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在德国上台。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策源地形成。次年，希特勒集总统、总理和三军总司令大权于一身，自封“国家元首”（Führer），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和种族灭绝，并撕毁《凡尔赛和约》，积极扩军备战，大肆侵略扩张。在先后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后，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悍然发动了侵略波兰的战争，随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德军一路势如破竹、高歌猛进。希特勒的野心至此一发不可收拾，于1941年6月22日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苏战争。战争初期，德军还是和往常一样，节节胜利。到了1941年11至12月，苏军终于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进而粉碎了德军曾经屡试不爽的“闪电战”。那么，曾经无往不胜的精锐之师为何会陷入持久战的泥潭不能自拔？摇摇欲坠的东方巨人又如何迎来改变历史进程的伟大转折？
【德国在侵苏战争前后面临的局势】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巴巴罗萨行动”——德军及其仆从国军队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喀尔巴阡山脉的漫长战线上，以190个师（约550万人）、4.7万余门火炮和迫击炮、3700余辆坦克和5000余架飞机的庞大兵力，组成了北、中、南三个集团军群。其中，北方集团军群由莱布元帅指挥，向苏联的象征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起源地，也是苏联最大的港口城市——列宁格勒（圣彼得堡）进攻；中央集团军群由博克元帅指挥，向苏联的心脏——首都莫斯科进攻；南方集团军群由伦德施泰特元帅指挥，负责夺取苏联的粮仓和重要的工业基地——乌克兰，并歼灭苏军最强大的重兵集团——由基尔波诺斯上将率领的基辅特别军区/西南方面军。
我们先来看看苏德战争爆发前德国面临的内外局势：
早在战争爆发以前，德国就已经吞并了同文同种的奥地利和中欧的工业强国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斯柯达兵工厂及其生产的武器装备尽为德军所得。战争爆发后，德军吞并一个国家的时间是用天甚至是用小时来计算的。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仅仅抵抗了42天（1940.5.10——1940.6.22）就宣布投降。虽然德国空军在英伦三岛上空的空战中并没有占到便宜，但英军一时半会儿也没有能力渡过英吉利海峡发动进攻。而东南欧的一干小国更是不堪一击，除了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以外，巴尔干战场上基本上没有大的战事。在北非战场上，“沙漠之狐”隆美尔元帅指挥的德、意联军打得英军节节败退，纳粹装甲兵的兵锋直指大英帝国的要害——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运河。在对内统治上，为了显示相比于“腐朽无能”、“丧权辱国”的魏玛共和国的“优越性”，希特勒和纳粹党出于稳定统治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德国人民的生活。因而，纳粹德国的内部局势也处于一个暂时较为稳定的状况。
有两点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德意志自近代以来建立的宪政制度仅仅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有着十分明显的漏洞，其实质仍然是最高统治者不受限制的个人独裁。加上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强加给德国的惩罚（列宁称之为“闻所未闻的、掠夺性的和约”）。这也就给了希特勒及其走狗煽动德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进而与容克贵族及其把持的国防军和垄断资本巨头相勾结，进而建立法西斯统治的可乘之机。实际上，与纳粹政权“以谋求政权稳定为目的的成体制的、自上而下的全面腐败”（弗兰克•巴约尔《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相比，魏玛共和国的所谓“腐败”也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第二个问题则是，纳粹党与国防军在第三帝国自始至终都处于貌合神离的状态。有着浓厚贵族传统的国防军无论如何也看不起希特勒这么个维也纳街头混混出身的前陆军下士。要不然希特勒也不会把德意志民族的“垃圾人”全搜罗到一块，组成其政权的根基——臭名昭著的党卫队（党卫队由三部分组成：武装党卫军、集中营看守和秘密警察，党卫队的恶名主要来源于后两者）。虽然国防军自己也不是什么白莲花（其战争罪行与党卫队别无二致），但其中一些良心尚存的军官仍然坚持对纳粹党的行径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甚至抵抗。当然，在举国陷入黑暗的年代，一小群义士的行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根据“720事件”改编的电影《女武神行动：刺杀希特勒》，此前国防军军官已经发动了多次抵抗纳粹的行动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时期苏联所处的情况：
卫国战争开始前，苏联红军和红海军总共有420余万人，其中部署在西部边境的军队有三个军区/方面军（基辅特别军区/西南方面军、西部特别军区/西方方面军和敖德萨军区/南方方面军）的200多个师和三支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总兵力约290万人，并装备有3.2万余门火炮和迫击炮、1.4万辆坦克和9000余架飞机。从纸面数字上看，苏军在坦克和飞机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这些装备绝大多数是都是已经过时的铁疙瘩，性能明显落后于德军同类装备。虽然苏军的新型武器，如T-34中型坦克、KB-1/2重型坦克，“喀秋莎”火箭炮和雅克-1、米格-3等型号的新型歼击机，以及伊尔-2等型号的新式对地攻击机已经完成批量生产并形成战斗力，但其大规模列装还需要不短的时间。而且，苏军的飞行员和坦克手的素质也远逊于德军。
卫国战争爆发前的苏军，数量庞大但战斗力较弱，这在苏芬战争中暴露无遗
当时，苏联红军正在总参谋长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大将的主持下，根据诺门坎战役对日作战的经验和德军在波兰、法国等地的经验进行机械化部队的重整，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前这一任务还远未完成。而德军经过一年多的历练，对于机械化战争的掌握已经达到了接近于炉火纯青的程度。
朱可夫是苏联卫国战争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一副最高统帅和决定战争进程的关键人物，被誉为“胜利的象征”，1943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对于苏联红军来说，更大的灾难则是——在1936-38年的“大清洗运动”（Большой террор）期间，大批苏联红军和红海军的优秀军政干部因各种罪名被处决或流放。日后扬名四海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在卫国战争前仅仅是一位少将军长，在大清洗中身陷囹圄，因国中无人、朝中无将才被从监狱里放出来指挥部队。我们耳熟能详的苏军著名将帅，如崔可夫元帅、科涅夫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托尔布欣元帅、巴格拉米扬元帅•••等，大多是在战前级别较低、经历过1941-42年战争的锻炼并从中学习，而后1942—43年晋升为集团军/方面军级指挥员的后起之秀。而在卫国战争爆发之前，由于红军的军官团在“大清洗运动”期间遭遇了灭顶之灾，因而“连长开始指挥团，团长指挥的是集团军，而师长则开始指挥起了方面军”（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总统的第二任期》附录《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与反思》）。亲身经历过大清洗运动和卫国战争的苏军少将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格里戈连科对此评价道：“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它的高级指挥干部在任何一次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到这样大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的结果也不至于如此。就是缴械投降的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所损失的高级指挥干部也比这少得多。”可见，当时的苏军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崔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等著名苏军将帅在战前的职务和知名度都不高
“大清洗运动”对苏联带来的伤害远不止于此，其更加严重的危害是加剧了苏联的民族矛盾，即非俄罗斯族裔（例如：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高加索等地区）的人心向背问题。希特勒在侵苏战争开始前曾叫嚣：“我只要在苏联这个破房子的门上踹一脚，它就会垮掉。”他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史上罕见。（黄章晋《一个国家的自残》）” 显然，德国在1941年的上半年具有极大优势。
【两种体制的决战】
苏德战争初期，德军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但是，德军很快就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1941年底至次年初，德军在莫斯科会战的战败标志着“闪电战”的彻底破产。从德军自身的原因来看，经过了几个月的消耗战，德国人在1941年10至11月已经出现了兵力不足的窘境，至莫斯科会战前夕，看似一个庞然大物的中央集团军群已经无异于一个空壳子。而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便是希特勒在战争爆发前未转入全面战时状态。
“全面战争”这种战争形式古已有之，西亚上古时代的亚述帝国和中国战国时期的秦国便是典型。这一概念在近现代发展成为“总体战”思想（Total war），其提出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德军第一军需总监的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Erich Von Ludendorff，1865-1937）。为了应对这种局面的战争，国家需要转入总动员（general mobilization）——简而言之，就是政权在保障民众在饿不死的前提下征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战争（“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所有的大中小企业全部或大部收归国有、转入军工生产的同时，所有的物资都实行配给制（例如：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俄国内战期间推行的“余粮收集制”）。同时，国家在经济领域实行金融管制（国民政府在1946-49年的国共战争期间发行的“金圆券”就是战时金融管制的典型的失败案例），并对全社会实行军事化管理——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普通士兵和民众则是没有资格上军事法庭的。对于后者来说，只要被军-警-情-治机关认定为“间谍”、“敌对分子”，那么基本上就只有一命呜呼的份儿了。
1942年7月28日——正是苏联卫国战争最为艰苦卓绝的时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于这一天签署了著名的第227号命令（Приказ № 227）——“没有上级的命令，不得后撤半步。无论他是连长、营长、团长、师长、政委，只要是在无上级指挥官的命令情况下擅自撤退，他就是叛徒，他就要被当作祖国的叛徒而受到处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守城的红军第62集团军抽调了650余名精干官兵组成督战队，负责阻拦试图逃跑的战友，并将其押送回部队。而散布畏战情绪的人，不论他/她的军衔和职务如何，都会被当场击毙！
72年前，全世界人民用生命和鲜血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今天的世界虽然还有些局部冲突，但总体算得上和平。“自古知兵非好战”，经历过二次大战的人们大多已经作古。讽刺的是，很多人没有经历过可怕的总体战争，才会臆想出诸如“核平”这个、“快递”那个，或者“人滚地留”的梦幻场景。试问：假如战争现在爆发，各位能活过三个小时吗？！
在总体战条件下，军事司法适用于普通民众（注意，图中的被处决者皆是女性平民）
好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纳粹德国和苏联各自的总体战实施情况，先看看德国：
二战是在1939年9月爆发的，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纳粹德国都未将全部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战争。直到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惨败以后，希特勒才下令，德国全境及其占领区转入总动员状态。在这之前，纳粹统治下的德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尚可，与战前相比并无太大变化。当然，这绝不是因为希特勒及其走狗爱护人民，除了笔者前文提到的纳粹政权需要做出关心德国人民的生活的假象以维护统治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纳粹的“种族优劣论”中，雅利安人是优秀的高等种族，而东方的斯拉夫人（波兰、俄罗斯、乌克兰等民族）则是“劣等种族”。如果在东线进行的战争需要征调无数的人口和资源，怎么体现出“雅利安神族”高人一等的“优势”呢？
二战爆发前，德军在国内一共设置了13个军区（Wehrkreis），负责国土防御和预备役部队的管理和训练。假设德国在1939年就进入总动员状态，按照每个军区每年可以训练出两个齐装满员的师（约1.4万人）来计算，13个军区在21个月的时间内总共可以训练相当于45.5个师、约63.7万人的兵力。另外，由于捷克、波兰、法国等地的工厂几乎完好无损的落入了德军之手，纳粹政权不是没有条件进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进而提升德军的机械化程度。在真实的战史上，德军的机械化程度并不高，很多炮兵和辎重/后勤部队还要依靠骡马运输，德军步兵在战斗中不得不搭乘坦克前进（这意味着被对方火炮和机枪击中的概率大大增加了）。正是因为德军兵力数量不足、且机械化程度较低，苏军在完败的基辅会战中仍有十余万官兵成功突围。
而战争的另一方苏联，则将总动员的能力和潜力挖掘到了极致。
邱吉尔对斯大林的有过这样一段评价：“当他接过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只有木犁；当他去世的时候，俄罗斯已经拥有了原子弹。”对于这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政治家，我们并不能简单的打上“神”或者“鬼”的标签。由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矛盾，苏联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而军事工业又被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在这种体制下，尽管付出了民生、福利长期被忽视的代价，苏联仅仅用了十余年时间便成为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超级军事工业帝国。在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期间，这种体制意味着苏联可以调动了一切可以资源用于战争。因而，英、美盟国在衡量各大战场的先后和主次顺序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先欧后亚”（详见拙文《王师出境岛夷摧——纪念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75周年》，此处不再赘述）。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拖拉机厂的工人们驾驶着刚完工的坦克开下生产线，迎战杀到门口的德军
即使在1942年，苏联的飞机年产量仍然高达两万余架，远远超过德国八千架的产量；著名的T-34中型坦克（含其改进型号）的产量高达53000余辆。正是这些坦克、战机、火炮组成的钢铁洪流和红军士兵的尸山血海使得苏军得以从莫斯科一路平推，先后以惨重的代价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高加索会战、库尔斯克会战、第聂伯河战役、“巴格拉季昂”行动•••的胜利，并最终攻克柏林。苏军在柏林战役打响时已拥有九万余门身管火炮和火箭炮，以及四亿发炮弹。正是这种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压倒了纳粹德国在质量上并不占绝对的优势。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损失了2700万人口，其中包括840余万军人。由于青壮年男性人口大量被征入军队、并在战场上牺牲或伤残，数以十万计的女子被征入军队。因而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军队中涌现出无数的巾帼英雄——女坦克手、女飞行员、女侦察员、女狙击手•••除了对人口和物质潜力的发掘，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总体战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对精神力量的使用。
苏军女狙击手柳德米拉·米哈伊洛夫娜·帕夫柳琴科（Людмил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Павличенко，1916-1974），卫国战争期间击毙敌军309人
“斯大林格勒上空的白玫瑰”莉莉娅·利特维亚克（Лилия Влади́мировна Литвя́к，1921-1943）
众所周知，纳粹德国依靠种族主义起家，而布尔什维克党在卫国战争期间却将曾经刻意打压的民族主义发挥到了极致——1941年11月7日正是莫斯科保卫战的关键时刻，而苏联却和往常一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纪念十月革命24周年。参加阅兵式的部队全部荷枪实弹，在完成检阅后直接奔赴前线。斯大林在对红军的演讲中说：“让我们的伟大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札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注意，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将俄罗斯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与其理想主义乌托邦的蓝图相结合、并以前者逐渐取代后者作为宣传的侧重点。
罗伊•麦德维杰夫：一支崭新的军队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迎击敌人
当时，刚刚经历过大清洗的苏联处在人人自危之中，战争初期，德国军队所到之处，波罗的海沿岸和乌克兰的人民在沿途举着面包和牛奶，把德军当作“解放者”。苏军高级将领率众投敌、充当伪军的事情则更是屡见不鲜。国防军将领们则不止一次的向希特勒提议，应该组建一支亲德的俄军与红军作战，并由前红军中将、苏联英雄安德烈•弗拉索夫充当其首领。但是，希特勒认为，斯拉夫人是劣等种族，几百万红军战俘只是“雅利安神族”后代的奴隶，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国防军和党卫队所到之处杀人如麻，奸淫掠夺、无恶不作的暴行更是激励了苏联军民为保卫家园而战。对于这一现象，德国陆军大将艾哈德•劳斯（Erhard Raus，1889-1956)）评价道：“一战期间，俄军的表现或多或少更像一盘散沙，墨守成规而且缺乏个性化，然而Коммуни́зм推动下的民族觉醒已经在1941年展现了出来。带来这种变化的力量正是Коммуни́зм，一个俄罗斯士兵可能并不是积极的Коммунист，但是他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而战，而是为了自己的祖国而战。”
弗拉索夫于1945年1月被允许组建“俄罗斯解放军”，此时距离纳粹德国最终战败已经为时不远。弗氏于1946年3月因叛国罪被处决
因此，今天的人们在谈及斯大林及其创立的体制时，不论持何种观点，都无法回避这一事实——尽管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斯大林模式”有着显而易见的弊端。但这一体制在非常时期保障了苏联迅速从一个工业基础落后的国家转型为一个现代军事强国，并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苏维埃体制本身，只有这种体制，一个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资源投入到战争中，才能承受难以忍受的伤亡，才能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苏联对德国的胜利，是妇女儿童只有一个土豆果腹时，却能在冰天雪地的旷野中修筑工事、建设工厂的体制，对日耳曼妇女应当专门在家生产教育优秀后代体制的胜利（《一个国家的自残》）。”
【拯救莫斯科的真的是“寒冷将军”和“泥泞将军”吗？】
有观点认为，苏军能够赢得莫斯科保卫战的关键因素是天气——即冬季的提前到来使得德军的机械化装备无法运转，使得德军的行军速度和战斗力都大大被削弱。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德军的装备确实难以保障在苏联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不出毛病，但是把一切问题全都归结于天气原因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上，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在1941年11-12月的气温并没有传说的那么低，大部分时候的气温都在零下十度以上。而且，即便提早来临的暴风雪真的存在，也并不是单独的落在德军的头上。那么，拯救莫斯科的真正“救星”是谁呢？
低温对莫斯科战役的影响更多的表现在战役后期，苏军的反攻受到恶劣天气的阻碍
自开战以来，虽然从整体上看，战场的胜负天平是一边倒向德军，但是，苏联凭借着其现代化工业帝国和军事强国的基础、以及其独特的体制在非常时期的非常效能，使得德军在1941年下半年的历次会战中失血严重。苏联的象征——列宁格勒更是创下了在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的重重围困之中坚守了整整900天的奇迹。不过，德军在中线和南线的进军可谓是出奇的顺利——博克元帅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仅用了一周的时间便攻陷了白俄罗斯共和国首府明斯克，苏军西方方面军全军覆没，指挥员帕夫洛夫大将（дмит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павлов，1897-1941）被处决。在随后的斯摩棱斯克会战中，由于苏军在这一地区组织了较为有效的防御，德军在斯摩棱斯克会战中的进展较为缓慢。虽然苏军在此战中遭受了严重的人员和装备损失，但德军企图通过此役迅速打开通往莫斯科的战略企图也宣告破产。
左为身经百战的博克元帅，右为最多有上校-少将师长能力的帕夫洛夫大将
斯摩棱斯克会战结束后，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切元帅和第二装甲集群指挥员古德里安大将认为，德军应该以最快的速度重整兵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重新向莫斯科进军。但希特勒却改变了德军主要的进攻目标——他命令：古德里安立刻率领德军最精锐的装甲集群奉命南下，加强到伦德施泰特元帅指挥的南方集团军群之中，扑向乌克兰共和国的首都——基辅。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围歼战——基辅会战于1941年8月23日正式展开。
乌克兰方向的苏军最高指挥员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Кирпоно́с，1892-1941），此君的情况和帕夫洛夫差不多，也是“坐着火箭上去”，缺乏历练，自然而然不是久经战阵的德军将帅们的对手。为了以防不测，斯大林派出了他的亲密战友——第一骑兵军的缔造者布琼尼元帅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作为西南方向的总负责人。此时，朱可夫将军已经察觉到，西南方面军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他向斯大林提议，趁西南方面军主力尚存，尽快组织有序的撤离，退往第聂伯和东岸之后向莫斯科方向撤退，集中一切兵力组织莫斯科保卫战。然而，这一有着先见之明的提议被斯大林否决。两人之间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斯大林怒斥道：“朱可夫同志，你在胡说些什么？！怎么能想到要把基辅交给敌人？！”
布琼尼元帅，与之关系密切的骑一军系统的干部（如：朱可夫）纷纷在“大清洗运动”期间飞黄腾达
朱可夫则毫不犹豫地顶撞道：“斯大林同志，如果您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还要我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并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可以指挥一个方面军，或者一个集团军、一个军、一个师。”随后，朱可夫被解除了总参谋长职务，被任命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仍留任最高统帅部成员）。
就这样，苏德双方的最高统帅犯了同样的错误——即不顾职业军人们的正确判断，坚持一己之见、一意孤行（愚蠢而专横的希特勒在后来的战争中还会无数次地犯这类错误，而斯大林则奇迹般地在短短几年时间内逐渐由一个半吊子军事家成长为举世罕见的战略大师，这是后话），而两人的出发点则出奇的一致——希特勒坚持夺取乌克兰的资源，并解除南线苏军重兵集团的威胁；而斯大林则要力保乌克兰不失以保卫莫斯科以南地区不受威胁。这一空前绝后的围歼战就是这样在双方领袖对局势的误判中展开的。
8月下旬，第2装甲集群开始南下，并击溃了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中将（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Еременко，1892-1970）指挥的反击战。与此同时，伦德施泰特元帅命令第17集团军强渡第聂伯河。同时，克莱斯特大将指挥的第1装甲集群穿插至苏军重兵集团的后方。布琼尼见势不妙，请求撤退，遭到斯大林的拒绝。随后，他被炒了鱿鱼，由另一位老资格的红军将领——铁木辛哥元帅接替他的职务。
叶廖缅科于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此君在二战各国主要将领的综合排名中大约算的上中等，但在将星如云的苏联红军中则是毫无疑问的草包，而苏军将帅的水平又明显在德军、美军同级军官之下
铁木辛哥与苏军其他保守派将领相比，具有较强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能力
9月15日，德军的两支装甲集群与南方集团军群的主力部队完成了对苏军西南方面军的包围。铁木辛哥面对此种情形，也做出了和布琼尼一样的反应——请求撤退。然而，他的提议再一次被斯大林拒绝。16日，德军对包围圈内的苏军发起了总攻，将苏军各部分割包围。苏军各部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19日，斯大林终于下令放弃基辅，布琼尼和铁木辛哥，以及苏共乌克兰委员会领导人赫鲁晓夫乘坐飞机逃离。随后，基辅城被德军攻陷。至9月26日，基辅会战基本结束。
苏军在基辅会战中先后投入了西南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总共上百万的兵力。由于最高统帅部（准确的说是斯大林本人）的错误指挥，西南方面军于此役全军覆灭，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遭到重创。第5、第21、第37、第26集团军大部被歼灭，第40、第38集团军被歼灭一部。基尔波诺斯上将和西南方面军参谋长图皮科夫少将、政治委员布尔米什坚科少将均在突围战中阵亡。66万余名苏军官兵被俘，800余辆坦克、3700余门各式火炮和3500余辆汽车成为德军的战利品。
但是，在德军看似前所未有的胜利背后，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大将却一针见血的认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基辅围歼战是“东方战役中的一个最大的战略性错误”。因为，莫斯科不仅是苏联的首都，也是苏联的经济重心和交通枢纽，有着发达的工业和充足的粮食保障。按照勃劳希切和古德里安的设想，攻打莫斯科宜早不宜晚，如果不发动基辅围歼战，德军在冬季到来之前攻陷莫斯科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如此一来，在冰天雪地里被成建制冻死冻伤的就是苏军了。事实也正是如此——古德里安在基辅围歼战结束后马不停蹄地率领装甲集群投入到布良斯克-维亚济马会战之中，再一次使苏军蒙受了惨重损失。但是，1941年的冬季比往常时候来的更早一些。而苏联红军和莫斯科人民早已将首都建成一个超级堡垒，严阵以待。可以说，西南方面军以自己的牺牲为重整莫斯科方向的防卫争取了时间。而德军由于连续作战带来的人员与装备的消耗，再加上前文中提及的动员能力不足的问题，使得其再也没有能力夺取莫斯科。因而，拯救莫斯科的功劳并非全是“寒冷将军”与“泥泞将军”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希特勒过于膨胀的野心。至此，德军的“闪电战”彻底破产，在持久战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再也没有能力在东线发动全面进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