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没有哪个母亲节，会像刚过去的这个母亲节一样。
没有一股脑地千篇一律歌颂母爱，我们听到了另一种声音：
“将女性束缚于母性，是父权制的圈套”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是对女性最大的恶意”……
母亲节的第二天，清流网红papi酱因为孩子取名冠父姓而被众人围攻“假女权”，然而，攻击一个让孩子跟从父亲姓氏的普通女性，就能改变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劳动成果的再生产物被男性所占有的父权制度吗？就能将孩子从性统治的污染中隔离出来吗？
究竟何谓“母职”？何谓“父权制”？以及女性走出家庭、外出工作就能推翻父权吗？
在上野千鹤子看来：
- “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 “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 “在当代，女性作为雇佣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着剥削，她们同时又作为家务劳动者在父权制下遭受着剥削。”
本文来自活字文化解读日本东京大学性别研究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其著述《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我们对文章做了再次编辑。感谢活字文化授权，活字文化出品的《用性别之尺丈量世界----18堂思想课解读女性问题》已在豆瓣时间上线，点击阅读原文即可收听。
上野千鹤子，1948年生，自年轻时代起即不断批判日本父权结构，是最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现任东京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曾任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客座研究员、波恩大学客座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和墨西哥大学研究所客座教授。
以“母爱”之名
家务劳动，是一种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家务劳动”这一概念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家务劳动”这个概念的形成让人们认识到“家务劳动亦是劳动”。理论层面上对“概念”的新发现带来了认识上的变革。随着人们认知“地图”的改变，世界也焕然一新。这就是理论的力量。在“家务劳动”这一概念形成并广泛传播之前，“家务”并没有被视为“劳动”。被“家务和育儿”缠身的专职家庭主妇们，尽管“每天都很繁忙辛苦”，但依然被讥讽为“包三餐还可以午睡的人”。若她们争辩道：“我也是起早贪黑像蜜蜂一样勤勤恳恳地在工作啊”，对方只一句“你干的活根本不算工作”就轻易将她们驳倒了。倘若被说“家务不是工作”，女人们就只能怯声说道：“哦，是么……”
但是，“家务劳动”这个概念的出现给予了女性们以理论的武器。不论“家务劳动”能否带来金钱上的收入，这都是劳动，因为如果家庭主妇不做的话，就必须找谁来代做。从这点上来看，它是“有用且必不可少”的劳动。而对于女性们付出的这种劳动，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没有任何补偿，它被置于一种无权利的境地之中。这就相当于不正当的且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无偿劳动”（unpaidlabor）。
日剧《问题餐厅》台词
“家务劳动”的概念使家庭主妇对自己的劳动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且提高了自身的女性权利意识。换句话说，长久以来那些家庭主妇默默做着的、被视为理所应当的工作，实为非正当地强加于女性的。有了这样的认识后，女性才开始有了从未有过的“剥夺”（deprivation）感。在激发女性的不满和愤怒这点上，女权理论可以说是麻烦制造者。也难怪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焦躁起来——“以前女人们从没对自己的身份有过任何不满。”［Evans-Pritchard，1965］通过对“剥夺”的认识，女性逐渐形成了“女性－被压迫阶级”的“女性阶级”（women class）意识。
家庭主妇所进行的日常工作被称为“家务劳动”，这意味着人们的视角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日常工作一旦被称为“劳动”的话，就仅仅只是“劳动”了。因为“家务劳动”总是伴随着这样的讨论：“劳动”浸染了汗水和辛酸，还被扣上以“目的－手段”为名的一系列功利主义原则的帽子，而且可以换算为经济价值。但就是这样的劳动，在无偿和献身的旗号下，还被试图冠以“神圣”之名以得救赎。特别是在关于“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的争论中，女性自己总以“爱”之名提出异议。
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这在女权主义者进行的有关“母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中逐渐明晰。“爱”和“母性”都是意识形态机制。“爱”，其实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机制。
“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
女性只要赋予“爱”以无上价值，她们付出的劳动就很容易被“家人的理解”“丈夫的慰劳”等说辞所回报。女性是供给“爱”的专家，也是总在“爱”的关系中单方面付出的一方。美国社会学家芬奇与格罗夫斯明确地指出，所谓的女性专有领域的“关怀”、“照料”实际上是“以爱之名的劳动”（a labor of love）［Finch＆Groves，1983］。
美剧《美国夫人》台词
无论用何种意识形态来粉饰遮掩，女性在家中所进行的工作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并且是如果她们不做的话就必须找人来代做的“劳动”。而家庭主妇们只能在“爱”的名义下默默承受。
对子宫的统治，体现在避孕/生育的自我决定
女权主义最初开始关注的焦点就是作为“生育的性”的女性以及她们所作为再生产者的角色。性、母性以及堕胎的权利常常是女权主义关心的核心问题。 性之于女权主义如同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一样。［Mackinnon，1982：1］ 但这不意味着像费尔斯通这样的“生物学主义”。这是因为，“正如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性之于女权主义就是被社会建构的事物”。麦金农（Catherine A. Mackinnon）继续说道： 正如阶级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的劳动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即劳动者），性（sex）的定义就是某一类特定人群（即女性）的性（sexuality）因另一群人的利益被有组织地剥削榨取。异性恋制度就是其机制，其凝结的形态是社会性别和家庭，其特性是在特定人群中所产生的性别分工，其结果是再生产，控制管理就是其课题。 与其将父权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劳动的占有”，倒不如将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的性（sexuality）的占有”，这样的定义更像是女权主义的论题。但是这样一来，性的问题就架构在没有解析性统治物质基础的情况下便转向意识形态、精神分析等“上层建筑”上了。性的占有，不只是社会意识（“心态”）的问题，也同样是拥有物质基础的制度性问题。 正如麦金农所言，将“女性”定义为社会性存在并不意味着生产中的阶级关系。异性恋（heterosexuality）制度在两种性别（gender）的划分中是基于与“男”性的关系上给予了对于“女”性的定义。其第一要义首先是“生育的性”——再生产者。女性之所以为被压迫者并不仅仅是因为女性是再生产者，还因为她们与自身所进行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结果的再生产物（reproducts，此词语是对应生产物一词而来的，用再生产物一词来表示）——孩子所分离而来。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劳动成果的再生产物被男性－父权（patriarch）所占有。而这正是“父权制”的含义。 如果将生产关系中的阶级概念引用到再生产中来，我们可以称男性是再生产统治阶级，而女性是再生产被统治阶级。女性虽然持有叫作“子宫”的这一再生产手段，但是子宫从肉体上属于女性身体的一部分完全不意味着女性“所有”子宫。父权制的企图一直都在试图支配并控制作为再生产手段的子宫。再生产统治阶级试图让女性始终对自己的身体保持无知，并将其身体的管理委托于男性，将避孕和生育的自我决定权从女性手中夺走。
美剧《使女的故事》剧照
遗憾的是，在现代生殖技术范围里子宫仍无法从女性的身体剥离，但我们能想象得到，人工子宫如果能实现的话，那么其管理和运用的权利将会落在男性手中。生殖技术的发展不仅不是不孕不育女性的福音，反而是父权制的乌托邦，也就是说，这下终于可以不再依靠女性这种可憎的动物，就能全权掌控再生产了。
如今，在像代孕妈妈（surrogate mother）这类利用子宫而获取金钱的买卖交易中，买方总为男性，卖方总为女性。“货币”这种资源代替了“爱”，决定了子宫和再生产物的所有权会落于谁的手中。“货币”这种资源在当下是社会权力资源，所以其分配（规则）基于性产生的差异。在这种差异下，可以说父权制的痕迹被“爱”美化并抹去，更直截了当地表现为用货币语言表示的再生产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正如1987年美国的代孕妈妈拒绝将孩子交给委托人的“Baby-M事件”所揭示的一样，反而是“爱”的语言掩盖了再生产关系中阶级式的统治关系这一现实。 对子宫的统治本来就是围绕出生婴儿的归属之争，这正是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婚姻虽然是两个亲属集团之间的契约，但其中一直都有围绕孩子归属问题的政治性争执。比如如果聘金未支付完的话，有的女方亲属会在对方付完聘金前拒绝把孩子交付给男方。如此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婚姻契约不仅仅是丈夫与妻子的性关系的契约，还是由这一性关系衍生出的结果，即围绕孩子归属问题的契约。 在前近代式的婚姻中，妻子被视为创造嫡子的道具（“借胎生子”）。在这样的制度下，离婚对于女性而言意味着将孩子放在婆家随即离去。许多女性由于不想与孩子分离而对离婚望而却步。但即便是那时候，与母亲分开的孩子也并不是由父亲抚养，而是由男方亲属圈中的祖母从事这一再生产劳动。这里的问题是，无论是由母亲抚养还是由祖母抚养，孩子都属于男方这个事实。在像中国、韩国这样实施夫妻不同姓制的国家里，孩子属于男方也更是一目了然。孩子冠父姓意味着把母亲标记为外人。
最近发生的母亲要求“冠姓权”事件
二战后这种情况有了极大的转变。现在夫妻离婚之际孩子有八成以上被归为女方。这与伴随着家庭的核心化，丈夫失去了代替妻子行使女性劳动的人（祖母）的事实有关。离婚不再意味着失去孩子，这使得女性下定决心离婚变得相对容易。而这样的事实却很少被提及。但是多数单亲母子家庭处于贫困线之下也是事实。从数据得知，离异男方所协议承担的抚养费不仅极低，而且很多父亲经常拖欠抚养费，随后甚至渐渐停止支付抚养费。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女性会将男方告上法庭。
许多女性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中一边负担全部再生产费用，一边还得兼顾养育孩子，对她们而言，还能说她们从父权制下“夺回”了孩子吗？等待她们孩子的不再是个别的压迫性父权，而是转化成为制度性的父权。
据哈特曼所言，“性统治（gender hierarchy）的再生产”发生于“教会、学校、运动俱乐部、工会、军队、工厂、事务所、保健中心、媒体等灌输父权制态度并且将女性地位压低的场所，而且这些都是起助推作用的家庭外部场所”。［Hartman，1981：日译本63页］如此一来，会有诸如以下让人啼笑皆非的喜剧出现。在离异后母子相依为命的家庭里，即便母亲是女权主义者，她还是会被五岁的儿子反驳道：“你只不过是个女人而已！”
只要女性和孩子处于父权制社会之中，即便取消个体婚姻，那些试图将孩子从性统治的污染中隔离的各种尝试也会无济于事。
美国电影《婚姻故事》台词 再生产不仅意味着从受孕到生育为止的生物学过程，还包括把生下的孩子抚养成人的全过程，并且这种再生产劳动由女性承担。通过这一过程，为了培养适合父权制的下一代而动员女性自发的献身，这与父权制的成功息息相关。家庭就是这种父权制再生产关系。通过家庭，父权制再生产关系本身也毫无疑问地由女性再生产了出来［Chodorow，1978］。
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
职场妈妈，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阴谋
由于雇佣劳动，妻子对于家庭生计的(可见的)贡献影响到了丈夫与妻子的上下关系，并且使父权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倒退。然而，它以一种更巧妙的形式补充了父权制，并强化了性统治。这是由于在近代型“性别角色分工”下女性成为家务劳动者，而在“新的性别角色分工”下女性既是雇佣劳动者又是家务劳动者，她们扮演着“双重角色”(dual role)。并且，家庭主妇虽然成了雇佣劳动者，但她们作为家庭主妇的“家庭责任”丝毫不会减少。女性背负着百分之百的家庭责任(家务、育儿劳动)，同时她们还要外出工作。
女性的“双重角色”，意味着“双重负担”(dual burden)。这意味着，女性作为雇佣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着剥削，她们同时又作为家务劳动者在父权制下遭受着剥削。而在家庭之中，丈夫对妻子的家务劳动袖手旁观；在职场上，这些男性对于女性劳动者(她们与那些在家庭中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妻子一样)而言，则是支付她们低廉薪水的上司。在此基础上，丈夫还享受着妻子赚来的用来填补家庭生计的收入成果。
日剧《坡道上的家》台词
社会学的角色理论认为，职业女性与家庭女性的“双重角色”是“角色冲突”的根源之所在。“工作还是家庭”这种二选一的窘境正体现了其中的冲突。同时，这种冲突又与女性解放语境下的“自立还是依靠他人”的问题遥相呼应。然而，我需要再次重复下面的话：只要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互相抵触，换言之，只要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互相矛盾，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通过新与旧的性别角色分工，作为百分之百再生产者的女性，她们的家庭责任并不会消失。然而，按照她们的生命周期，再生产劳动的强度已经有所改变，或者说，再生产劳动的实质已有所改变。在生命周期的第三期，处于后育儿期的女性与处于哺乳期的女性相比，她们的再生产劳动急剧减少。再生产劳动负担减少的部分则由生产劳动的负担来填补。然而女性无法变为百分之百的生产者。非全日制的)从业形式(部分生产者！)，这是与生命周期第三期相对应的劳动形式，也是使得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不互相抵触的、雇佣劳动与家务劳动之间达成的妥协形式。
但这种说法似乎仍然不正确。在生命周期第三期，不仅是再生产劳动的数量会有所变化，其实质也会有所改变。儿童在从第一次社会化走向第二次社会化的过程中，教育代替了养育。换尿布、喂奶这种生理性的养育责任，会伴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大幅减少。而与此相应的教育责任则会变得格外重大。并且，教育的成本主要是货币成本。母亲的养育责任的确是逐渐减轻了，但减轻的负担会变为一种外部化的再生产劳动——也就是教育，这时，母亲就不得不用金钱来购买教育了。
家庭主妇的角色和职业女性的角色这两种“双重角色”之所以没有产生冲突，是因为“新的性别角色分工”成了维持父权制的秘密武器。也就是说，在后育儿期，女性进入职场后，无非是为了更好地达成“妻子ー母亲”这一角色而已。
如此一来，女性就成了作为“妻子一母亲”的劳动者。这并不符合恩格斯所提出的假说一一女性转化为劳动者则能撼动父权制。家庭主妇劳动者不但没有与“妻子-母亲”这一角色产生冲突，反而成了成为“妻子-母亲”这一角色的新条件。这种悖论的辩证法正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新的妥协形式。这就是让女性成为非全日制劳动者或非全日制的家庭主妇，也就是让她们成为部分生产者部分再生产者。通过给予女性这种新的身份认同，她们陷入了“工作还是家庭”的二选一的窘境，所以说，这种身份认同只不过解决了表面上的问题而已。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对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双方都是有利的。这是因为它代替了完全的生产者亦或是完全的再生产者这种二选的选择，转化为了一种貌似和谐的解决方式，即“部分生产者部分再生产者”，而这种变化只发生在女性之中。
第一，对资本主义言，女性是部分生产者、也就是她们作为不完全的生产者进入劳动市场。在劳动市场中，中老年家庭主妇劳动者从一开始便放弃了竞争，她们作为二流劳动者忍受着恶劣的待遇，作为心甘情愿的、经济实惠的、顺从的劳动者被压价购买，这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并且她们获取的用于家庭生计的辅助收入则在“扩大内需”的名义下提供了消费市场，可以说，她们甚至还是消费市场的老主顾。
第二，在父权制下，男性仍依赖着部分再生产者的女性所承担的家庭责任，他们只是盘腿享受着无偿劳动。女性成了部分生产者，而男性却没有成为部分再生产者，可以说他们丝毫没有改变。从部分生产者到部分再生产者，这种变化只要不发生在男性身上，那么以无偿再生产劳动为物质基础的压迫女性便不会消失。
日剧《坡道上的家》台词
而且，只要女性仍然是部分再生产者，这就为那些认为女性只能成为部分生产者的人提供了借口。在劳动市场中，作为部分生产者的家庭主妇劳动者被给予薪金低廉的职位，并且正因如此，她们的收入只够补贴家庭生计。如此一来，作为家长的男性，他们的权威便更稳如泰山了。女性的部分生产者化与部分再生产者化，就是机制互相强化的、在“新的性别角色分工”下压迫女性的物质基础。
我们生活在一个女性地位“盛况空前”的时代，女性在职场、艺术、政治等领域崭露头角，但同时，对女性的限制、物化和规训仍然普遍存在。童婚、割礼以习俗之名依然留存于世界上的许多地区。
我们生活在一个性别平等获得普遍认可的时代，但有关“什么是平等”的讨论却充满了误解、错位和攻讦。
回顾女性的历史，黑暗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警察有权逮捕在街上穿裤装的女性。1971年，瑞士的女性才为自己争取到投票权。韩国民法中将男性确立为一家之主的条例，直到2005年才被废除。
在这门课中，我们将带领大家回到女性权利意识觉醒的时刻，帮助大家理解近现代女权运动的诉求和背景，同时追溯性别文化的发展，搭建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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