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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手机》:手机里的秘密,暴露了多少婚姻的隐痛

一心书屋  · 简书  ·  · 2021-02-10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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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作者把手机比作手雷。如果这样的话,那秘密就是这手雷里的火药,女人敏锐的直觉就是这手雷的引信了。没见过这高科技“手雷”爆炸的人,一定不能体会到当事人那种五味杂陈的心情。一开始是震惊,仿佛身边突然天塌地陷一般。接着各种情绪就一下子涌上来了,恶心、委屈、伤心、绝望等等。当然了,我说的当事人,并不包括出轨的那一方。一部手机引发的战争,看起来是一场家庭纷争,其实,在被出轨的那一方心里的战争,才是真正惨烈的。

可于文娟很冷静,她没哭也没闹。她冷静地和严守一离了婚,独自抚养孩子。

01 “近,太近了”

按照严守一的说法,他和于文娟的婚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人们常说多年夫妻成兄弟。严守一和于文娟倒好,兄弟都算不上,快成陌生人了。从刚结婚时的无话不说,到结婚十年后的无话可说,严守一觉得自己的婚姻实在太过于乏味。他说婚姻就像一块干馒头,饿了能充饥,不饿的时候嚼起来像废塑料。

按照他的诉求,他如果打算出轨,那么应该找一个soulmate,也就是灵魂伴侣,俗称红颜知己。可是他并没有,他和伍月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之为“灵魂的放逐”,或是叫做“精神的退位”。总之,他并没有找一个心灵契合的、说得来的人。

严守一的撒谎几乎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骗于文娟时那谎话是张嘴就来。他和伍月在一起的时候,于文娟打电话问他在哪里,回不回家吃饭。他就说自己在开策划会。于文娟说怎么有汽车的声音,他就说自己在和费墨找吃饭的地方。于文娟听到电话那边还有人在喘气,他就说和费墨没开车,在赛跑。

严守一是个很虚伪的人。一是他谎话连篇,这个当然很明显。二是他看似在婚姻里很孤独,其实孤独只是他为自己的欲望找的借口罢了。

他的好朋友费墨,比他还要虚伪一些。

费墨是个大学教授,他平时看起来很博学也很清高。他非常爱说话,可说话绕来绕去,又大多说不到点上。当他出轨被老婆发现后,他感慨道:

“近,太近,近得人喘不过气来。”

他好像委屈得不得了。的确,手机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把一些本应烂在心里的秘密暴露了出来。但是,错的并不是手机。就算没有手机,该出轨的人也依然不会安分。手机只是一块“遮羞布”罢了,要我说,费墨的妻子也应该感叹一句:

“远,太远,远得人都不认识了。”

“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看不到的内心都忠贞”。手机让人们如近在咫尺,也让一些人变得遥不可及。

02 “你没我了”

于文娟在发现严守一外面有人后,慢条斯理地对他说了上面这句话,然后她还笑了。

从表面上来看,于文娟是不哭不闹、不争不抢的。我想到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中的一个人物,她是孙光林的母亲。她和于文娟有一点像,她丈夫孙广才每天半夜从寡妇家回来,她什么也不会说。这种隐忍,其实本质来说是一种软弱。她和于文娟的相似,也只是表面上罢了。

于文娟平静地和严守一离婚。婚后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她也没有告诉严守一。孩子生下后,严守一还是从朋友那里知道的消息,他给于文娟买了一部手机,说是以后方便联系。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十几年前,那时候手机还算是新鲜事物,于文娟从不用手机,她说没人会有急事找她。她看到严守一买的手机,只是让朋友帮忙扔掉。后来,严守一给于文娟寄了几次钱,她都退了回去。

她刚生下孩子时,别的产妇都是胖胖的,只有她很消瘦,躺在病床上,床单都是平的。你说她过得好吗?我觉得未必。但是,她有自己想做的选择,她愿意为此付出一些代价。

费墨的妻子李燕,她发现自己丈夫出轨后大闹了一场,但是小说里也没写到她和丈夫离婚。人们总说做女人难,单是应对丈夫出轨这件事,就很考验人。从本质上来说,无论闹不闹,婚姻都已经出现裂痕了,这也就意味着夫妻双方经营的感情失败了。所以,闹与不闹,对感情的修复影响并不大,倒是与心中的怒气能否发泄出来有关。

俗话说得好,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我觉得女性不要太隐忍,学着去表达,不要把情绪都埋在心里。人都是会试探深浅的,别人伤害你你不回击,别人就会觉得你是没脾气的。总之,不要做婚姻里的“隐形人”,不要变得可有可无。你的情绪是客观存在的,它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认。

用于文娟哥哥的话来说,她就是“面上和气,心里很倔”。说白了,她就是很要强,不愿意向别人袒露她的脆弱。李燕那一闹,让朋友知道了自己家的丑事。严守一后来的女朋友沈雪遇事会哭,甚至会嚎,她把自己的痛处暴露了出来。可于文娟和她们都不一样,她太刚强了。被查出不能怀孕,她就不断地去医治。婚姻出现无法原谅的问题,她就果断放手。孩子是她的,她就独自抚养他长大。我真是太佩服她了,我觉得要是在古代,她可能会成为一个女侠。宋代的女词人朱淑真有一句诗“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我想,委曲求全或许是一种圆滑,但坚持自己的追求似乎更为可贵一些。

于文娟离婚后虽然日子并不好过,但是至少这说明女性的选择开始多了起来,她们能决定自己的人生,敢于独立。她们不再像孙光林的母亲那样敢怒不敢言,她们有了重新开始人生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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