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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着泪看完《乐夏》,你记住“中国第一女鼓手”石璐了吗?

城市画报  · 公众号  · 杂志  · 2019-08-05 11:59


上个周六,《乐队的夏天》总决赛。有多少人是捂着眼泪看完的?在这场“夏天”主题创作赛里,刺猬乐队演唱了一首《光阴·流年·夏恋》,不负众望地在“乐队Hot5”中拥有了姓名。

刺猬乐队合影。来源自微博@刺猬乐队


因为《乐队的夏天》这一节目而终于为大众熟知的“中国第一女鼓手”石璐,就是刺猬乐队的鼓手。她还有另一个别名——阿童木。原子弹,铁臂,说的就是她——小身躯,大能量。从乖乖女变成摇滚乐手,石璐过的是突破束缚实现自我的一生。


不久前,她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首歌《勐巴拉纳西》,是献给女儿的。


在歌里,她祝福女儿“在幻妙的时间里,有望喜和奇遇”,这也是她在摇滚乐路上收获的,尽管小时候被规训过,像乖乖女那样,也被挫折打败过,差点退出刺猬,差点失去自我,但鼓槌没有停,她就没有停,终于在《乐队的夏天》,和刺猬、和很多人一起获得了早该属于他们的关注与欣赏。 


我们和她一起梳理出每一个对她而言意义非凡的地方,一站一站地展示出属于她的人生地图。以下为她的自述。

石璐  |  刺猬乐队鼓手



14岁开始玩鼓,2005年加入刺猬乐队至今,同时她也是NovaHeart乐队、大波浪乐队鼓手。2019年夏天刺猬乐队因在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中出色的表现被大众熟知,石璐也频频登上热搜,她被新裤子乐队主唱彭磊评价为“中国鼓手中最好的女鼓手”,坐实“中国第一女鼓手”的名号。节目之外她与刺猬乐队主唱赵子健的情感经历也在网络引发热议。


 STATION 01 


/少年宫/ 

从大队长变成摇滚乐手



我妈妈是少年宫老师,我童年的记忆全在少年宫。


少年宫跟景山公园就隔一堵墙,我是在景山公园里乱跑长大的孩子。印象中妈妈不爱做饭,照顾我也习惯跟人搭伙儿。她从小就喜欢磨练我,有一次,我从景山公园拿了一兜橘子,塑料袋漏了,我一路弯腰捡橘子一路向前走,摔一个大跟头。我妈回头看了我一眼,也不管,还往前走。

长大后我还老记着这个背影,心想:总有一天我会独立的,那时的她帮帮我有什么大碍呢?


4岁前,我爸爸在科威特做建筑工人,往来的只有信件。他回来那天,我和妈妈去机场接他,我还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我爸特开明,从此我有了一个好朋友。


爸爸从科威特回来不久,就给我买了一台钢琴。当时一台钢琴八千块钱,买完后家里一分钱都不剩,吃了这顿就顾不上下一顿。但我爸是一个特能折腾的人,我家才从穷的状态一点点熬了过来。


学钢琴是我妈做过的最磨砺我的一个决定。我一点都不爱练琴,小时候学习成绩好也全归因于我不想把时间花在琴上。当所有小孩子都在外边儿玩,我必须坐在钢琴面前。我人生中唯一一次被爸爸打,也是因为不想练琴,气得折扇都给打裂了。打完后他还把我抱大街一个坑特深的旱厕里,把我杵那里头去吓唬我。我一下子就听话了。


当时我的钢琴老师对我说,你坚持下去,哪怕只坚持到小学毕业,以后也一定会受益的。很多年后,我才开始感谢这一切。小时候练过琴的孩子,长大后遇到的很多事儿都不算什么。钢琴磨练的其实是人的韧性。



我是一个典型的家教严格、学习成绩好的乖乖女。小学时,我是全校唯一的大队长,肩上三条杠那种。我特爱管人,像我妈,哪个女孩受欺负了,我得让一群人围着给主持公道。那会儿升旗,看着鼓号队行进,就很想加入。但不行,我得主持升旗仪式。


上初中后一切都变了。我不长个儿,还带牙套,特别不起眼也不受老师器重。整个少年期间,我都被透明化了。同一时间,少年宫有了管乐团,我上去打了打,就被老师留了下来。凭着六年钢琴基础,我开始打小军鼓,一打就打得特别好。


后来大学期间,后海大鲨鱼的鼓手小武介绍我去“刺猬”,说我的技术要玩他们的东西就是白玩儿。一玩起摇滚乐,我的自信回来了,多年的压抑和愤怒也放出去了。爵士乐大师们的鼓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敲出来的,但摇滚乐的呈现形式,是我能抓住的。


托我妈的福,那会儿刺猬在少年宫200平方米的大殿里排练,除了凳子,就是乐器。公共场合难免会有人扒着门看,其中包括我爸,但他从来不打扰我们。有一次,我们排练完了一首全英文的歌《pumpkin》,他说,你们这次进步很大,像是乐器之间的对话了。他能听出好来,他也能听出来我们在干嘛。


少年宫对我来说就是一切的起点:刺猬第一张纯手工DIY的专辑Happy Idle Kid(《快乐的懒孩子》),就是在少年宫排的。



 STATION 0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开始内爆,开始为自己而活




我听摇滚乐听得特别晚。之前我只接触过爵士乐和流行音乐,还对摇滚乐持有刻板印象,全身心都在拒绝。


 大学我考进中国传媒大学,学的录音系。入学晚会我表演了一架子鼓,小武注意到了,老让我去给他指导打鼓的基本功。在小武的分享和赵子健的影响下,我听起了摇滚乐。


摇滚乐就跟照镜子似的,你通过它来看到自己,认清自己,打开自己。我想我的个性里一直就有摇滚乐的东西,一旦接触之后,就开始内爆了。


这像是一条分界线,这之前,我都是为父母而活的。这之后,我属于我自己。乐队玩了一年后,我跟子健恋爱了。那段时光很开心,我们时常参加一些活动,看演出,或者在北航排练。一边上学一边演出,记得来人最少的一场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是酒吧老板。那时我很苦闷,不知道怎么能把乐队做得更好。


临近毕业时,我们参加了一个乐队比赛。我们唱了《smart》,一首柔歌,没有大起大落,结果被淘汰了,但一个挺没个人特色的乐队却得了名次。从淘汰现场我们急急赶去参加北航的毕业典礼,所有人都在等着我们。等唱到《柏油公路》,最后一句歌词是“没有结尾,匆忙的生活是为了谁”,我把鼓槌向上一扔,趴在鼓上哭得泣不成声。我们这么好的作品,怎么就没人知道呢?但赵子健好像一直都是一副无所谓的状态,不管别人怎么说,他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也安慰了我。



毕业后,我们都去上班了。我在一个网站当编辑,天天复制黏贴,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都有一种过了折腾的年纪的感觉,想着做完第二张专辑《噪音袭击世界》就散了。当时也有唱片公司要买我们的版权,说签约给200张盘,你们卖去吧,这就是版税,更让我们觉得未来一片黑暗。


但我不死心,混不吝地给当时的标杆唱片公司——摩登天空打了一电话。传完歌,大概40分钟的时间,那边说,行,我们可以合作。那个下午,是我参加《乐队的夏天》之前的人生中最快乐的一个瞬间。



挂了电话后,我在公司里坐不住,上蹿下跳,跑来跑去。我们终于被认可了!原来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真的没有白费!后来子健把这些刚进入社会的情绪和苦闷写进了《白日梦蓝》这首歌里:“青春是青涩的年代,我明白,明天不会有色彩,社会是伤害的比赛……”在市场低迷、宣传缺位的2009年,仅靠口耳相传,在虾米平台上的播放量就达到了上千万。


但我们依然是一支得靠上班才能养活自己的地下乐队。



 STATION 03 


/胡同平房/ 

甜蜜与伤害,窘迫与潇洒



工作太没劲,我就辞职了。


那时候子健上班,一个月拿三四千,我们花400块钱在胡同里租一房子,15平方米,一进门有一个两人沙发,旁边一床。没有走路的空间,平时两人都得错着走。


每个白天,子健上班后,我一个人在家里不知道能干嘛。每天买菜,做饭,收拾家,洗洗衣服,有点找不着自己了。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屋子里都没有水, 洗个碗都要到院子里,水管没跟地接着,你洗多少水最后都溅自己脚上,晚上撒尿用一尿盆儿。冬天平房又很接地气,冷得脚丫子都冻着。迎着西北风,用电磁炉做一烧茄子,炒好了,也就凉了。


记得那时候,每天下午夕阳西下,大家都接孩子放学回家,我一个人走在那胡同里,觉得自己特别落寞。


我没有自己的生活和想做的事情,连乐队也是跟子健一起做的。慢慢的,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子健一附属品。那时候他天天拉帮结派上饭店坐穿馆儿(坐到店铺打烊赶人),吹着大绿棒子,我也不喝酒,就在那儿陪着,六个小时六个小时的,比上班还累。鼓手是有职业病的,坐时间长了,我会特别痛苦。


当时我们亲密的朋友圈几乎都是一对一对玩音乐的,我们处在时刻想要在一起的状态。周末我们痴迷于玩三国杀,两天当三天过。后来太熟了也没什么可聊的,丧的力量开始越放越大,他们都是象牙塔尖儿上的人,想法特别深奥也特别多。跟他们比起来, 我就属于想法特稚嫩,也不丧的人,反而有点格格不入。


但那时我们也过得挺潇洒,我开家里一蓝鸟的车,车上放着子健自己刻的cd曲目。大部分时候,一辆车塞进九个人。我老找不到路,车太沉了刹车就刹不太住,上路挺猛的,对司机来说很尴尬。有了车之后,你一下就能看出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不是有眼力见儿。那会儿我们老因为开车和油钱的事狂吵架。


后来我找了一做录音后期的工作,状态一下子好多了。我是必须得折腾起来的一人。我们从胡同搬进了楼房里,生活也好过多了。



 STATION 04 


/D-22/ 

黄金时代



住进楼房里,空间大了,子健喝的酒瓶子都摞成墙了,易拉罐的,一推就倒。


子健特别爱玩,那时我们常去一个叫D-22的livehouse,小小的空间,二层还有一个VIP的小房间。那是一个生乐队、养乐队的地方——就是在那里,我们认识了一群玩音乐的朋友。它像一张温床,完全包容多元化。


我们第一次在D-22演出是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演完老板给了我们800块钱,是当晚所有的酒水钱。他说,希望我们在未来的周末赶快回来再演一个。你从他的眼光中能看出来,他真的特别喜欢你。你感觉到这是一个会不遗余力去成全你、让你真的感觉到人人平等的地方。 


可惜好时光都过去得特别快。2011年D-22闭店那天,我记得音乐人张守望有演出,大部分的朋友都在。当时的运营经理Charles说D-22已经做得足够让他们自己满足了,是一个圆满的结束。我一个人在二层的VIP小房间里,用一DV对着楼下转了一圈,把所有人都照了下来。赵子健站在最前面,穿一毛的军大衣。



D-22关店后,忽然间,未来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很未知。也是在那个节骨眼,七年之痒,我决定跟子健分手。子健太理想主义,社会化程度太低,我实在有点拽不动了。很多情侣在一起都是一种特别亚健康的状态,本来挺有自己的,结果对方一干涉一强迫,没了,两个人在一块儿不是特别的互相成全。分手前那段时间,我已经压抑得几乎要爆炸了。


分手之后,我回到父母家,哭了两星期,哭的是特别习惯的一个状态被打破了, 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我们搬走后,朋友们也都各自搬家了,散了。我们都变成熟了,没那么多要聚在 一起的必要,缺了子健这个攒局的,见面次数更是越来越少。


半年后,刺猬的前贝斯手博譞邀请我加入一个新乐队nova heart,做一种特有原始部落狂欢气质的音乐。我一下子觉得有一个新的希望在向我招手。我将注意力全转移到了工作上,创作,排练,一站站巡演,也几乎把世界都走遍了。


只是后来在北京我再也没有遇见像D-22那样的空间,不管哪里都有点社会化,分三六九等的。我觉得是时代不一样了。不久前,路过原D-22的店址,现在成了一拉面馆。一瞬间,我觉得一切都物是人非,青春过去了。



 STATION 05 


/西双版纳/ 

成为母亲的双城记


跟子健分手之后,我空窗了三年。三年后,忽然来了仨。一开始觉得生活怎么忽然这么善待我,但都是尘埃,好不过三个月那种。


那时候,天天混酒吧,生活也有点燥得没味儿了,特别想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状态。巡演的时候,在 高铁上看一孩子就母爱爆棚、狂逗他玩儿,人家父母还以为我是一人贩子。后来遇上我前夫,就闪婚了。后来我俩感情不太好,怀孕期间我就抑郁了。生完孩子四个小时了前夫才到的医院,三个月后,我起诉,把婚给离了。


那是我人生中特别艰难的一段时光,音乐都放下了好一段。孩子六个月大的时候,我爸在西双版纳买了一套房子,让孩子得以远离北京的冬天和雾霾。我开始过上了双城生活。


西双版纳的家都是我爸装修的,全是红木家具。我跟邻居们的来往和共同话题基本上都是孩子。住在那儿,我得以体验了一把云南的野生生活,还常跟云南朋友去买野生木耳、鱼腥草。七月八月的雨季一来,院子里全是可以捡的菌菇。那儿的生活特别安逸,好像几条木头搭一阁楼就可以睡觉了。


但太安逸了我也受不了。邻里间喜欢招呼喝茶, 有事没事天天都在一块儿待着。时间一长,我觉得自己离文化特别远,就开始心痒痒,胡思乱想。我在干嘛,安度晚年吗?

 


2017年春节跨年时,西双版纳炮竹声响彻天际, 澜沧江边少数民族们都围着篝火跳舞唱歌。烟花在天空中炸裂,女儿在我背袋里睡着了,时而惊醒,时而又定定地看着我。我感觉到,这个小生命,跟你心连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在洗牌声的噪音下,我脑海中的灵感不断翻涌,动机一个接一个,分泌出了人生中第一首歌曲《勐巴拉纳西》。最初的版本,身边的朋友里只有子健一听 就说这歌好。听了一百遍后,他开始帮我想编曲,最后推翻原版做了一个乐队化的呈现。我跟他的默契就体现在,我们的审美一直都特别一致。


在我休整的期间,子健的精神状态也很差。等我休整好,刺猬就进棚了,开录新专辑。那时子健彻底对摇滚乐市场绝望了,我误解他对巡演和音乐节也不上心、不卖力。可能对他来说,出完专辑这事儿就完了,因为再花心思受众群也就那些。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瓶颈期里。专辑录完,我给他发了一千字信息, 说我想要退出乐队。他说行。发完专辑后,还有一场全国巡演。 


一忙起来,玩了三个乐队的我经常一个月一个月地离开女儿。生活协调不了,有时候很痛苦。女儿在北京的时候,我就会玩命儿陪她。有时我甚至觉得, 年轻时该玩儿的都玩儿过了,现在还演什么呀?心满意足的,看着孩子就挺开心。



 STATION 06 


/廊坊大厂/ 

乐队的夏天到来,找到未曾谋面的自己



《乐队的夏天》节目组微博联系上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骗子。后来公司又提了,就跟节目组在赵子健公司楼下聊了聊。全是90后的女孩子,拿一小摄像机录着。挺惊讶的,她们基本上都了解我们的情况。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感觉他们做事很认真。


三个月录完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就像做了一场太好的梦。三个月来,我们投入全部精力,隔天排练,间隔一段时间去录节目,到后半段比赛更激烈,压力更大。过程中,我们受人尊重,也被善待。无论是声音灯光,还是呈现效果,工作人员都努力做到极致。他们才是真摇滚!


我们都是属猪的,今年本命年,总以为会犯太岁,折在第一轮上。我爸还安慰我说他就是36岁那年才开始开窍的,没想到,这个节目比我们预料的好多了,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状态。


本来我跟子健都认识大半辈子了,这个节目居然还能让我在他身上看见惊喜。一个天天迟到的人,关键时刻绝对不会迟到。他很拼命,一人运营着我们的微博。到赛程的创作部分,他一人写了两个动机。期间我们还老意见不合就吵架,但他都很包容。我可感动了,他还是能提溜起来。刺猬变得更团结了。



上完节目,我得到了很多关注。有些人跟我分享类似的经历,我会怜悯之心爆棚,回一句谢谢,也有的人会说一些特别没力量的负面评价,比如“不要喊麦”,我就觉得随便吧,you can you up。有时候,我也担心自己的行为在关注下变得越来越油腻,立刻就收了。

来采访的媒体也越来越多,有时候一天我们得做三采访,把同样的故事再重新说一遍。但我觉得挺好,得习惯,因为我们早就该有这样的关注了。

进八强后,节目组请了有名的发型师为我设计发型,将长发剪了。一开始我还有点抵抗,但发型师说“短发更高级,更配你们的音乐”,我就剪了。剪完之后我觉得我变了,之前总是有点压抑,但现在就特别自如、潇洒,自我好像放大了,有一种释放的轻松感。

我好像找到了很熟悉但又未曾谋面的自己。



以上内容节选自《城市画报》8月刊

关于石璐的完整采访内容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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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circle

专题编辑 / 席郁兰

录音整理 / 谢晓辉、赵媛媛

图(除特别标注外)/ 付酉

插画 / 左子

妆发 赵妮雅

场地鸣谢 Soloist Coffee

微信实习编辑 / 阿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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