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敢为帝制者，天下共击之”这句话出自同盟会《革命方略》。同时在这部《革命方略》中亦有这样的语句“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革命方略》最早成文于1908年。熟悉历史的人一定知道在1911年，清帝逊位，共和肇造。
而在那之前，陈天华写就《革命军》之后愤懑蹈海，随后的林觉民写完《与妻书》后，走向了自己选择的命运。迄今为止，“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墓仍在人间。
“有敢为帝制者，天下共击之”------这样的中文语言只可能出现在1900年之后的时间里。而在1900年之前再上溯到更为久远的时代里，这句话应该是“乱臣贼子，天下得而诛之”这样的内容。从“乱臣贼子，天下得而诛之”到“有敢为帝制者，天下共击之”，我们差不多使用了我们绝大部分历史时间才完成这个艰难的转身。
用更为现实的历史案例来阐述，我们最熟悉的帝制乃是发端于“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即便“天下苦秦久矣”，但愿意逐鹿之人的数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毕竟，帝制这样的人间制高点诱惑太大。“问鼎”的野心随时随地像野草一样蔓延开来。“秦失其鹿”就成为没有规则之后的规则了。胜者王，败者寇。从而“乱成贼子，天下得而逐之”走上了台面，义正词严。着一张面孔一摆就成千年之久了。
在1900年之前，“有敢为帝制者，天下共击之”这样的思想和言论在中文世界中是不会产生的。从现在，即百多年后的今天来看，这句话所代表的勇气，乃是相当之巨大！也就是从这句话开始，中文传统中的”天命所归”正式的退出了我们的思维。但并不意味着它彻底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从1900年上溯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那之前的千年岁月里，“天命所归”几乎是不间断的成为我们的选项。在这个模糊的“天”的概念下，某一个人成为“天”的代言人。而这种模式在千年时间里不过是反复推到重来而已-----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天命所归”这个命题之下，只有“乱臣贼子”的存在，而不存在其他的可能。
我们现在重读这份《革命方略》是不会体会到起草者与书写者的决绝与坚毅，如果这份决绝与坚毅带有半点的迟疑和犹豫，我想这句“有敢为帝制者，天下共击之”所表达的意思也不会如此寸步不让，一刀两断。
那就是事已至此，退无可退了！
如果说中国进入现代化是从1911年的中华民国开始，那么支撑走向共和的思想早就存在于中国民国之前革命党前赴后继的牺牲中。在这份《革命方略》中，现代化与帝制之间势必水火不容。
帝制与帝治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纵观我们的历史，尤其是晚清历史。帝制的诟病已经勿需多言。帝制所代表的完善的体系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这个体系笼罩之下，一个人就等同全部。至于其他人，黔首也！仿佛不存在。若非天下共击之，帝制何以毙命！
从这句”有敢为帝制者，天下共击之“到现代的时间，如果从历史时间的角度去看，不过是历史时间中的一瞬而已，而这一瞬之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是出乎李鸿章意料之外的。从这“变局”一路下来的改变，到最终帝制结束，共和建立，我们以为非常漫长的一个转身也不过是数年间就已呈现在眼前了。但是有关“敢为帝制”的基础依然存在。历史进程中的你进我退的互搏之术已有演练。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该进步一定会进步，该后退的到底要退后。三千年所积累下来的庞大历史遗产在一夜之间继承下来，却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消解完毕。
眼前贼易除，心中贼难平。“有敢为帝制者，天下共击之”要传达的不仅仅是革命党的意志，同时这样的说辞也是说给觊觎帝制的人来听的。之所以使用“天下人共击之”这样的结论，不过是让觊觎之人知难而退而已。
现在，当我们重读《革命方略》时，就不得不佩服这样的前瞻与远见。尽管在这份文件中依然还存在着革命本身所带有的气质和特性，但是也正因这样一种见识，才有进入现代的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