香港作家，华语作家在争论的话题：到底是否可以用方言来写作？我觉得方言是可以进入文学的，但只有极少数的词句，经过某些特定的筛选---时间的或是历史的特定的原因进入汉语系的系统。比如香港人用的“生猛”，“生猛海鲜”这个词已经进入大陆，还有“打的”，北京人现在也用。这和当时香港的经济的强势有关系。
但我觉得不可能全部用（广东话），我觉得有些香港的作家试图完全用口语化来写作，其实是行不通的。因为汉语的书写系统很奇怪，我们的老祖宗用书写（文字）统一了这么大一块国土，这块国土完全可以和整个欧洲来相比，我们用同一种文字来书写，这个是它的好处，语言变得非常丰富，变成有很多传统和核心的部分，但实际上也带来很多的不便，比如我们广东的，包括我的学生们，常常在写作时，要将广东话翻译成普通话，再写，进入书写语言。
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问题，这是一个常量和变量的问题，常量就是以北方语系，以北京话为主的书写语言，那么一些少数的个别的词汇可以进入。这个问题其实陈冠中（香港作家），我现在是他的粉丝，他曾经提过，大约是三地一文这个意思，我的观点基本和他一致。
4. 北岛教授，记得你曾经在城市大学做演讲的时候，当时说了一首诗，让很多教授看你表达了什么意思，那些教授说了，但都不是你要表达的意思。那说明你的诗歌其实有你作为诗人的私人性在里头。那么你怎么看诗歌的私人性和公共性的张力？
我不记得在城大有这样的讲座，你说的可能是一个沙龙活动。诗歌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诗不定解XXX 。。。（听不清楚，没记下来）
常常我们在阅读中发现，很难找到唯一的答案，连作者的解释也没有权威性。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就是别人的孩子了，不属于作者。作者也是其中的解释者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和那些教授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可能唯一的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诗歌的细读。我觉得现在人们因为没有耐心，没有阅读的欣赏习惯，而缺乏诗歌细读的耐心。其实诗歌是可以从文字本身进入的，就是在文本之间的阅读，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英文里说的“close reading”，可以细读诗歌，基本可以掌握它第一层的意思。当然它背后的文化，深层的意思，这是另外一件事了。
诗人就是守夜人
5. 北岛先生，能不能谈一下对于诗的创作感受？你写过“花，握紧拳头，叫喊”，这句诗的创作感受？
我觉得诗人很难记住自己的创作感受。特别写作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如果能记住的话，恐怕也写不出来了。我只能大致讲一下这首诗《守夜》中的几句，我在想，其实诗人就是一个守夜人，诗人和诗歌就像守夜人和夜的关系。你说的是这句，“在无名小调的尽头 花握紧拳头叫喊”，我真的不记得我自己的创作了，但大致的就是说，花都可以愤怒地叫喊了，而且和无名小调连在一起。
（初录于2010年3月19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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