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也就是白热化的阶段。本单位在论及乌盟地区1960年的“206”案件时，都说乌盟潜伏有“里通外国”的敌特，甚至可能是个“集团”！我是后来到内蒙工作的，对民族地区的历史背景完全无知，那时候没有图书馆、网络等等方便途径查资料，所以我脑子里空荡荡的，对这个主题没有我想说的话，旁听别人说这些上天入地的事情，我听着还很新鲜。
这一天，星期四下午机关“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会议，会上众说纷纭，讨论“206”案件，你一言我一语，独独我没有发言。我走神了，低头看一份标语，上面写的是“迅速行动起来，破206案件”“打倒美帝国主义！”那字体写得很是雄浑有力，我觉得好看，于是悄悄拿了一张白纸，也在纸上一笔一划地仿写起这两条标语的字来。
讨论会后，我们各走各的回家了。第二天我来上班，我一进大门就觉得气氛特别紧张，仿佛发生了大事，还很严重。人们三五一伙，嘁嘁喳喳地议论事。我一路打听，听见许多人说：“发现反动标语了！”“反动标语交到工人宣传队和军代表手里了。”等等有鼻子有眼的事情，我吓了一跳！这么短的时间，才开了个会，“里通外国”的特务就出现了？！他是鼻子尖还是耳朵长，他怎么能发标语到我们的会议室桌子上呢？他发标语，到底是要骂人还是要发动反革命行动了？
我突然想起我昨天下午在桌子上乱涂写标语的事情，心里猛地一动！天呀！该不是说的就是这个？天呀，八成就是，我必须赶紧去做解释！免受诬枉之灾！这年头，刑法乱套，政治第一，稍微不对付，就可能蹲大牢！我急急去找农委的一位主任，他姓李，原先是察右前旗的旗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调到乌盟公署农委当主任。我说：“李书记，讨论会桌子上放的一张纸条上写的两句字，是我仿照宣传标语上的两句内容抄的，还用钢笔把字筐起来，没有任何含义，仅仅是仿写字。”李书记眼睛直视我几秒，没表情地说：“你回去吧，我问一下。”
我的办公室平常人来人往，但这两天怪了，所有人都离我很远，没有一个人进办公室，所有人经过我办公室，不像平常那样总有这样那样的活儿派给我干……他们都是正视前方地匆匆走过我的办公室门口，我想该不是快到我门口了，忽然加步了？而且，我旁边桌子的同事，也真怪，居然板着面孔没表情不打招呼地进来了，好像眼中看不见我这个男子汉坐在屋里，我装做看报纸，但我从报纸边角观察我周围的这一切变化。屋里的俩同事都先后收拾了办公桌上的资料等等个人工作物品，然后继续板着面孔，一声不吭地走了，那走的步伐是逃离式的，急匆匆地，几乎是小跑……我的心里七上八下，我除了苦笑，不知道该给自己一张什么表情。
整个上午，我一直在难过一件事情，如果我被捕了，三千里外我农村老家的母亲该是什么悲伤表情？她会不会悲痛欲绝而病倒？我是她老人家的脸面和骄傲！我是我家人在村中的脸面和骄傲！我这个刑，时兴的名词叫“现刑反革命”，这个刑，我可以去服，吃多少苦我都不怕，但是我真的害怕我家中受连累！而且我嘴笨，又操一口南方口音，向来也不会和领导、同事套词说话，这次要被逼问厉害了，会给急得说不清话遭到更深的误解！
到中午下班好久，我才从呆坐的心情里清醒了，平静了下情绪，想：“在我没有被捕之前，我还是这个单位的堂堂正正的人，我必须堂堂正正地走出去，堂堂正正地走回来，不能随便低头，随便认罪，更不能胆小如鼠。”于是我平静如常地去食堂打饭，去得晚，已经没几个人吃饭了，我说：“我要小米饭。”不料食堂师傅冷冷看我一眼，居然就卖给我一个窝头，我没心思挑剔，说：“再来份醋馏山药丝。”他居然说：“没有了！”我说那不是？他说：“待会领导开完会吃的，那是领导桌订的，不是给你……这种分子吃的。”我的头一下子蒙了，我站在橱窗前，完全没有勇气再和他对答了，因为“分子”这个政治名词他已经提前说出来了，看来我的事情已经提前发作，已经传言到整个单位了，而且连食堂做饭师傅都知道我即将成为“某种分子”，我是等待被捕的犯人了。
嗨！突然出现的这起子“反动标语事件”，才一上午，就已经满城风雨，沸沸扬扬……那顿凉窝头，看着还无所谓，满不在乎，但吃到嘴里，非常不是滋味，冷冰冰硬梆梆，我只好掰成满碗的窝头碎屑，一点一点泡入冷冰冰的“开”水中，这么吃实在不舒服，我还是出门去打开水吧。我提着空暖壶刚想过走廊，忽然没有勇气了，因为大门口正走进来几个人，我赶紧缩回脚步，端碗吃了起来，突然觉得不难吃，比被别人躲着绕着的感觉好多了。
下午的时间真长。桌子一点不乱，但我开始清空整理各种文件、各种资料，想着我反正没事做，这么白混革命的时间太难受，有事情干就干点吧。我脑子里闹哄哄地想着那天事情发生的经过，那么简单的事情经过还不好调查吗？当时开会的时候，恰好桌子上有张简单的白纸么，不就是我写了两行字，无聊中我反复描画，那字变得粗粗硬硬，但这够多严重？又能有多严重？能够得上当伟大的“反革命”？我边想边收拾屋里的杂物，像平常一样又慢又仔细，我是出生以来除了生病而第一次闲得没有工作做了，屋里的东西我来回倒腾了一百遍之后，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再值得我的手伸出去忙一忙了……我闲得发慌，闲得只好呆呆地看窗外的白云，不，是白云在幸灾乐祸地看着我，本来还平平静静的跟棉花糖一样，我看着看着，它怎么就成了气势巍峨的巨大山峰了？哼！要是我不看窗外，它不是就一直是像棉花糖一样小的小云朵吗？哼，这帮家伙个个都装腔作势起来了，连一朵云，都摆出等我倒霉的架势呢。
我把视线转回桌子上，掏出一张白纸，开始给母亲写信，如果这个世界的人都不理解我，希望我当反革命分子，硬批斗我成反革命分子，那我的母亲应该知道真相，哪怕她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知道她儿子是冤枉的，委屈的……我写的时候，很动情绪，刷刷刷……
寄吗？寄吗？写完了，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思，因为还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来宣布判决书，也没有任何一个革命者来揪斗我，我离班房还远着呢！我想他们应该能明白这简短的字不可能有深刻含义！但是为什么我周围这么荒凉，为什么所有人都怕被我牵连，都躲我呢？我的信寄出去，万一我没事不是白白吓唬我的可怜老母吗？我拿起来把信纸撕碎，丢到纸篓里。
但是我丢到纸篓坐在位子上之后，突然敏感起来，我跳起来赶紧把办公室门关了，把纸篓里的碎纸倒出来，堆在水泥地面上，赶紧找出一盒子火柴，颤抖着手划着火柴，迅速把碎纸点着了火烧掉了再迅速撮入纸篓。这整个过程快极了，不到一分钟，我平静又迅速地打开了门，而且很注意地开成平常上班时候开的45度角。
门必须如常地开着，这证明我心态端庄，没有鬼气。
我迅速朝外探出头看看，松口气，还好！门外没有人监视我。
整整两天，我被冻入冷库！没有人给我送开水了，没有人给我送报纸了，没有人跟我打招呼了……我好像变成了聋哑人，变成一个隐身人，我说话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听，我去问谁，谁都赶紧走开，连那党委书记骑着自行车来了，我不甘心，我想他的觉悟应该比普通人高吧？于是我朝他大声地点头问好，如果往常他会笑眯眯地点头回应我一句，但今天他好像没看见我，自管自地骑过我，直接上自己的办公室了。我走在单位院子里，走在过来过往的人里，他们都在互相亲热打招呼，老冯头从办公室出来，老远就喊大门口的小刘：“嗨，记得给我进传达室把报纸拿来。”每个人都还像往常一样平平静静，唯有我，我变成了一个鬼魂，忽忽悠悠地飘在人间，而不是踏踏实实地走在人间，因为再没有一个人敢理我。
一天长得像100年。
二天长得像200年。
如果还有第三天。
第二天的下午，终于李书记和军分区赵科长把我叫到军宣队办公室了，我不知道那一路上我是怎么走的，我是鬼魂一样飘进去的，因为我已经整整两天没吃饭没喝水没睡觉。我一路还在反复想着前因后果，反复想着我的忏悔该怎么说才能减轻我的罪状……但我真正走到门口的时候，我保持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姿态，因为所有的包袱在最后一刻全部放下了。
我轻松地走到军宣队门口了，我轻松地进去了，我静静地站在他们面前，我坦然站在他们面前，我坚强地目视两位领导，好像红岩里的烈士一样，准备接受任何严刑拷打也无所畏惧，因为我不是反革命，我临摹的标语里也没有反革命词语，我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李书记上下打量了我，严肃又平静地说：“吴玉田呀，你是福建人，家里很穷，大学毕业来内蒙古支援边疆，我们都了解你的情况。运动开展2、3年了，你每天从桥西赶来上班都是第一个签到，你是个好后生。”说着，严肃的脸上有了和蔼的笑意。接着赵科长表情也很轻松，甚至还微笑着，把写字的条子交给我说；“你拿去烧了吧！以后千万注意，再不要随便写字！！”
我听了，准备了两天两夜的辩解词一下子空掉了！所有的思想包袱都没了！所有的精神负担都卸了！我精神抖擞！我大喜过望！我使劲感谢两位领导的信任！我拿着条子告辞出门，一出门我把那万恶的纸条子撕得碎碎的，用兜里的火柴烧成了灰还不解恨，我用脚踩了又踩，碾了又碾。
这件事是我刻骨铭心的教训，不乱写乱画，在那个年代，不仅仅意味着讲卫生爱干净，还意味着革命的立场。
摘自海杯子编辑整理的《水利专家吴玉田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