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到放寒假，就开始盼着过年。
迟子建在《那盏叫父亲的灯》里也写道：因为有了年，就觉得日子是有盼头的。吾乡也有俚语“细人（孩子）望过年，大人望耕田”，对于生于上世纪90年代以及90年代以前的农村孩子们来说，过年不仅意味着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拿，更重要的是，还能吃到那些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吃食：板鸭、腊肠、酱猪肝、泡米、糖泡、猫耳朵、炸地瓜干、花生粑等等。
哦，对了，还有米酒。
而客家人眼里的年，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呢？腊月二十四的小年，还是更前的哪一天？
当然，如果只把年单纯地定义为某一个具体的数字，那么毫无疑问，年就是腊月最后一天，年开始的那一天，也是年结束的那一天；不过这样的说法可能就有些太过狭隘，也失去了年的真正意义。
我想，年应该没有确切的时间吧，从腊月初妇娘（客家方言，意指结婚的妇女，下同）们开始置办年货，准备那些过年必备的吃食时，年应该就已经开始了。又或者，这么说来，年开始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吧。因为从比腊月更早的一些时候，屋场的妇娘们就要准备年货里面最关键的吃食——年酒、板鸭、酱猪肝以及腊肠，所以这样看来，客家的年，应该还没有到腊月，就已经开始了。
但纯粹以吃食来来作为对年的定义，好像又有失偏颇了。
可在农家看来，板鸭、腊肠以及年酒等年货，已经超越了食物的自身意义，更多地承载了关于时间和关于年的标志：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食物，早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作为裹腹的作用，而且也不同于平常时节出现的其他食物，它们不仅具有特殊的出现时令，同时也作为日子里的某种标志，参与对时间的规划，让一年的日子尤其是靠近过年的那段时间，变得具体而生动。
就以年酒（有的客家地区也称为冬酒）为例，年酒一般是在冬至前后，取今年刚收获并晒干的糯谷，送到碾米场碾去谷糠，用屋角的山泉水泡上一夜，待米粒粒粒饱满，便放入木甑上，在柴火灶上大火蒸上三个小时，蒸出来糯米饭要软硬适中，水分合适，才算是完成了第一步；接着，再用刚刚挑回来的山泉水把热气腾腾的糯米饭过几遍水，让糯米饭快速降温至合适温度，同时也使糯米饭粒粒可分，随后再撒上醒好的酒曲，拌匀，转入酒坛，用稻草或旧棉被围好酒坛以便保温，静待时间的发酵，等米酒的酒香沁人、口感醇厚时，年差不多也就到了。于是在除夕和春节，米酒便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吃食出现在了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在客家人的年夜饭餐桌上，每年除夕的某一道菜可以被替换或者干脆没有，但年酒一定是少不了的。
于是，从开始酿年酒的那一天起，年就开始变得具体了起来，而不再仅仅是印在日历里的某一个生硬的数字；当年酒酿好的时候，亲人们也刚好都回来了，年，也顺其自然地就到了。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一年里剩下不多的日子，即使不撕日历，妇娘们也不用担心会弄错时间。
记得小的时候，放着年酒酒坛的竹篓就放我睡觉的床头边上，刚开始的时候，酒曲里面的酵母刚刚苏醒，糯米饭里淀粉才开始发酵，酒的香气还不是很浓，隔着酒坛几乎闻不到。等发酵到第三天的时候，酒坛里便开始慢慢有酒酿了，这个时候的酒没有一点儿度数，甘甜甘甜，谓之“甜酒”；而等离过年越来越近的时候，米酒的香气便越来越浓，不管是睡前还是梦里，我都仿佛能闻到那米酒的醇香。对于我而言，对这种气味的熟悉，便是对年的记忆，以至于读研究生时，唯独对有机合成实验中乙酸乙酯的气味不反感，甚至有点喜欢这种熟悉的芳香气味，这或多或少是因为从小就习惯了米酒的香味（但熟悉米酒的香味，并不代表酒量就很好，事实上我酒量并不好，有一年除夕因为禁不住劝酒，在叔叔家喝吐了，被母亲大骂一顿）。
酿好的米酒，即使用竹篦或纱布把酒粕过滤后，也不会像白酒那样清澈，而是看起来略带混浊。陆放翁有诗“莫笑农家腊酒浑”，按照当时的民间酿酒技术，诗中的“腊酒”指的应该就是普通的米酒，而客家人多为南宋遗民，他们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中原原有的习俗和语言，所以放翁老先生在农家所喝的“腊酒”，应该和客家的米酒所差无几。当然，这只是纯属个人猜测，未经考证，不免有牵强附会的嫌疑。
当然，对于家境殷实的人家来说，不论是在过年还是平常日子里也都可以酿米酒，用于婚嫁喜事或者单纯作为一种平常的吃食。但对于大部分的农家而言，妇娘们在每年冬至时节蒸上一木甑自家种的糯米饭，为过年而酿上一坛年酒，既是对流传了千年的习俗地继续传承，也是对一家人劳作一年的最大犒劳，同时也体现了对年，以及对日子最原初的尊重。
而出现在除夕以及春节餐桌上的米酒，也成为也会评价一户人家的妇娘是否能干的标志：品一口这户人家的米酒，通过米酒品质与口感的好坏，便可推测出酿酒的妇娘是否心灵手巧、持家有道，因为米酒的好坏除了与原料即所用的糯米、酒曲和井水有关外，更考验酿酒者的持家能力：糯米饭蒸到恰到好处、以及对酿酒器具和酒坛的洁净，对酒坛的保温，以及对时间的把握，这一切，除了来自于上一辈的言传身教外，更多地，还需要酿酒者自身的不断地学习与实践。毕竟，年酒的好坏，关于酿酒的每一步。
喝着年酒，人们在除夕的爆竹声中，满脸红光地谈论着过去一年田垄里的稼穑与打工的收入，祝福着来年的风调雨顺，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酒下肚，寒冬的冷以及归途的倦便被驱散得一干二净，全身都暖和了起来，这一年的艰辛或欢乐便成为了过去，日子也在米酒的氤氲热气中在翻开了新的篇章。
喝着年酒，亲戚或好友们围坐在春节的四方桌前，语调高昂地叙述着家长里短、评论着是是非非，讨论着下一年的外出计划或者谋生打算，相互劝勉着来年的时来运转；推杯换盏之间，借着浊酒，把浑厚的情谊延续和加深了下去。
小时候的我照例是不能喝米酒的，尤其是过年时候喝的冬酒。冬酒是年酒在进入腊月后，过滤掉部分的酒酿，取酒粕和一部分酒酿加凉开水经再次发酵而来的（客家人谓之“巢酒”）。经过二次发酵的冬酒，度数远比初次发酵的酒酿的度数要高，酒精度数约莫有二三十度。吾乡人一般不让孩子们喝冬酒，说是“喝酒烧坏脑子，读嗯（不）得书”。但甜酒和酒酿还是可以喝的，且还可以用来蒸客家美食酒酿蛋以及做酒糟饭、酒糟鱼等。记得腊月里，母亲还会在早上特意为我蒸酒糟饭呢，那酒糟饭的做法也极为简单，取少量未过滤酒糟的甜酒加至半熟的米饭中，和匀，然后再蒸熟就可以了。而蒸出来酒糟饭，酒香沁人，吃起来甘甜甘甜的，不用就着菜，我便能吃下去一大海碗！
这些年，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也进一步丰富，米酒便不再是过年的专属了。腊月里，圩镇集市上也有酿好的米酒出售了，五斤或者十斤装的，装在塑料瓶或玻璃瓶里。过年喝米酒的习俗在吾乡还一直延续着，但人们却越来越倾向于享受“快餐生活”，越来越多的人都倾向于直接去圩上买那些酿好的现成米酒回来，而屋场上这些年娶回来的新媳妇儿，大多也压根就不会酿酒了。虽然那些米酒可能也是经过了类似的工序酿出来的，但不知怎么的，喝起来总像少了些什么似的。
我想，对过程的尊重，以及在过程中对结果的期待，应该就是过年的重要意义之一吧。就好比这米酒，从田里收回来的糯谷，到糯米，再到糯米饭，再到米酒，多的是数不清的各种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等待与期待。没有了过程，或者直接跳过过程，片面追求结果的短暂快感，便会让米酒变得平淡无味。而我们对有关于年的各种活动的漠视，简化甚至忽略，或许就是这些年过年年味变淡的原因之一吧。
于我而言，如果可以，我依旧愿意在那些寒冷的冬夜里一如既往地静静等待，等待一个个大的淀粉分子在酵母和时间的作用下，变成多糖，变成一个个小的乙醇或者乙酸乙酯分子，把一年里最美好的岁月都积淀下来，只为迎接那一天。
